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什么打赢这场逆风局？

维护一国的经济安全，不仅要靠某些特定的资源、特定的高科技产品，更关键的是，拥有快速完成从研发创新，到技术扩散、生产组织、高渗透式营销的产业综合能力体系，这也是目前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稀土”。

中国的这种综合产业能力优势，最明显体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制造领域，业已基本掌握了产业的国际话语权；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云计算、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也正在形成这种能力体系。

产业创新理论研究同时表明，让产业能力体系发生颠覆式变化的是那些同时具备强大研发、商业应用能力的企业，在我国则是以蔚来、华为、阿里、大疆为代表，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包容和关爱，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更有利于我国产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近期谈到中美稀土战、关税战，中国收紧稀土及相关精炼设备出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扬言对中国产品加征100%关税作为回应。

这场攻防其实是全球产业秩序重构的又一次前奏。中美围绕技术、资源与安全展开的竞争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从地缘到体系，从资源到技术。全球尖端技术与战略资源正在被不断“武器化”，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

之前讲到，笔者认为，从中美竞争的更宽和更长维度上来讲，原材料资源的杀伤力往往被高估。真正决定国力走向的，从来不是矿藏，而是能力。本文展开讲讲，中国在核心产业的成果，以及下游体系将如何改变中国被动地位。

1. 从资源安全到产业体系安全，中国制造的产业能力跃迁

从芯片到稀土，我们看见大国竞争的底层规律——无论科技制裁还是关税战，无法真正改变力量格局。对于中国与美国这样规模与资源兼备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总有办法重构一条相对安全的供应链，代价只是时间与成本，而非生死存亡，结果往往是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以及对手相关产业的被动升级。

当前，全球化已经进入“相互依赖，但彼此防御”的时代，大国竞争的焦点正在发生结构性迁移——从上游资源的争夺，转向下游产业与技术体系的塑造。在这个新的坐标系里，依靠市场体量、科研积累与人力资源，构建出一个自洽、可演进、具备创新闭环的产业体系。

以史为鉴。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日本并不拥有石油资源，却通过节能技术革新、制造工艺升级和供应链协同，推动了制造工业体系的全面跃升。当资源优势不再决定胜负，体系能力便成为新的国力基石。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类似的转折点：从资源安全迈向体系安全，从供应链的被动依附转向技术体系的主动塑造。由此再看稀土出口收紧，并非单纯的反制动作，更是一种战略布局，为中国高端制造体系的自主崛起赢得时间窗口。

所谓“体系安全”，并非只是制造环节的自给，而是构建一种由设计、软件、工艺、能源管理、品牌与生态等共同组成的综合能力。这正是未来竞争的真正底层逻辑。

过去十余年年，中国制造在多个产业中已经实现了从“规模领先”到“体系领先”的跃迁。

造船业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今，中国在完工量、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指标上持续领跑全球，承接全球新船订单的64.2%。从“国信1号”“苏海1号”到深海钻探船“梦想号”，一系列世界首创的工业产品，标志着中国制造已经深入全球高端制造的技术腹地。

（中国造船工业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竞争力）

中国造船业的进步，展示了体系能力如何在产业中形成新的护城河。这样的体系竞争力，不再依赖资源，而源自完整的创新生态。新能源汽车产业，则是这一逻辑更具象征意义的缩影。

2. 智能电动汽车，产业能力跃升的中国样本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在过去十多年的弯道超车过程中完成了一次结构性跃迁。从最初代工、组装，中国的比较优势还停留在劳动力与产能层面；到如今从电池、电驱、电控三电体系的自主掌握，到智能化架构的引领，再到底层核心技术的突破，从“制造中国”到“领跑全球”。

智能电动汽车的全球竞争格局由此发生剧烈变化，中国企业正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技术路径，都已成为全球风向。这背后不只是制造的进步，更是技术体系的成熟，是中国制造从“资源型优势”向“体系型竞争力”的根本转变。

在这场历史性转型中，底层技术创新成为关键支点。其中，蔚来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企业。不同于追求短期回报的“快造车”，蔚来选择了一条漫长、也最稳的路——长期自研、深耕底层技术、构建完整体系。自2014年起，蔚来累计研发投入超过600亿元，是中国汽车行业内研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仅过去两年，其年度研发支出均超过130亿元。

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突破，来自对“芯”和“魂”的自主掌握，自研芯片和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蔚来自研的智驾芯片神玑NX9031芯片今年开始量产上车，一次流片成功，是全球首个成功流片、首个量产上车的车规级5纳米高阶智能驾驶芯片，并且快速实现了多个车型的同步切换和功能推送。这标志着中国在汽车智能芯片领域初步具备摆脱对美国高阶智驾芯片依赖的条件。

该芯片算力相当于四颗英伟达Orin-X，具备超强算力与超高带宽，能支持10年左右的智能辅助驾驶算法与软件技术升级，在功耗与功能安全方面达到业界最高水准。这不仅是企业层面的技术胜利，更是中国汽车产业自主算力体系成型的重要里程碑。

（蔚来神玑芯片NX9031量产上车）

与之相呼应的是整车全域操作系统SkyOS·天枢，它是行业内首个面向AI的全域操作系统，开创了汽车产业史上首个真正完整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这一创新也使中国车企首次掌握全球领先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技术，推动产业体系从依赖传统 AUTOSAR 标准，走向自主定义、全面超越。蔚来率先走出的第一步之后，行业其他企业正在跟进，不仅为中国汽车的高阶智能体验奠定底层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在汽车软件层面实现了对全球规则的引领。

更具前瞻意义的是，在智能化的焦点赛道，蔚来在2024年提出世界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路线，在智能辅助驾驶领域最早开始世界模型的探索，推动了智能辅助驾驶从“感知世界”迈向“理解世界”，引入时间与空间的推理与预测能力，为中国在智能驾驶领域赢得了定义权与规则制定权。

从芯片、操作系统到世界模型，这一系列创新的集体突破，正在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地位。它不仅代表着单一企业的竞争力，更象征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从资源依赖型大国迈向体系自洽、技术自主、规则共创的新阶段。

这样的创新突破在体系中多点开花，蔚来将智能电动汽车核心技术领域定义为12技术全栈。市场最为熟悉的，是蔚来在换电领域的坚持研发与投入。截至目前，蔚来已建成8,285座充换电站，提供超8800万次换电服务，打通9纵11横高速换电网络，连通全国550座城市。这张网络不仅重塑了纯电出行的使用逻辑，也推动中国在能源补给体系上，成为首个纯电与燃油车同等便利性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系创新，开始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反向影响。美国初创公司ClearMotion的全主动悬架技术源于麻省理工实验室，却在蔚来ET9上实现量产落地，并在中国常熟建立首个生产工厂。蔚来的技术生态，成为全球创新走向落地量产的关键平台。

与此同时，蔚来还通过阿布扎比投资机构CYVN Holdings，向迈凯轮输出前瞻性电动化技术支持。这种由中国车企主导的技术反向输出，意味着产业主导权的形成。通过整合设计、系统软件、制造工艺与能源网络，构建起足以影响全球产业的综合体系能力。蔚来在掌握核心科技的同时，正成为全球汽车尖端技术的“磁极”，让世界的创新力量重新向中国汇聚。

（蔚来在中国的换电网络）

事实上，这种力量并非个例。吉利通过整车机械架构、电子电气架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驱系统、动力电池及超级电混七大领域的协同，形成从算力到算法的全域AI技术体系；华为凭借ADS智能驾驶系统与操作平台，从技术赋能者逐步转向行业标准制定者，其智能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合资与燃油车，成为全球智能化汽车的重要技术底座；长安则在固态电池与中央环网架构方面持续投入，基于SDA平台与天枢大模型打造出完整的智能驾驶与座舱体系。

以这些企业为代表，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体系化崛起的全景。技术创新在此已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种以开放生态、技术整合与底层自研为核心的新型工业能力。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从“规模驱动”向“体系定义”的转折，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格局重塑的关键起点。过去十年中国汽车市场上，30万元以上高端车自主品牌占比从近乎0到近半的飞跃，以及中国汽车出口目的地国从中低收入国向中高收入国迈进，就是这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最真实写照。

（国产汽车的价值链地位迅速上升，日益挤压强大的外资传统品牌）

3. 新的稀土：能力体系本身

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中国的技术体系正在孕育一种新的“能力稀土”。源自企业间的长期协同与体系创新，它不以资源稀缺为基础，而以创新复利为驱动力。通过技术、产业与生态的联动，中国在新能源、智能制造、AI算力等关键赛道上，正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中无法替代的节点。

如果说稀土战是一场“上游博弈”；产业战则是在产业下游建立系统整合的壁垒，以完备的技术体系对冲上游封锁的风险。

稀土管制的深层逻辑，在于被封锁的上游与开放的下游之间，为中国自主技术体系的完善争取宝贵的战略窗口期。当出口限制让全球制造业重新审视供应安全，中国必须加快在芯片、自主算力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落地与迭代。

汽车产业是最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之一，近年智能、电动、汽车三个领域的集中爆发，使得汽车再次成为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多家中国车企目标在2026年前推出100%国产芯片车型，政策目标则是到2027年实现汽车芯片全链条自主研发与制造。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或有望在“汽车智能芯片”这一关键细分领域实现全球同步甚至局部超越，更标志着从资源安全到技术安全的战略转型正在加速。

（中国汽车产业正加速推进芯片自主化战略受到全球关注）

在整个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中，稀土与芯片是彼此纠缠的两极。掌握稀土，中国在资源层面占据上游优势；突破芯片，中国则在下游实现结构性反转。稀土管制带来的“窗口期”，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遇，如果中国抓住机会加速完成芯片产业体系化的突破，便有望在这场持久的产业对抗中实现转守为攻。

现实挑战依然存在，但趋势愈发清晰：国家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的长期坚持正在形成双重驱动。一方面，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和投资布局，为关键领域提供顶层保障；另一方面，以蔚来、华为、吉利、长安为代表的企业，通过持续投入与自我进化，为技术突破提供了现实路径。

这一体系化优势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不仅能创新，更能以惊人的速度把创新转化为生产和市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同时具备从底层研发、到大规模制造、再到市场化的高效能力链条。

以蔚来为例，其在合肥的新制造基地，深度融合自动化、高效柔性生产与自研AI工业算法，用先进智能制造支撑自己的行业首创技术率先量产，从最早的全铝车身、NOMI语音助手，到今年上车的自研智驾芯片、智能底盘、超大前备舱——不仅推动中国企业、中国产品走向引领，更意味着中国创新从概念到社会收益的周期，正在被显著缩短。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市场化的能力，也在让技术创新迅速转化为文化认同与消费共鸣，让创新不再只是技术或工程的突破，也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价值，形成商业闭环。

正是这种“从创新到落地再到市场”的体系化能力，构成了属于中国的“能力稀土”，让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独一无二的韧性与加速度。背后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供应链基础、技术人才和政策定力四大要素，共同作用的成果。

4. 产业的综合能力，才能定义国力

技术可以被制裁，但能力体系无法被切断。真正决定国力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领先，而是能否在开放与封锁之间，持续形成自我进化的技术体系。当一个国家能在下游构建起从研发到标准、从产业到生态的闭环能力，就意味着从“被动依附”迈向了“主动定义”。

而在国家技术体系的宏大叙事之下，真正支撑它前行的，是个体企业的韧性。比如蔚来十年如一日的投入，正是这种体系思维的写照，更是一种新型国力的雏形，通过长期主义与技术复利，将一次次困难转化为体系成长的机会。

从自研芯片到整车全域操作系统，从换电体系到智能驾驶算法，这些选择在短期内“难而不讨好”，但坚持选择让蔚来在智能电动化浪潮中率先看到体系能力的拐点。今天，当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制造的含金量，我们终于能看到那些年被质疑、被误解的投入，一点点汇聚成技术自主的底气。

市场常常习惯用季度业绩衡量成败，却忽视了技术体系成长的周期。对于像蔚来这样的企业，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和理解。每一个选择做难而正确之事的坚持者，都是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技术创新不只是企业的胜负，更是国家竞争力的积累，是每个人生活的改善之源。

回归新一轮贸易战的焦点，表面上是关税与稀土的较量，实则是全球产业秩序的再定义，是对“未来产业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中国以稀土争取时间，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是能否在这段时间内，把技术变成能力，把能力变成体系，把体系变成新的产业标准，唯有如此，“创新”才能成为新的国家战略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