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38万志愿军秘密入朝情报被泄露，谁替我们补了漏洞？

“1950年11月1日深夜，东京司令部里，麦克阿瑟压着嗓子骂道：‘谁把这些黄皮肤的幽灵放进了我的防区？’”一句愤怒的质问，让所有参谋噤若寒蝉——此前半个月，他才刚把一份“可靠情报”丢进废纸篓。

鸭绿江沿线，夜色浓得像墨。10月15日至19日，第一批志愿军趟过齐腰深的冷水，水面上只露出头盔。河底事先铺好的钢轨和枕木被黄泥掩住，飞机照明弹投下，也只能看到一抹浑浊水纹。此时的东北后方，列车白天停靠隧道口，晚上才鸣笛前进；一支部队拆下一节车厢门板，抬着走，以免铁器撞击发声。这些细节后来成了信息战课本的经典案例。

美军并非没有耳目。远东空军第91侦察中队的F-80战机，每天沿中朝边境飞两趟，500米低空贴江巡航；驻釜山“侦察四号”电台昼夜监听中文、俄文、朝鲜文电报；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台北、新加坡各布一条消息链——可他们始终没能把碎片拼成完整拼图。

漏洞却偏偏出在志愿军自己这边。第50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时带来两万多人，里头藏着一只“暗针”——沈阳特务机关旧员郑某。郑某擅搞后勤，常往返于后方兵站，接触电报密码本的机会多，几句寒暄就能套到口风。十月初，他已摸清部队即将北上，随后利用空白家信纸夹带暗号，通过大连港偷运到台湾。

台北很兴奋。蒋介石在10月20日赶出一份“绝密电”：“中共东北野战主力将渡江介入朝鲜，我愿派精锐协助贵军作战。”电报口气谦恭，却暗示自己掌握第一手大料。奇怪的是，麦克阿瑟看后连眉头都没皱，“骗子又来讨价还价”，他随手撕了电报——这一下，替志愿军补上最大的缺口。

为什么他不信？原因有四条。其一，情报官员反复向他保证：“卫星照片显示鸭绿江对岸无大规模集结迹象。”其二，他坚信“没有制空权就没有现代陆战”，中国人不会冒险。其三，最近一周，他忙着筹划“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对朝总攻，根本无暇顾及台湾来信。最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一向刻薄——“那个流亡的口袋里，除了谎言什么都没有”。

不得不说，麦克阿瑟的傲慢恰好成了中方最意外的屏障。10月25日晚，志愿军在云山外围端掉美骑兵第8团一个加强连，俘虏口中反复蹦出的“人民志愿军”四个字，才让“联合国军”警觉。东京紧急空运战地记者去前线，却发现道路两侧到处是朴素的朝鲜军装，难辨国籍。直到11月初，美军才弄清：进攻锋线出现的乃是中国正规军，而非北朝鲜残部。

有意思的是，后来美军战俘审讯报告里提到，10月下旬的鸭绿江沿岸曾零星响起国军调门的口令。那名国民党暗线在11月中旬被安全部门截获，后审判枪决。从技术上看，中方固然堵住了“内部窃密”这一环，但真正让情报失效的，还是麦克阿瑟对自身体系的迷信。也因此，错误决策一路发酵，直接导致第一次战役中美军被猛击侧翼、仓皇南撤。

志愿军为何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大规模机动？除夜行军与伪装外，还借了地形。鸭绿江谷地多雾，岸边乱石滩利于隐蔽；江面又宽又浅，可分段渡河。各军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络，用的是多级面递接力。有位团参谋后来回忆：“打信号时，手电筒只敢捂一条缝，像虫子一样亮一下就灭。”这套古朴办法配合敌方判断错误，反而效率极高。

必须提到苏联空军的缺席。当年斯大林忽然撤回对朝鲜领空的承诺，志愿军只好靠自己。正是这种“光脚”状态，提高了保密意识：若被发现将遭致空中绞杀，所以“宁可走一步停三步，也不能亮出目标”。换言之，外部压力倒逼出极致的隐蔽艺术。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麦克阿瑟对记者说：“敌军数量已达六个师，但无重炮无坦克，不足为惧。”不到三周，他就为这句话付出代价。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清川江一线，美第1陆战师与第8集团军被接连击穿，冬季山地逼得他们连夜弃车北撤。此时，他才后悔当初没把台北情报当回事。

谁替我们补了漏洞？答案并非某位神秘高手，而是对手的自负。郑某泄露的材料，足以让敌人提前部署空袭、切断补给，现成的机会摆在麦克阿瑟案头，他却不屑一顾。在信息战里，错判比无情报更要命。自信过度，既遮住了他的眼，也塞住了他的耳。

1953年夏季，板门店停火文件上，美方代表用略显僵硬的笔迹签字。此时回想三年前的鸭绿江夜渡，情报战早已分出胜负：志愿军靠谨慎、靠创意、也靠对手的狂妄，把本该致命的破绽变成了敌人吞下的苦果。历史偶尔幽默，就在这样的细节里悄然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