刘亚楼归国后，看谁都不顺眼张口就骂，55岁去世在场之人却都哭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沈阳站月台上传来一句京腔：‘老刘，你这回捞着洋学问了，脾气没见小半分呀！’”同窗老友胡家骏边递烟边打趣。刘亚楼撩开军大衣，“脾气留着顶用，不冲人冲事。”话音未落，他转身就去催运苏联援华军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股子“谁都不顺眼”的劲头，将伴随他余生，也正是这股子劲，让中国空军在废墟里长出翅膀。

三个月后，东北野战军开始收编伪满遗留的少量飞机。机库里油渍遍地、螺栓丢缺，技术员摇头叹气，刘亚楼一句“捡破烂也要捡出门道来”把大家噎得直挠头。整整两周，他白天钻进机腹，晚上裹军毯睡在散发汽油味的库房，大骂“磨洋工”的后勤人员。骂归骂，飞机却一架架重新挂起国徽。有人背后嘀咕：“这人火爆得很。”可第二天刘亚楼拎着热水壶给同事送姜糖水，谁也不好再抱怨。

火爆脾气从何而来？往前推三十五年。1910年春，闽西武平县，一个稚子啼哭刚响起，母亲却因产褥热撒手人寰。父亲无力抚养，把孩子过继给同宗刘德香。养父劈柴种田之外，还舍得拿出大米换学费，把刘亚楼送进私塾。那年月，小孩能读书是不小的奢侈；更奢侈的是，地主子弟刘克谟在课堂上偷偷塞给他《新青年》《向导》。思想的火种被点着，十七岁时，他已在武平北部开起地下商栈，为党组织运送药品和布匹。

1929年底，红四军进入福建。刘亚楼作为游击队排长随部作战，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布置，他抄下两行大字贴在枪托背面：动如脱兔，击似霹雳。自此，“霹雳火”成了外号。连年征战，他身上弹片不下十处，最险那次是赣东北战役，炮弹皮扎进锁骨，他却死死抱着望远镜指挥，嘴里还骂卫生员“别磨叽”。

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正赶上卫国战争爆发。列宁格勒外围，德军轰炸如雨，他与苏联飞行教官同上伊尔-2强击机执行低空扫射。教官问他“怕不怕”，他回一句“怕就不来”。累计四十多次实战飞行，为他日后建空军打下了底子。也正因此，1945年归国后，他对任何拖延建设航空兵的做派皆火冒三丈。

锦州会战前夕，国民党航空兵昼夜空投，前线电话一头接进司令部：“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劈头盖脸：“能降机的封它祖宗，不会降的留着喂麻雀？”这一吼震得话筒“兹啦”作响。结果，炮兵对准可用跑道连轰十三轮，敌机无法降落，锦州守军顿失空援。战后，他担心自己说话太冲，给炮兵团写信只说八个字：“干得漂亮，以茶代酒。”依旧不改本色。

1949年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毛泽东半开玩笑：“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怎么办？”刘亚楼回敬：“晕也要飞。”同年冬，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在长春新立湖开课，苏联专家开清单，他直接划掉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办公用品：“我们要航油、要发动机，不要沙发。”航空史料里至今留着那张红蓝铅笔混涂的清单，见证他“抠门”却务实。

抗美援朝爆发后，志愿军空军面对F-86“佩刀”压力巨大。1951年4月，第4混成旅折损半数战机。指挥席上，刘亚楼抬表看时，仅沉默三秒：“夜航上！”冒险的决定让参谋脸色发白，但结果是美军完全没料到米格-15夜间出击，志愿军连下三架敌机。课后总结会他又劈头大骂：“白天被人欺负，晚上不敢咬回去，干脆回家织毛裤。”局外人以为伤人，其实战士们听得热血上涌。

时间很快到了1964年盛夏，连续失眠、黄疸加深，他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诊断：肝硬化晚期。主任医师本想委婉解释，他摆手：“写结论，别浪费纸。”治疗期间，护士只要动他输血瓶慢一拍，他照骂不误；可每回护士下夜班，他又塞几颗口香糖说“熬夜伤胃”。就是这般怪脾气。

1965年5月7日凌晨，呼吸机指针开始摇摆。守在床边的战友回忆，当时他微微睁眼，口型像是在说“飞机”，没发出声音便长眠。病房外站着七八十名空军干部，他们平日挨过他的训，泪水却控制不住往下掉。灵车驶出东门，车队没有鸣笛，只有发动机低沉的轰鸣；有人说，那是“霹雳火”最后一次集合号。

刘亚楼留下的财产只有一块俄制手表、一部磨损严重的对讲机，连棉衣都是打补丁的。文件柜里倒是塞满飞行员战绩资料，每一份都用红笔写着批注：人是第一宝贵。火爆如他，对飞行员的珍视却像对待亲骨肉。

时人常说，他看谁都不顺眼。其实他只看不惯影响战斗力的毛病，无论出自谁的身上。脾气里带锋芒，也带赤诚。55年军旅，风雷交加；55岁离世，人心俱悲。刘亚楼，这位“雷公嘴”用喉咙吼出了军纪，也用一腔热血撑起了共和国早期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