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赴台之后被囚三十三年，生一儿一女

1949年，麦克阿瑟与孙立人进行了一次密谈: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不抱任何希望，如你能负起保台的责任。我们将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孙立人于1900年出生于安徽舒城，青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8年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西点军校。随后，被中国政府派往英、德、法等国考察军事。抗战时期，任税警总团总团长,第 38 师师长，新一军副军长、军长。1942年率 38师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

1955年6月6日晨，位于台湾南部的屏东机场阅兵场内，宪警林立，戒备森严，空气格外紧张。早在前一周，机场就接到命令，说是蒋介石与美国军事顾问要来机场阅兵，机场守卫部队已就安全问题专门作了布置。

但是这天清晨，却突然开来了几汽车军警，把机场的守卫部队撤换下来。

接着，特种部队的几十名士兵，手持探雷器，牵着狼犬，把阅兵场靠近主席台的地方，反反复复检查了好几遍。特别是对主席台，从台上到台下，从桌椅到过道，检查得非常认真仔细，就是一根针，也要拾起来掂量掂量。

机场大门口站岗的哨兵好生奇怪，今天是怎么了？以前，蒋总统也来检阅过部队，但从没像今天这样，如此草木皆兵。原定9点30分举行的阅兵式，一直到11点30分，蒋介石才陪同从南韩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走上检阅台。

主席台上，国民党军政要员几乎全部到齐了。细心的人们发现，一向神采奕奕的原陆军总司令，现“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脸上没有笑容，精神也不是很好。

阅兵后的当天晚上，孙立人参加了欢迎美国顾问的宴会，随后便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公开场所，再也没有人见到他的身影。

不久传出消息，孙立人的部下郭廷亮和同谋，企图在蒋介石阅兵之时，发动兵变，拥孙上台，后被情治部门发现。郭兵变未遂，遭逮捕。孙立人卷入此案，被蒋介石软禁。此案还祸及孙立人部下，有100多人最后被判刑，关进监狱。这就是震惊台湾的“孙立人兵变”。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后因与杜聿明意见不合，被解除兵权，只身南下。不久调台湾，任编练司令，负责新兵训练工作。

因为孙立人留学美国的背景，颇为美国人所看重。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为了争取美国援助，也为了拉拢军队中的非黄辅系将领，就重新启用了孙立人。1950年，蒋委任孙立人为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任陆军总司令。第二年，孙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如此快的晋升速度，就是在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中也是很少有过的。

美国军界对孙颇感兴趣，蒋就提升孙，想利用孙与美国套亲乎，这本是两好合一好的事情。可是美国人对孙立人太宠信了，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与警觉。

早在1949年初，杜鲁门眼看蒋介石在大陆行将垮台，便打算抛弃蒋，在台物色人选，企图操纵台湾独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鲁门曾派遣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为密使，赴台游说陈诚“自立”，成立美国占领军下的“新政权”，同时邀请孙立人参加。

对于蒋介石，杜鲁门也作了安排：如他愿意留台湾，可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当莫成德将美国政府的这些考虑，透露给陈诚时，遭到陈诚的谢绝。他对莫成德说：“我是蒋委员长一手提拔的，绝对忠于蒋公，不会有其他任何想法。”

美国政府在陈诚那里碰了壁，但仍没有死心。这年的5月，美军驻日本统帅麦克阿瑟突然电邀孙立人赴日本晤谈。麦克阿瑟邀请孙去东京做什么，电报上没有说明。

鉴于当时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孙立人不敢贸然应邀，便跑去请教陈诚。陈诚说：“这事我不能做主，你还是去请示委员长。”孙立人觉得为这事请示委员长过于唐突，就请陈诚代他向蒋介石请示。陈诚专门向蒋介石汇报，得到蒋的同意后，孙立人才去了日本。

麦克阿瑟派专机来台湾接孙，到东京后，没有安排他住饭店，而是请进了自己的寓所，给予很高的礼遇。

在东京麦氏的寓所，麦克阿瑟与孙立人进行了一次密谈:“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不抱任何希望，如你能负起保台的责任。我们将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麦克阿瑟的话还是刚开了个头，孙立人的头上便沁出密密的冷汗。还没有等麦克阿瑟的话继续往下讲完，他就打断了他的话：“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将忠于蒋委员长，不能临难背弃。

即使国民党全部退到台湾，我更要在委员长的领导下，负起保台重任，不能有其他任何想法。”

从日本回来后，孙将这次去日本会见麦克阿瑟的详细过程，一五一十报告了蒋介石。

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这个意图，以后没有再提出。但是，蒋介石却牢记心上，没有忘记。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对蒋氏政权进行援助。当时，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负责对台湾的军援执行。他仗着手中的权力，在台湾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这些虽为蒋介石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孙立人不识时务，与蔡斯打得火热。

蔡斯对蒋经国在军队中摹仿苏联建立政工制度，搞特务监视，十分不满，不时进行干预。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和蔡斯一唱一和，抵制政工制度。

因为蔡斯是国民党的“衣食父母”，蒋经国不敢得罪，就把气撒在孙立人身上，伺机报复。

1950底，孙立人召开了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的良心话。孙在会前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台湾社会“黑暗”，这是很犯蒋介石之忌的。

做士兵的思想工作，本应是政治部的事，孙立人却以“陆总”的身份，召开良心会，这又使身为“政治部主任”的

蒋经国认为是侵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蒋经国发动反击，也搞了个“庆生会”，与孙立人对着干。

此外，孙立人在私下谈及大陆丢失的原因，对蒋介石也颇有微辞，认为这是蒋氏“政府私人化”的恶果。他主张国民党应面对现实，建设好台湾，放弃不切实际的“反攻”幻想。

这些反对蒋介石的统治和所谓“反攻大陆”计划的话语，很快就传到了蒋氏父子的耳里。蒋氏父子便准备找借口，换掉孙立人。

孙立人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但是他在军界很有些非我莫属、惟我独尊的优越感，所以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孙在任“陆军总司令”时，与“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都闹得很僵。每周的军事汇报会，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十分可笑，他瞧不起周至柔，不愿意向他敬礼，迟到就能避免这种“尴尬”。因为蒋介石在场，他只须给“总统”一人敬礼。

军方每次召开会议，他孤掌难鸣，提出的意见或需要解决问题，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所以，当时陆军的待遇比海军、空军都要差，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有些怨言。孙立人的一位部下曾经说：“孙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但他不是一位领袖。”

1954年6月，蒋介石以孙立人陆军总司令届满为由，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长”。两个月后，新上任“参谋总长”的桂永清突然病故，论资历，只有孙立人接任这一职位。然而，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让只有中将军衔的彭孟缉当了“参谋总长”，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孙立人在担任“陆军总司令”时，彭还只是台湾省保安副司令。

“总统府参军长”虽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老蒋也没有打算让孙立人担任多久。孙在陆军中羽翼尚存，一日不除，就存在一份危险。蒋介石一直在考虑，如何对孙下手。

次年6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55年5月25日下午6时，陆军步兵学校总教官室少校教官郭廷亮正在家里陪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吃晚饭，一位中校军官来到郭家，对他说：“郭教官，校长请你立刻到办公室去一趟”。

郭廷亮不知道校长找他有什么事，放下饭碗就去找校长。郭廷亮一踏进校长吴文芝少将的办公室，几个情治人员一拥而上，蒋他铐住，随后被押上一辆吉普车，关进凤山郊外的一栋黑房子里，进行审讯，

郭廷亮被关押、拷打了10天10夜，才从老虎凳上放下来，交待了自己在企图在军中发动兵谏的行为。

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孙立人在税务警备总团任职时，就跟随孙。抗日战争时，在缅北战场上，任重炮营上尉连长。东北内战时，升任为少校连长。后来，郭廷亮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垮，他带着妻子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台湾，找到了老长官孙立人。当时，孙立人任台湾“陆军训练司令”，就让郭在下属的训练总队当了一名少校营长。

后来，孙立人升任“陆军总司令”，郭就转任“陆军总部搜索组大队长”，第二年调到“陆军步校”任职。孙立人与他的这位旧属关系不错，把他视为心腹，来往十分密切。

1954年9月，郭廷亮在部队联络尉级军官100多人，利用陆军中许多下级军官对蒋的不满情绪，预备于适当时候对蒋介石发动“兵谏”。郭廷亮官阶仅为少校，要联络他人有许多不便，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便借重孙立人名望和他的关系，为自己的活动提供掩护和方便。

听说蒋介石要在屏东机场检阅部队，郭廷亮便对联络对象们称，孙将军不满蒋介石在军中拉帮结派、任人惟亲的做法，准备在5月底6月初行动，决定在南部设立指挥部，到时你们一切听我的。

而郭廷亮对孙立人说：“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同学，因看不惯部队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他们拟在6月部队进行阅兵时，向总裁呈递意见书。”

孙立人听说后，批评郭廷亮不要乱来。郭当面表示接受。孙立人以为郭只是对军队某些不良现象不满，一时情急，说些过激的话而已，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哪知郭廷亮的一言一行，早为情治部门掌握。特别是郭廷亮与孙立人来往密切，使得情治部门十分紧张。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抓到郭廷亮后，以为逮到了一条大鱼，急忙赶到“总统府”，向蒋介石汇报。

“情报准确吗？”蒋介石听了毛人凤的汇报后，也感到十分意外。

“非常准确。我们已将几个首要分子分开审讯。郭廷亮本人也供认不讳。”

“郭廷亮与共党有没有联系？”“这……”毛人凤一时语塞。

“再好好审讯郭廷亮，是兵谏还是兵变？弄清还有没有其他背景？”蒋介石脸上闪过一丝冷笑。

“是。回去后我再提审郭廷亮。”毛人凤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

毛人凤走后，蒋介石担心意外，让人打电话给孙立人，要他30日随“总统”专机一块南下，陪同检阅。

此时的孙立人对所发生的事情还懵然不知。

孙立人于6月15日正式受到看管侦讯。8月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书”。孙在“辞职书”中称：作为郭廷亮的长官，平时对郭管教不严，以致酿此大祸，“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

两周后，蒋介石下达了命令：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织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此令。

蒋中正

郭廷亮一案，竟与“共谍”有关，这是孙立人没有想到。

8月19日，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在阳明山第一宾馆传讯孙立人，对孙案开始调查。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委员会完成了长达1.6万字的调查报告，送交蒋介石。报告在结论部分写道：关于孙立人将军应负之责任，本委员会已做出如上之陈述，惟念孙立人将军为总统多年培植之人才，且曾为抗战建功，孙立人将军在8月3日上总统签呈时中曾沥陈愧悔自责之情，在9月19日答复本委员会询问时，亦痛功自承错误，一再声述愿负全责。且已引咎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并奉政府令准免职，本委员会谨建议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寓宽宥爱护之意。以上所陈各项，是否有当？敬候总统钧裁。

蒋介石对这个报告看得非常认真，当天就批示：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干案发之后，即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因“孙立人兵变”案，孙的旧部107人受到株连，其中35人判刑10年以上。郭廷亮被军事法庭以“煽动暴乱罪”，判处终生监禁。

沸沸扬扬的“孙立人兵变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事情已经过去，但人们私下却仍是议论纷纷，他们对当局公布的孙立人兵变案调查材料，提出了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第一，孙立人身为总司令，部下何止千万，谁能担保其中每一个人的言行，以此责孙失察，处分如此严重，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孙案的核心是孙在军中有小组织活动，但何以黄埔同学会可以在军中建立联系，孙立人就不可以。

第三，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佐证，引人入罪，既无证据，亦无证供，就定孙“图谋不轨”、“企图兵变”，且与“共谍”挂上钩，不能说服人。

其实，局内人士明白，“孙立人兵变案”是蒋介石为了根除孙立人的潜在威胁，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的发生，与吴国桢事件一样，既是蒋氏父子清除异己，加强对台湾党、政、军控制，同时，也是遏制美国的影响，维持国民党在台独裁统治。

吴国桢与孙立人，一文一武，都受命于蒋介石政权的垂危之秋，最后又在台湾政局逐渐稳定后，相继失势。兔亡狗烹，鸟尽弓藏，几千年前的中国古训，再次在蒋介石身上得到印证。

孙立人在处理结果宣布后，曾拜访了此案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提出他曾在清华大学获得工程学士学位，希望今后能从事水利建设。

陈诚不敢答复，便把孙立人的请求转报蒋介石。一个月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立人。

当孙立人再次把他的请求当面向蒋介石陈述时，蒋默不做声。末了对孙说：“你不要做什么具体事情了，好好读书吧，特别是要读懂中国的圣贤之书。”

从此，孙就被送到台中市向上路18号，过起了软禁生活。他的上将薪饷也停发，改发生活补助费。

昔日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如今被软禁于一室，往日的荣华富贵，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孙立人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孙立人很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家读书写字，种花养草，有时出去打打网球，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孙立人的夫人张晶英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家里念经拜佛，有时也到附近的寺庙里去烧香，这个时候，孙立人则陪着夫人一块，出去走走。

1956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天平出世。次年，次女太平出生。

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转眼到了1980年，孙立人已是80岁了。

自蒋经国上台后，因为政治气氛较以前宽松，台湾刮起了一股“平反”风。

1987年9月，孙立人旧部发起组织“印缅战友联谊会”，开展一些联谊活动。其中有人提出，要为孙立人平反，认为当年的调查报告，疑点很多，要求当局公布事件真相。这个建议，得到了昔日孙立人部下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多次上书蒋经国，要求重新调查“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听说老部下们在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仰天长叹：“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是希望政府能还我

清白，如此，我将含笑九泉之下了。”

其实在此之前，蒋经国曾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到台中探视过孙，问孙愿不愿意去见蒋经国。孙立人坚毅地摇了摇头：“戴罪之人，无颜见总统。”“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马纪壮问。

孙立人略加思索，提出三条：正式退役；请当局代修住房；恢复自由。

马纪壮回去后，很快有了答复：代修住房可以满足；同意正式退役，但退役由规定的每年70万新台币减为50万；恢复自由一条则没有下文。

1987年10月，“立法委员”黄明和、蔡胜邦等人，向当局递交议案，公开呼吁恢复张学良、孙立人自由。他们说：“目的不在于翻案，其是非功过，自有史料加以判断。无期徒刑的人，都可以假释，张、孙两人都已垂垂老矣，基于人道精神，政府也应恢复其自由!”

1988年1月12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表示：西安事变一案，张学良早在1937年1月4日特赦，张目前的生活及行动并无限制。至于孙立人，1955年引咎辞职，至1978年陆军二级上将除役年龄已到，依照规定除役，并给予应享受权利及照顾，其生活与行动也没有限制。

1988年3月20日，几辆挂着军牌的轿车停在了台中市向上路孙宅门口。车门打开，走下了“国防部长”郑为元。郑来到孙宅，向孙立人面告，历时33年之久的考察结束，孙获得完全自由，从现在开始，孙立人想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想到哪儿去都没有问题。

没过几天，孙宅门前的岗哨被撤走。这一年孙立人已89岁。

就在郑为元光临孙立人家的第三天，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公布了其父以前写给前孙案调查委员会委员张群和“总统”蒋经国的《陈情书》。这份《陈情书》由台湾《自立晚报》在当天作为独家新闻发表后，引起了台湾各界人士的关注。郭廷亮在《陈情书》中指出，所谓“兵变事件”，完全是当局一手杜撰，他本人不过是奉命行事，绝无与中共地下组织有任何关系，此案也就谈不上什么“共谍”罪了。

郭廷亮说，他在秘密逮捕的最初10天，不停地被严刑拷打，强迫承认是“共谍”，与孙立人有非法关系，数十名政工人员不分昼夜地轮流拷问、逼供，以致自己在身心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

1955年7月14日，情报局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轿车把郭接到公馆谈话，毛人凤对郭训话说：“你私下串通官兵，准备在阅兵之时向蒋公递交意见书，这本身是十分错误的。你要从党国的利益出发，好好考虑。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不但不会对你军籍、军职和家庭有什么妨碍，而且保证你未来的前途更光明。本案是以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在当局的高压和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下，郭廷亮只好不再抗拒，承认此案是受中共地下党指使所为。

郭廷亮在《陈情书》写道：“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

这里所说的毛主任，是指当时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

据郭志忠介绍，其父亲的案件侦审结束后，当局从1956年开始，每个月给郭家发放生活费。1959年，又买房子给郭家。郭廷亮虽然是在坐牢，但不过像上下班一样，每周六回家，周一再去监狱。如果真是“共谍”，当局决不会如此宽容。

郭志忠说，他公布父亲的《陈情书》，是“为父鸣冤”，同时自己不愿意被人叫“共谍的儿子”。

3月23日，香港《新报》发表了该报驻台湾记者的一篇报道，报道称：

《陈情书》指孙立人之莫须有之罪名，是蒋介石指派毛人凤，然后威胁利诱郭廷亮冒充中共间谍，然后嫁祸于孙立人，视人不清，用人不当，逼其下台。且恐怕事迹败露，将孙立人软禁，以达蒋氏独裁统治台湾，且借口陈诚与孙不合陷害孙。

而孙立人之所以有如此下场是美国人所害。由于美国于1949年中国大陆风云突变之时，其国务院之中级官僚曾出主意，欲以孙立人代蒋介石而使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致使蒋介石猜忌于孙立人，故一面提拔孙立人，一面以陈诚压制孙，使二人不和。后知美国支持孙，再以阴谋技术使美国之射无的，以全自已地位。

3月30日，台湾当局“监察院”应各方要求，决议公布保密30多年的孙立人案的调查报告，并将副本函送孙本人，告诉孙，若对该报告有任何意见时，可要求“监察院”复查。

孙立人看完报告，马上要义子揭钧夫妇代笔，发表书面声明，简述了当年“兵变事件”的发生经过，最后做出若干申诉，其中主要就是查明郭廷亮究竟是不是“共谍”，“政府”对自己的处分是否适当。孙在声明中指出：“还我清白并不是翻案，亦非反对政府，而是盼望政府了结一件历时30多年的一件悬案。”

申诉书递上去后，一直没有下文。

1988年11月初，孙立人的一些老部下组织成立了“孙立人上将90大寿筹备委员会”，决定为孙立人祝寿。11月25日，孙立人在家里欢度90寿辰。他在夫人的陪同下，身穿长袍，接受亲友们的祝贺，一时喜气盈堂。中午，孙立人在台中市民权路玉观音斋菜馆设宴招待贺客。

11月27日，台中市中正国小热闹异常，各种品牌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来，问候声在校园里此起彼伏。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喜庆。孙立人将军90华诞的祝寿大会，将在这里举行。

上午11时，孙立人身着西服，襟佩红花，由家人搀扶着走进学校礼堂。一时间，“总司令好！”“孙长官好！”之声在礼堂四周响起。

初闻此声，孙立人浑身为之一抖，不禁热泪盈眶，33年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他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

礼堂主席正中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寿”字，四周挂满昔日的同僚、朋友、部属送来的寿屏、寿轴及各种寿礼。亲友们扶着孙立人来到这些寿礼前，一一介绍。在这里，孙立人看到了许多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们的名字。“监察委员”陶百川在赠送的寿轴上写道：“忠义可风，公道自在”；台湾防卫副司令舒适存在寿联上写道：“李广数奇，千古同慨；廉颇老矣，强饭为佳。”老部下胡英杰写的是：“征战时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精忠报国；解甲后功臣不居，受责不屈，义薄云天。”看着这些寿联，孙立人热泪滚滚，不能自己。

祝寿庆典非常隆重，有30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多是从台北、高雄赶来的。

孙立人的夫人张晶英代表寿星上台致答谢辞。在致辞末尾，孙立人激动得站起身来，以颤抖含糊的声音向3000来宾说：“今天，我心中感到很高兴，很安慰，能够再见到大家，我很快乐。感谢大家都能来，谢谢大家!”

“祝总司令身体健康！”“祝孙长官福体康泰!”欢呼声再次在礼堂响起。

1989年春，台湾当局通令各单位，凡是孙立人之战史必须恢复，各军事单位取下的与孙立人有关的照片，须于近期挂上。

没过多久，“行政院长”李焕在给“监察院”关于为孙立人平反的复函中指出，对孙立人的“随时察考”已经结束，将以服务代替之；“政府”已在孙立人90大寿辰活动中为孙恢复了名誉与清白，所以，无须再专文恢复名誉。

孙立人至晚年十分怀念家乡。1989年的4月，他听说有位老朋友要回大陆探亲，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知弟即将有大陆之行，烦便中至立人家乡一转，一则离家已久，对故乡思念甚殷，再则祖先坟茔，不知尚好否？亦日夜不能去心也。

1990年5月15日，孙立人在给大陆作家冰心的信中写道:回忆同舟东渡，转瞬遂70年。昔日少年俱各衰迈，而文藻且已下世，人世无常真不可把玩也。立人两三年来身体状况亦大不如前，虽行动尚不须人扶持，而步履迟迟不复轻快，有时目内空空，思绪难以集中，除定时赴医院作复健运动外，甚少出门矣。

这年的10月5日，冰心90华诞之时，孙立人致电北京：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欣闻90大庆，敬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弟：孙立人拜贺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15分，孙立人在自己家中寿终正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