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晚上我回家,床上睡着陌生姑娘,她红脸:我是未婚妻
1989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北方的风刮在人脸上,像砂纸。
我叫李月,二十三岁,是红星纺织厂的一名挡车工。
从夜班机子上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抽松了,只剩下脑子里那根弦还紧绷着,嗡嗡作响。
凌晨三点,整座城市都睡死了,只有路灯昏黄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空气里有股没烧透的蜂窝煤混着潮气的味道。
我家住在一楼,是厂里分的筒子楼,三十平米,一室一卫。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咔哒”一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我推开门,一股陌生的、廉价雪花膏的甜腻气味扑面而来。
不是我的味道。
我用的,是“百雀羚”的桂花香。
我心里咯噔一下,还以为走错了门。
可墙上挂着的,是我和我对象张建军一周年时去公园拍的合影,照片里我俩笑得都有点傻。
是我家,没错。
我反手把门关上,没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向屋里唯一的那张床。
床上,鼓起一团。
一个人的轮廓。
不是张建军,他比这要高大。
是个女的。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了。
脑子里“轰”的一声,所有的疲惫都炸没了,只剩下冰冷的惊惧和愤怒。
谁?
小偷?不可能,哪个小偷会跑到主家床上睡觉?
我摸索着墙壁,手指颤抖着按下了电灯的拉绳开关。
“啪嗒。”
昏黄的灯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
也照亮了床上那个陌生的姑娘。
她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穿着一件的确良的碎花衬衫,脸颊睡得红扑扑的,嘴巴微微张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长得挺清秀,就是透着一股子乡土气。
她被灯光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我站在床边,像一尊门神,吓得“啊”了一声,猛地坐了起来,双手紧紧抓着我那床印着牡丹花的薄被。
“你……你是谁?”她声音发颤,眼睛里全是惊恐。
我心里的怒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可我还是死死压着。
“这句话,该我问你。”我的声音又冷又硬,“你是谁?为什么睡在我床上?”
她愣住了,眨巴着那双大眼睛,无辜地望着我,好像我才是那个不速之客。
“我……我……”她结巴了半天,脸越来越红,像是煮熟的虾子,“我是建军哥的……未婚妻。”
未婚妻?
这三个字像三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天灵盖上。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和张建军处了两年对象,厂里谁不知道?下个月我们就要去领证了,他妈的现在从我床上钻出来一个“未婚妻”?
我气得说不出话,指着她的手都在抖。
她似乎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建军哥没……没跟你说吗?俺娘和他们家早就定下的娃娃亲……”
我没听她后面的话。
我只觉得耳朵里全是纺织车间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
眼瞎心盲。
这四个字,是我此刻对自己最精准的评价。
我转身,拉开门,对着楼道里漆黑的夜,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张建军!你给我滚出来!”
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带着哭腔。
没一会儿,楼道尽头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张建军从他哥们儿王强的屋里钻了出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和烟味。
他看见我,又看见我屋里坐着的那个姑娘,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月月……你听我解释……”
我看着他,忽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解释?”我指着屋里那个惊魂未定的姑娘,“你给我解释解释,哪儿来的未-婚-妻?”
我把“未婚妻”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张建军冲进屋,一把将那个姑娘从床上拽了起来,推到我面前,语气急促:“月月,你别误会,这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房表妹,叫翠花,来城里投奔我的!”
他还在撒谎!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撒谎!
叫翠花的姑娘被他推得一个趔趄,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张建军,小声说:“哥,你不是说嫂子她……她知道的吗?”
这一声“哥”,叫得我怒火中烧。
张建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地搓着手:“我……我这不是怕你嫂子多想嘛!”
我被他这种颠倒黑白的逻辑气得直想笑。
“我多想?张建军,你把人领到我床上睡,还怕我多想?”
“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这事儿没完!”
周围邻居家的门“吱呀”开了几条缝,有脑袋探出来看热闹。
张建军最是要面子的人,他拉着我的胳膊,想把我往屋里拽:“月月,先进屋,先进屋说,别让人看笑话。”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看笑话?现在我就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翠花站在旁边,手足无措,眼圈都红了,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可我一点也同情不起来。
鸠占鹊巢,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给谁看呢?
张建军见拉不动我,只好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月月,算我求你了,我娘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让她跟你解释,这真是个误会!”
他妈要来?
我心里一沉,一个更坏的预感浮了上来。
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侵。
我冷冷地看着他:“好,我等。我等你妈来了,看你们家能唱出怎样一出大戏。”
说完,我没再看他,也没看那个翠花。
我转身走进卫生间,用冷水狠狠泼在脸上。
冰冷的水让我瞬间清醒。
哭闹没有用,愤怒也没有用。
我得想清楚,这局棋,我该怎么下。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上班,跟车间主任请了假。
我坐在唯一的凳子上,看着张建军和翠花。
张建军一夜没睡,眼下两团乌青,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翠花则是不敢看我,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屋里的气氛,僵得能掉下冰碴子。
“说吧。”我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张建军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月月,翠花她……确实是我妈给我定的亲事。”
“是我不对,我一直没敢跟你说。我以为……我以为我能处理好。”
我冷笑一声:“处理好?你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她领到我的房子里,睡在我的床上,然后等我发现?”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急了,“我娘昨天下午带她来的,说让她先在我这儿住下,熟悉熟悉环境。我晚上跟王强他们喝酒,喝多了,就忘了跟你说……”
忘了?
多好的借口。
“那她为什么自称是你的未婚妻?”我追问。
张建-军-支支吾吾:“乡下人,不懂城里的规矩,她以为定了亲就是未婚妻了……”
我看向翠花:“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翠花吓得一哆嗦,看了张建军一眼,才小声说:“俺娘说,建军哥在城里出息了,是大学生,厂里的干部。让我过来,先跟他处着,年底就办事。”
“办事?”我重复着这两个字,觉得无比讽刺,“办什么事?”
翠花脸红了,声音更低:“就是……结婚。”
好,真好。
一个瞒着我在老家定了亲,一个揣着“未婚妻”的名分直接上了我的床。
他们一家人,真是演得一出好戏。
我看着张建军,一字一句地问:“张建军,这房子,是我爸妈单位分的。我爸妈退休,才轮到我住。你,不过是我的对象,你凭什么带人住进来?”
“还有,当初咱俩说好的,结婚后,我这工作名额,是留给我弟弟的。你妈让你娶她,是不是还惦记着让我把工作让给她?”
这才是关键。
我们厂的挡车工,是铁饭碗,多少农村姑娘挤破了头都想进来。
尤其是我这种,快要退休可以“顶职”的,更是香饽饽。
张建军的脸,彻底没了血色。
他知道,我戳到他肺管子了。
“月月,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他的辩解,苍白无力。
“我没把人想得坏,我只是把事情摆在明面上。”我站起身,“张建军,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你,带着你的‘未婚妻’,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我们一刀两断。”
“第二,我去找厂保卫科,找街道办事处。告诉他们,你,一个外来人员,带闲杂人等,强占我们厂职工的宿舍。你看最后,是谁没脸。”
张建军愣住了。
他没想到,平时温顺的我,会说出这么决绝的话。
他以为我会哭,会闹,会跟他吵。
但他没料到,我会直接跟他谈规则,谈后果。
翠花在旁边听着,吓得脸都白了,拉着张建军的衣袖:“哥,要不……要不我还是先回老家吧?”
张建军一把甩开她,眼睛通红地瞪着我:“李月,你非要这么绝情吗?我们两年的感情,就这么不值钱?”
“感情?”我笑了,“当你在我的床上,安排下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你跟我谈感情?”
“你配吗?”
我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他脸上。
他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五十多岁,身材微胖,一脸精明相的农村妇女,拎着一篮子还沾着泥的鸡蛋,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谁不配啊?我倒要看看,谁敢说我儿子不配!”
她就是张建军的妈。
她一来,这场戏,才算真正开锣。
张建军的妈一进门,就跟没看见我似的,径直走到翠花身边,拉着她的手,满脸心疼。
“哎哟我的好闺女,怎么站在这儿?快坐快坐,是不是受委屈了?”
然后,她才把目光转向我,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货品。
“你就是李月吧?”她下巴微抬,带着一种审视的傲慢。
我没说话,就那么冷冷地看着她。
她把那篮子鸡蛋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我是建军的妈。翠花呢,是我们家早就认下的儿媳妇。这事儿,十里八乡都知道。”
她一开口,就直接定了性。
翠花是“认下的儿媳妇”,那我呢?
我算什么?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冒牌货”?
张建军赶紧上前打圆场:“妈,你少说两句。月月她……她还不知道情况。”
“不知道?不知道就让她现在知道!”他妈嗓门一扬,“我们老张家,是有规矩的人家。建军是大学生,是吃公家饭的,更不能干那陈世美的事儿!”
我被她这番强盗逻辑气笑了。
到底谁是陈世美?
“阿姨,”我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第一,我和张建军是自由恋爱,厂里都知道,我们准备结婚。第二,这位翠花姑娘,是你儿子背着我领进我家的。第三,这房子是我的,不是你家的。”
“现在,是你儿子,想享齐人之福,脚踩两条船。到底谁是陈世-美,您心里没数吗?”
张建军的妈没想到我嘴皮子这么利索,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就沉了下来。
“嘿!你这城里姑娘,牙尖嘴利的!我们建军供你吃供你穿,你住着他的房,现在还敢跟他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他供我吃穿?我一个月工资八十五块六,他四十二块五,谁供谁?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跟他张建军有半毛钱关系?”
80年代,工资是透明的。我一个二级挡车工,工资确实比他这个刚毕业没两年的技术员高。
这话一出,张建军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
他妈也噎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把工资条都搬出来。
她眼珠子一转,立刻换了策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拍着大腿哭嚎。
“哎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送到城里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城里人欺负的吗?没天理了啊!”
这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我在我们院里可见得多了。
我没理她,直接对张建军说:“管好你妈。不然,我就帮你管。”
说完,我打开房门,对着外面喊了一嗓子:“王大妈!厂保卫科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这儿有人撒泼打滚,私闯民宅!”
王大妈是我们楼的楼长,最是热心肠,也最是讲原则。
一听这话,张建军的妈哭声立刻停了。
她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小蹄子,你还敢叫人?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给翠花一个交代,我跟你没完!”
“交代?”我迎着她的目光,“我需要给她什么交代?是该给她颁个奖,奖励她小小年纪不学好,专爱睡别人的床吗?”
“你!”她气得浑身发抖。
翠花在旁边,早就吓哭了,一个劲儿地拉她:“婶儿,算了,咱回家吧,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回什么家!这以后就是你的家!”张建军的妈一把推开她,转头对张建军吼道,“建军!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就看着你媳妇和你妈被人这么欺负?”
她故意把“媳妇”两个字说得很大声,就是说给我听的。
张建军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张脸憋得通红。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祈求:“月月,你别这样,我妈她年纪大了,从乡下来,不懂事……”
“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我打断他,“张建军,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带她们走,还是我请她们走?”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建军身上。
他看了看他妈,又看了看哭哭啼啼的翠花,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天大的决定。
“月月,翠花她……她不能走。她一个姑娘家,来到城里,无依无靠的,我们不能把她赶出去。”
“我妈,我更不能赶她走。”
“要不……要不你先去我同事王强那儿挤一晚上?等我把我妈安顿好了,我再去跟你解释,好不好?”
我听着他的话,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沉到了谷底。
让我走?
从我自己的家里走?
给他,和他妈,和他老家定下的“未婚妻”,腾地方?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陌生得可怕。
我认识他两年,竟然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真面目。
或者说,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他不是不懂事,他只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
在他心里,他的妈,他的乡亲,他的面子,都比我重要。
我,不过是他扎根在城市的一块跳板。
现在,他觉得他站稳了,就不再需要我这块跳板了。
甚至,想把这块跳板,送给他弟弟,让他也来踩一踩。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那点残存的温情,彻底熄灭了。
我笑了。
笑得特别大声,特别畅快。
张建军和他妈,还有翠花,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我笑够了,抹了抹眼角的泪花。
“好啊。”我说。
“我走。”
张建军明显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月月,我就知道你最通情达理了……”
我没等他说完,就走到了衣柜前。
我打开衣柜,把我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扔在了床上。
然后,是我的书,我的雪花膏,我的暖水瓶,我的搪瓷缸子。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被我堆在了床上。
张建军和他妈都看傻了。
“李月,你干什么?”
我没理他。
我走到他面前,把挂在墙上的那张合影摘了下来。
“啪”的一声,我把相框摔在地上。
玻璃碎了一地。
照片里,笑得灿烂的两个人,被碎玻璃割裂开来。
“张建军,”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不是我走。”
“是你们,现在,立刻,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这些,是我的东西。”我指着床上那堆杂物,“而你,和你带来的这些人,对我来说,也是一堆可以随时扔掉的垃圾。”
“我给你十分钟。十分钟后,你们要是不走,我就去厂广播室,把你们家的这点破事,广播给全厂一万多名职工听听。”
“让大家伙都评评理,你张建军,是怎么当上我们红星纺织厂的‘陈世美’的!”
厂广播室,那是我们厂的最高舆论阵地。
谁要是上了那儿,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出半天,全厂上下,连食堂打饭的阿姨都知道了。
张建军最在乎的就是他那个“大学生”和“技术员”的面子。
这话,是他的死穴。
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他妈也慌了,她再撒泼,也知道这事的严重性。
“你……你敢!”她色厉内荏地叫道。
“你看我敢不敢。”我拿出我的工牌,在他们面前晃了晃,“我李月,在厂里上了十年班,人熟,地也熟。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张建军彻底怂了。
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他咬着牙,恨恨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他那点可怜的行李。
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青年文摘》,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他妈还在那儿骂骂咧咧,什么“白眼狼”、“没良心”的话,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扔。
我充耳不闻。
我走到翠花面前。
她吓得往后缩了缩。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可悲。
她也是个牺牲品,是那个重男轻女、愚昧落后的家庭观念的牺牲品。
“姑娘,”我放缓了语气,“你还年轻,路还长。别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别人身上。”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才是最稳当的。”
翠花愣愣地看着我,似懂非懂。
张建军收拾好东西,拉着他妈和翠花,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我,和一地的狼藉。
我看着那张被他们睡过的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卫生间,吐了个天昏地暗。
好像要把这两年的委屈和恶心,全都吐出来。
吐完之后,我浑身虚脱。
我没有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从今天起,要重新开始了。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整个屋子,从里到外,打扫了一遍。
床单、被罩,所有他们碰过的东西,我全都扔了。
我用刷子蘸着肥皂水,把地板刷了三遍,直到能闻到那股熟悉的、干净的肥皂味。
我还去供销社,买了一瓶新的百雀羚桂花香雪花膏。
我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喷了一遍,用我自己的味道,覆盖掉那股廉价的、令人作呕的甜腻。
做完这一切,我累得直接瘫在了光秃秃的床板上。
可是我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敞亮。
就像暴雨过后,被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天空。
这件事,还没完。
我知道,以张建军和他妈的性格,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果然,第二天我去上班,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车间的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有同情,有鄙夷,还有幸灾乐祸。
几个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姐妹,把我拉到一边。
“月月,你听说了吗?张建军他……”
“他说你嫌贫爱富,看上技术科新来的那个大学生了,所以才把他和他妈赶出家门。”
“他还说,你连他老家来的表妹都不让住,心肠太狠了。”
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工厂。
我成了那个嫌贫爱富、无情无义的“坏女人”。
而张建军,成了那个被抛弃的、可怜的“受害者”。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没想到,他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颠倒黑白,泼我一身脏水。
“月月,你别生气,我们都信你!”姐妹们安慰我。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
“我不生气。”我说,“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只相信,清者自清。”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怎么可能不难受?
那几天,我走到哪儿,都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
连食堂打饭的阿姨,给我舀菜的时候,手都抖了一下,好像我是什么瘟神。
我成了全厂的“名人”。
这就是张建-军-想要的。
他想用舆论,把我压垮。
他想让我身败名裂,在厂里抬不起头来。
我不能让他得逞。
周末,我回了趟家。
我爸妈都是厂里的老职工,退休了。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了。
我爸听完,气得把手里的茶杯都摔了。
“混账东西!我们李家的女儿,还能让他这么欺负了?”
我妈则是红了眼圈,拉着我的手:“月月,你受委屈了。这事儿,爸妈给你做主!”
我摇摇头:“爸,妈,这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的坎,得自己迈过去。”
我爸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也有欣慰。
“好,我女儿长大了。”他点了点头,“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就说。”
“我需要您帮我写一份材料。”我说,“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然后,再找咱们楼里几个信得过的叔叔阿姨,签个字,做个见证。”
“另外,我需要您去找一下厂工会的刘主席。您跟他熟,把这份材料交给他。”
我爸是厂里的老先进,说话有分量。
工会是管职工思想工作和家庭纠纷的。
我不用去广播室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我要用最正规的渠道,来澄清事实。
我要让张建军知道,我李月,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我不仅要让他把泼在我身上的脏水擦干净,我还要让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反转。
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出击。
我爸的效率很高。
两天后,一份详尽的、附有十几个邻居签名的“情况说明”,就送到了厂工会刘主席的办公桌上。
刘主席看了材料,又亲自找了几个邻居谈话,了解了情况。
很快,工会就做出了处理决定。
对张建军,进行全厂通报批评。
理由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严重,道德败坏,恶意中伤同事,影响极其恶劣。
这份通报,贴在了厂里最显眼的公告栏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这下,全厂都炸了锅。
舆论瞬间反转。
之前那些骂我的人,现在都开始骂张建军。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姓张的也太不是东西了!”
“凤凰男!典型的凤凰男!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还想把人家一脚踹开!”
“活该!这种人就该让他身败名裂!”
张建军彻底成了过街老鼠。
他在厂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听说,他想找刘主席求情,结果被刘主席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想找我道歉,我连门都没让他进。
他妈跑到我家来撒泼,被我直接报了警。
派出所的民警来了,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来了。
这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
我赢了。
赢得干脆利落。
但我的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
我只是觉得很累。
为了证明自己没做错事,我耗费了太多的心力。
我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会把自己搞到这么狼狈的境地?
是因为我太傻,太天真,识人不清。
是因为我太习惯于付出,不懂得索取和拒绝。
是因为我没有底线,才让别人得寸进尺。
这场失败的感情,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它告诉我,女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
你要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底线。
这样,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才不会被淋成落汤鸡,而是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们车间正在搞技术革新,要引进一批新的德国纺织机。
这批机器,全都是电脑控制的,跟我们以前用的老式机器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难,不愿意学。
我主动报了名,参加了第一批培训。
白天,我在车间跟着师傅们学操作。
晚上,我去厂里的夜校,补习英语和计算机知识。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人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却异常饱满。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新的知识。
我的师傅,是厂里有名的技术大拿,姓王,大家都叫他王师傅。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技术是真好。
他看我肯学,又肯钻研,就格外关照我。
他把他几十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
“月月,”他跟我说,“女人家,有点技术在身上,比什么都强。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句话,我算是刻在骨子里了。
三个月后,新机器正式投产。
我是全车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独立操作新机器的挡车工。
我的生产效率,是别人的三倍。
而且,次品率几乎为零。
我成了厂里的技术标兵,先进个人。
我的照片,也上了公告栏,就在张建军那份通报批评的旁边。
一个红,一个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是讽刺。
年底,厂里评职称,我破格从二级工,直接升为四级工。
工资也涨了一大截。
我成了我们车间,不,是全厂最年轻的四级工。
我用自己的努力,赢回了所有的尊重和赞誉。
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我的人,现在见到我,都客客气气地叫我一声“李师傅”。
我再也不是那个需要别人同情的“弃妇”李月了。
我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技术工人,李月。
生活,好像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但命运,似乎总喜欢跟我开玩笑。
就在我以为,张建军这个人,已经彻底从我的生命里消失的时候,他又出现了。
那天,我刚下班,在厂门口,被他拦住了。
他比以前更瘦了,也更憔悴了。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眼神黯淡无光。
“月月。”他叫我,声音沙哑。
我没理他,想绕开他走。
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月月,你听我说,我有急事找你!”
我甩开他的手,冷冷地看着他:“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不,有!”他急了,“是翠花,翠花她……她出事了!”
我心里一惊。
“她怎么了?”
“她……她怀孕了。”
我愣住了。
“怀孕了?你的?”
他点了点头,脸上满是羞愧和悔恨。
“我们……我们回老家后,我妈就逼着我们结了婚。现在,她怀孕了,可是……可是检查出来,胎位不正,还有点别的问题,县里的医院说他们治不了,让我们来市里的大医院。”
“可是,来市里的大医院,要钱,要关系,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
“月月,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但是,求求你,看在……看在孩子是无辜的份上,你帮帮我吧!”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一个大男人,当着来来往往那么多人的面,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我彻底懵了。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恨吗?
当然恨。
他曾经那样伤害我,背叛我。
可是,看着他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我的心里,又生出了一丝不忍。
尤其是,当他提到那个无辜的孩子。
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大家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这不是那个张建军吗?他怎么给李月跪下了?”
“听说是他那个乡下媳妇出事了,来求李月帮忙呢。”
“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自己做下的孽,自己受着呗!”
我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
我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去医院说。”我冷冷地丢下三个字,转身就走。
他赶紧跟了上来。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妇产科走廊里,我见到了翠花。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嘴唇干裂。
几个月不见,她像是变了个人,完全没有了当初那点清秀的模样。
她看到我,眼神躲闪,挣扎着想坐起来。
“李……李姐。”
我没让她动。
我找医生了解了情况。
情况确实很严重。
是前置胎盘,而且是大月份,随时可能大出血,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
必须马上手术。
但是,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至少要一千块钱。
一千块。
在1989年,这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张建军和他妈,把老家所有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也才凑了不到三百块。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张建军的妈,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女人,此刻,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她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
只是用一种祈求的、混杂着羞愧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就是所谓的“报应”吗?
可是,看着病床上那个奄奄一息的翠花,和她肚子里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我又觉得,用“报应”这个词,太残忍了。
我不是圣母。
我做不到“以德报怨”。
但是,我也做不到见死不救。
那是一条人命。
不,是两条。
我犹豫了很久。
我想起了王师傅跟我说的话:“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我想起了我爸妈对我的支持和爱护。
我想起了我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如何一步步挺过来的。
我凭什么要用我的钱,去拯救一个曾经背叛我的人,和一个试图抢走我一切的家庭?
就因为我比他们有能力?
就因为我比他们善良?
这不公平。
我找到了张建军。
“钱,我可以借给你。”我说。
他眼睛一亮,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但是,我有条件。”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第一,这钱是借的,不是给的。你要给我打欠条,写明还款日期和利息。”
“第二,你们老张家,以后不准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不管是你,你妈,还是你们老家的任何人。”
“第三,”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必须跟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提出辞职。”
张建军愣住了。
前两个条件,他都能理解。
但第三个条件,他完全没想到。
“为什么?”他脱口而出,“我在厂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
“因为,我不想再在厂里看见你。”我冷冷地说,“我不想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想起你带给我的那些恶心事。”
“你毁了我的爱情,现在,你也该尝尝失去最宝贵的东西的滋-味。”
他的工作,他的“铁饭碗”,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是我,把他从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现在,我要亲手把他打回原形。
这很残忍。
我知道。
但这是他应得的。
张建军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一边,是妻儿的性命。
一边,是自己的前途。
这是一个电车难题。
而我,就是那个扳动道岔的人。
我没有催他。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我知道,他会选。
因为他别无选择。
良久,他闭上眼睛,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
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取出了我所有的积蓄。
八百块。
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准备结婚用的钱。
现在,它却要用来拯救我的“情敌”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真是天大的讽刺。
我把钱交给了张建军。
他拿着那沓厚厚的“大团结”,手都在抖。
他给我写了欠条,按了手印。
然后,他看着我,嘴唇翕动,想说什么。
我没给他机会。
“记住你的承诺。”
我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留恋。
手术很成功。
母子平安。
是个男孩。
我是在车间里,听别人说起的。
听说,张建-军-给他取名叫“张念月”。
纪念的念,月亮的月。
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正在操作新机器。
我的手,只是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
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
真可笑。
他有什么资格,来“纪念”我?
又过了几天,我听说,张建军真的辞职了。
他办完手续那天,来找过我一次。
隔着车间的玻璃窗,他远远地看着我。
我没有回头。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直到我走进车间的尽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和他的一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
彻底的平静。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和学习中。
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拿遍了所有能拿的荣誉。
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职工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我喜欢画画,喜欢设计漂亮的衣服。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以前,为了张建-军,我放弃了。
现在,我要把它捡回来。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它慢慢抚平了我心里的伤口,虽然,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疤。
但那道疤,也时刻提醒着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两年后,我从职工大学毕业,拿到了大专文凭。
厂里成立了新的产品研发部,我被破格调了过去,成了我们厂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设计师。
我设计的几款新式样的女装,在广交会上大放异彩,为厂里赢得了大笔的外汇订单。
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更高的收入,有了更广阔的眼界。
我不再是那个围着一个男人转的小女人。
我成了我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追我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有厂里的青年才俊,有机关的干部,还有做生意的“万元户”。
但我都拒绝了。
我怕了。
我怕再受到伤害。
我宁愿一个人,过清净的日子。
直到,我遇到了他。
王师傅的儿子,王海阳。
他是一名工程师,在市里的设计院工作。
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
话不多,但很真诚。
我们是在一次厂里的联谊会上认识的。
那天,我被几个领导灌了不少酒,有点晕。
是他,默默地给我递过来一杯温水。
然后,送我回家。
一路上,他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在我身边,保持着一个礼貌的距离。
到我家楼下,他把一个纸包塞给我。
“解酒的。我妈让我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几颗酸梅。
后来,他经常来厂里找王师傅,也顺便来看看我。
有时候,是带几本最新的《时装》杂志。
有时候,是带一些他从外地出差买回来的新奇玩意儿。
他从不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从不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只是,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地,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会帮我修理那台被张建-军-他们砸坏过的缝纫机,动作娴熟,比我还专业。
他会陪我去逛布料市场,给我提专业的建议。
他会认真地看我的每一张设计稿,然后提出中肯的意见。
在他面前,我不需要伪装,不需要逞强。
我可以是我自己。
那个爱哭,爱笑,爱做梦的李月。
有一天,他约我去看电影。
是一部新上映的香港片,《阿郎的故事》。
看到最后,周润发骑着摩托车,在赛道上倒下,头盔里流出鲜血,张艾嘉抱着孩子,在场外哭得撕心裂肺。
我也忍不住,哭了。
电影散场,我眼睛还是红的。
他递给我一张手帕。
“别难过。”他说,“电影是假的。”
我看着他,借着路灯的光,他的眼神,清澈而温暖。
“李月,”他忽然很认真地叫我的名字,“我知道你以前受过伤。”
“我不会说什么天长地久。我只想告诉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
“我会保护你,不让你再受一点委屈。”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是甜的。
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
第二年,我们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最好的朋友。
没有彩礼,没有嫁妆。
我爸妈说,只要我幸福,比什么都强。
他爸妈也说,娶到我,是他们家的福气。
婚后,我们搬进了设计院分的套房,两室一厅,带一个大大的阳台。
我把阳台改造成了我的工作室,摆满了我的缝纫机、画板和各种布料。
他每天下班,都会先来我的工作室看我一眼。
有时候,他会给我带回来一块漂亮的布。
有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个他在单位听到的笑话。
我们很少吵架。
即使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也会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沟通。
他尊重我的事业,支持我的梦想。
我也理解他的工作,体谅他的辛苦。
我们是夫妻,也是战友,更是知己。
几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他辞掉了设计院的“铁饭碗”,来帮我打理公司。
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得越来越大。
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在全国都有名的服装企业。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女强人”,“美女总裁”。
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被爱着的,幸福的普通女人。
有一年,我去南方出差。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关于张建-军-的消息。
听说,他当年辞职后,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老家。
他一个大学生,在农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他不甘心,就学着别人,去深圳“淘金”。
结果,被人骗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翠花受不了跟他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跟他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他一个人,在深圳的工地上搬砖。
有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
因为没钱治,落下了终身残疾。
现在,一个人,在老家,靠着政府那点微薄的救济金过活。
他妈,也在前两年,就过世了。
我听着这些,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不是我冷血。
只是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路,是自己选的。
怨不得别人。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海阳。
他听完,只是握着我的手,什么也没说。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回了1989年的那个秋天。
那个潮湿的、带着蜂窝煤味道的凌晨。
我推开门,看到了床上那个陌生的姑娘。
梦里的我,没有愤怒,没有惊慌。
我只是平静地走过去,对她说:“姑娘,你睡错床了。”
然后,我转身,走出了那间狭小、压抑的筒子楼。
外面,阳光灿烂,惠风和畅。
王海阳就站在阳光里,对我微笑。
他说:“月月,我们回家。”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王海阳就睡在我身边,呼吸均匀。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长长的睫毛,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心里,一片安宁。
有些门,关上了,就再也不用为任何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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