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相，39，完，为人民军队建设继续努力

为人民军队建设继续努力

1950年12月，上级调我到设在南京的军事学院学习。当 时，这所刚刚创建的学院是全军的最高学府，院址在原国民党政 府国防部的中央军校旧址上，十分宽敞。

1945年9月9日，中国 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就是在这个大院里举行的，日本的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大院的礼堂内向中国军队交出战刀， 缴械投降。我听学院工作人员讲过此事后，专门到礼堂去看了 看日军投降的现场，我想：这个地方极有历史意义，应当给子孙 后代保留下去。

军事学院的院长、政委，由刘伯承兼任，我们第一批学员报 到时原有900多名，后因100多名学员不符合条件，被退回去或 转往其他学校，实际入学的学员是700多名。

1951年1月，军事学院开学，我被分到高级速成系二班。 高级速成系的学员都是师以上干部，大多数同志文化程度不高。 刘伯承亲自召开学员座谈会，了解大家的想法，帮助我们克服困 难。

他说：“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 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 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刘伯承的这番话，对我很有启发。

我建立了一定能完成学业的信心，无论战役法、战术学，还 是数学、物理、化学，都下苦功夫努力学；在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 作业中，也结合过去打过的仗认真思索；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 学习上，各门课程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952年7月12日，军事学院举行了我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 347名学员的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参加毕 业典礼并讲了话。萧克说：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是全军的 一件大喜事，这个大喜事是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一批学过现代 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他们对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将起 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

我自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正在组建的后勤学院 工作。那时，后勤学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 李聚奎任院长。全院共分5个系：后勤组织指挥系、军需系、财 务系、运输系、油料系。我被任命为后勤组织指挥系副主任，不 久又提升为主任。

1953年2月1日，后勤学院正式成立，当天举行了首届开学 典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后勤学院正式成立之际写了 训词和题词。

毛泽东的训词是：“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 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 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科学、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 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 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 正规化的目的。”

朱德的题词是：“建立现代化的后方勤务工作， 是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后勤学院的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同志不愿从事后勤工 作。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训词、题词，为这部分同志做了有力的 思想工作。

后勤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全军高、中级后勤指挥军官和 专业勤务军官，同时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1955 年，后勤学院357名首届学员毕业，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学院参加 了毕业典礼。他在讲话中说，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强有力的后勤 组织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毕业学员真正成 为军队后勤建设的骨干。毕业典礼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 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后勤学院干部和首届毕业学员，并与我 们一起照了相。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评为少将。

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元帅和在京将官的授衔、授 勋仪式。当周恩来总理授给我少将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 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时，我本来是有些想法的， 因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发给抗日战争中的团级干部的，我担 任的是军分区司令员职务，按规定应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得到了什么勋 章呢?我坦然接过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我在后勤学院工作了6年，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后勤 学院毕业，输送到全军各部队或机关工作，促进了后勤干部军政 素质的提高，我的心情是愉快的。

1959年，上级将我调到军委工程兵工作，担任长沙高级工 程兵学校校长。那时的干部调动，都是人走家搬，我和刘静带着 几个孩子—— 鲁民、东民、小华，离开北京前往长沙。在医学院 上大学的新华、正念高中的新民留在北京，继续学习。

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是一所正军级的学校，建于1951年， 朱德总司令曾为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题词：“为培养掌握近代科 学技术的干部，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长沙高级工 程兵学校的校名，也是朱德题写的。

在我以前，冯志湘、赵东寰、谭善和先后担任过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长。我接任校长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 演习场地已初具规模。学制两年，主要培养工程兵中级指挥员 和部分参谋、教员。

我上任后，根据上级规定的办学方针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主 要抓了加强实兵指挥的教学环节，提高未来指挥员的组织指挥 能力，效果是好的。

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将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改建为 工程兵学院，编制升格为兵团级。

1961年5月1日，长沙工程兵 学院正式成立，在成立典礼和首期开学仪式上，宣布了中央军委 的命令，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德操兼任长沙工程兵学院院长、 政委，我任副院长，曹孟朴为副政委。在典礼上，我代表学院，接 受了中央军委授予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兵团级军旗。1965年，我 被任命为长沙工程兵学院的院长。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任务是：培训、提高工程兵从副营职到副 师职的军政指挥干部，下设基本系、速成系、政治系。另外还根 据需要，设立了军事理论班、教员班、参谋班、建筑班、舟桥班。 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达成的 协议，长沙工程兵学院还开设了越南留学生班。学院的学制为 2 — 3年。

不同的班次都得有不同的教学、训练计划，造成教学任务格 外繁重。好在全院教职员忠诚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创造性地 辛勤工作，保证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训练计划都能得到落实和完 成，为工程兵培养了一大批中级军政指挥干部。

毕业自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干部，大多数成为工程兵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的骨干。许多毕业学员还参加了各项重要的国防工 程建设，如导弹、原子弹基地工程建设，援助越南、老挝工程建设 等，在这些工程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念及此，我心里都 感到欣慰。

在院校工作有一大好处，就是能学习到不少新知识。我原 本文化程度不高，虽经抗大、马列学院、党校、军事学院的培训， 自己觉得与做院校的领导工作还是有差距，这就促使我不能不 学习再学习。在后勤学院和高级工程兵学校、工程兵学院，我是 只要有空就去听课，后勤、工程兵的专业课，中共党史、哲学、政 治经济学课，我都有兴趣听。

在院校工作10余年后，我在军事、 政治理论方面，科学、文化水平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知识面也得 到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与一些专家、教授接触时，他们都不相 信我是放羊的羊信出身。

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在院校工作，可是我愿意在院校工作。 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作为一名老军人，该怎样为国家、为人民、为 军队尽力呢?我觉得，通过源源不断地为国防事业培养高素质 的军事人才，正是继续作贡献的一个好途径。

在长沙工作期间，我参加中共湖南省代表大会时，当选为中 共湖南省委委员。关于湖南省的地方工作，我提的意见不多。 不过，“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来，湖南面临的困难很 大，我们长沙工程兵学院积极参加抗灾、抢险、救灾，做了力所能 及的工作，得到了湖南省委和湖南人民群众的好评。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也受到了冲击。 当时强加给我的帽子有：“走资派”、“反革命”、“土匪”、“高(岗) 习(仲勋)死党”等等。我虽然感到困惑，但坚信这一切是暂时 的，党和人民自有公论。

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①的单位，长沙工程兵学院也不例 外，也出了“造反派”。1967年，“造反派”派了几个人，到神府地 区去调查我的“历史罪行”。但当他们到神府说明了来意后，却 几乎挨老百姓的打。特别令“造反派”不解的是：神府地区虽然也有两派，观点势不两立，但只要提起王兆相，两派的观点就没 有分歧了，两个群众组织都认为王兆相是老红军、老革命，不但 没罪，反而有大功……

①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造反派”离开神府地区后，我被打成“反 革命”的消息在老区传开了。群众普遍感到不能接受，有些淳朴 的老乡还想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他们要告诉毛主席：在神府葭榆 闹成了革命的王兆相不可能是反革命……

家乡传来的这些情 况，令我在逆境中既温暖又感动。

1969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长沙工程兵学院 被撤销。眼看着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才建设起来的学院被砍掉， 许多有经验的教职员改行或转业，大量教学仪器、教学资料散 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与一些老战友互通情况后才知道，全军原有的120多所院 校中，被砍掉了82所；有幸保留下来的也不能开展正常教学；而 部队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却严重下降，在业务技术方面甚至闹 出了许多笑话…… ·

这种情况令我十分忧虑，但自己又无能为力。

长沙工程兵学院撤销后，我被安置到洛阳居住。1976年，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1977年，我在 洛阳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常委，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 委 员 。

1979年，我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顾问，回到了工作过6年 的北京。我没有别的念头，只是希望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出一把力，工程兵党委布置给我的工作，我都努力完成。

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我任两届政协 委员期间，主要提过两方面的建议或意见，一是加快发展革命老 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多多扶持老区的教育事业，以便尽快改变 老区的落后面貌，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二是普及国防教育，增 强人民群众的国防意识，给予承担保卫祖国重任的军队更有力的 支 持 。

1988年，我离休了。就在这一年，中央军委授予我一级红 星功勋荣誉章，我的老战友、老伴刘静，也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 誉 章 。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条幅：

羊馆将官教官弹指间白发苍苍

扬鞭举枪挥笔崎岖路奋进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