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纯粹性：西方和其他文明是对立的吗？

作者：[英]纳奥兹·麦克·斯威尼 译者：郑昕远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妇女“欧罗巴”（Europa）是在亚细亚的，她的足迹从未到过今天被希腊人称为“欧罗巴”（Europe）的地方。

——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末）

一位迁移者站在海滩上。他面朝大海，将思绪与目光投向故土，那远在另一片大陆、穷尽一生都无法抵达的地方。多年前，他踏上流亡之路，搭着拥挤的小船逃离土耳其崎岖的海岸。他想摆脱暴君与宗教激进主义的迫害，在欧洲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开启新的光明未来。而当他终于来到这座城市，梦想旋即破灭。他本想一展宏图，却处处受人怀疑，本想寻找机会，却只看见重重限制。后来，政府开始制定严苛的公民身份法律，环境对外国人极为不利，他终究离开了。如今站在另一片陌生的海滩上，他开始寻求另一个新的开始。这次，或许能得偿所愿。

这个故事放在21世纪的任何移民群体身上都相当贴合，但在本书中，它来自14位人物中的第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当然，对于希罗多德抵达意大利南部海岸时的心情，我们只能猜想（如上文所述）。今天希罗多德已被广泛誉为“历史之父”，我们却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公元前5世纪初，这位历史学家生于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今土耳其博德鲁姆），在雅典工作几年后，来到塔兰托湾（the Tarentine Gulf）水畔的小镇图利（Thurii），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历经两次流离与重新安家，他在这座小镇写下了《历史》（Histories）这部鸿篇巨制，被公推为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

此书主体部分记述了公元前499年至前470年间（但聚焦于公元前499年至479年），希腊各城邦联合击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the 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入侵军队的事迹。波斯一方兵力占优、资源充沛且军纪严明，帝国疆域从今天的保加利亚延伸到阿富汗，北至黑海，南抵埃及。希腊一方则相反，当时有数百个彼此独立、规模极小的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自认为“希腊人”，它们之间争端不断，在各自的领土上勉强生存。然而，希腊出乎意料地取得胜利，成功击退了波斯入侵者。三千年来，这个故事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风靡至今。

《历史》对想象中的西方历史意义重大，这也是它持续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不少人看来，此书为西方文明构建了一个基础章程，也为现代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供了古老先例。序言的开篇似乎确实符合这一脚本，希罗多德明确表示，他的写作目的是记录希腊人和野蛮人（他指的是非希腊人）双方的丰功伟绩，这便暗示着两者的二元对立——希腊人和野蛮人，欧洲和亚洲，西方和东方（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和其他地区）。随后，希罗多德开始为读者介绍背景。为溯清战事爆发的起因经过，他甚至回顾了更久远的历史，据他所言，这一切肇始于腓尼基商人绑架了一位来自希腊城市阿尔戈斯（Argos）的公主。出于报复，希腊人也绑架了一位腓尼基公主，触发了随后跨大陆暴力交搆的恶性循环，直至斯巴达的海伦被诱拐，引爆了特洛伊战争。而特洛伊的覆灭导致冲突异常升温，据希罗多德所言，亚洲人正是从这时开始敌视希腊人。

此书的序言仿佛西方文明叙事的初始版本，两个关键要素皆已备齐。首先是对立的双方——希腊（代表“西方”）和亚洲（代表“其余地区”）。再者是当下被投射到历史上的过去——波斯人对应着想象中的特洛伊人，希腊人则等同于袭击特洛伊的亚该亚人（Achaeans）。希罗多德留给我们的似乎不只是“文明冲突论”的古老记述，还加之西方文化谱系的早期构想——至少表面如此。

许多人在阅读希罗多德时，就只看到了表面。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撰写其备受争议的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时，曾援引希罗多德总结某一文明的特征。政治学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则断定，《历史》一书的主题就是“欧洲与亚洲的长期敌对”。2007 年，扎克·施奈德（Zack Snyder）的电影《斯巴达 300 勇士》（300）上映，影片将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巴达人呈现为白皮肤、热爱自由的欧洲人，而把波斯人描绘成道德沦丧、身体畸形的亚非人，一时颇受争议。

人们对希罗多德的曲解也并非毫无缘由，书中确实有多处暗藏着“文明冲突”式的叙事。但是，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相反的论述。仔细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会发现他提出文明冲突的概念只是为了加以驳斥。希罗多德并没有将世界划分为西方和其他文明，也并未将历史理解为永恒冲突的无休止重演。简言之，希罗多德不是西方文明叙事初始版本的发明者，也从未认为自己和希腊人同属一个类似现代西方的地缘文化群体（geocultural grouping）。恰恰相反，他一生著述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希罗多德已辞世两千五百年，人们却常借其作品宣扬他试图批判的“我们对他们”（us vs. them）意识形态，可谓历史的一大讽刺。

尽管今天我们常把希罗多德称为“历史之父”，但他并不是第一位历史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的编纂比希罗多德著书早了一千多年，即便是古希腊语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先于他近两百年。不过，虽说希罗多德不是历史的发明者，却在重新发现历史方面相当出色。他不太注重叙述连续的事件，而是着重分析历史的因果联系，将重点从“是什么”转移到了“为什么”。

当然，《历史》确实叙述了希波战争的经过，详细记录了这场战役中的大事小情。《历史》中的故事大致如下：公元前 499 年，爱奥尼亚起义（the Ionian Revolt）爆发，这是一场由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爱奥尼亚领导，雅典人（以及爱琴海上的其他希腊城邦）支持的反波斯帝国叛乱。起义最终被镇压，波斯人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公元前 492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进军希腊半岛，在马拉松战役（Battle of Marathon）中被雅典所率之军击败。公元前 480 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Xerxes）领兵再度入侵希腊。波斯大军进入希腊半岛时，在温泉关（Thermopylae）短暂受阻——三百名斯巴达士兵奋力抵抗，血染沙场。然而，波斯人最终破敌抵达雅典，洗劫全城，屠戮百姓，掠走了雅典最珍贵的宝藏。就在不久后，局势陡然变化，波斯人遭遇了灾难性的双重溃败，先是萨拉米斯海战（the Battle of Salamis），紧接着是普拉塔亚陆战（the Battle of Plataea）。前方败局已定，后方的雅典城被付之一炬，溃不成军的波斯人决定尽量减少损失，返回故土。

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为探究这个棘手的问题，希罗多德的视野向外拓宽，思维愈加开阔，笔下事件的背景范围亦不断延展。在他看来，不去了解波斯与雅典外交关系的前情，就无法真正领悟波斯侵袭雅典的缘由；但不去探究波斯和雅典的内部政治结构，又无法全面了解两国的外交关系。而若想对某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结构一探究竟，则须对该国的历史、发展乃至起源有所认识。层层推演之下，希罗多德的解释脉络持续延伸。

于是，《历史》不仅记述了希波战争本身，还为我们展现了希罗多德对波斯历史的见解（尽管有些依据显然是真假参半），其中涉及波斯帝国的建立与行政体系的运作。除此之外，本书亦是一部生动翔实的关于波斯文化社会的民族志式考察，并且梳理了波斯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展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希罗多德总结的详细史料不仅涵盖波斯人，还囊括了生活在波斯帝国境内的许多其他民族，从南边的埃及人到北部的斯基泰人，从东方的印度人到西方的希腊人。当然，与其他民族相比，希罗多德对待希腊人的方式略有不同。他用希腊语写作，读者也以希腊人为主，不需要解释希腊文化和习俗的基本情况。但他确实记述了几个希腊城邦的历史，探讨其独特的发展轨迹，着重描写各城邦民众的独特性格。

正是对“原因”的不懈探求成就了《历史》的宏大篇幅（内容涉及地理范围数千公里，时长几百年）与丰富细节（所载轶事从国王的性生活到渔民的海难，不一而足）。因此，希罗多德看似以希波战争为题，却在叙述过程中附赠了丰盛的史料美馔，包括民族志阐述（你知道吗？斯基泰人在为国王下葬前会用蜡包裹其身）、哲学辩论（比如波斯人对政府最佳形式的探讨——有趣的是，他们的最终投票结果是君主制！）、地理理论（不论在实际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希罗多德都参与了尼罗河源头的辩论）和新闻调查（不知名人士为我们揭开了隐秘文身所传递的信息）。

正因《历史》一书内容浩繁，充满奇谈轶事，也就难免让希罗多德背上了另一个绰号。在希罗多德死后约四百年开始写作的西塞罗愿将希罗多德誉为“历史之父”，但又过了两百年，普卢塔克（Plutarch）却称希罗多德为“谎言之父”。普卢塔克认为，希罗多德的故事太过天马行空、荒诞不经，为娱乐性牺牲了事实。普卢塔克此言也并非毫无道理，希罗多德笔下有些故事无疑是荒唐牵强的，比如印度的掘金蚁，或是撒哈拉的狗头人。还有一些看起来古怪的故事可能来自文化误解，比如斯基泰人用骨笛向母马的阴道吹气来挤奶，每一位巴比伦女性都在神庙做过妓女。但希罗多德自己也知道，他写下的故事并非都与事实相符。在那些特别奇幻的故事之前，他往往会精心编写免责声明，称后文所述并非作者立场，而是引自旁人。这些段落往往穿插着“有人说”或“当地人称……”，希罗多德没有贸然相信听闻的一切，也不希望读者受到误导。

然而，心平气和的文本细读并不能缓解普卢塔克的愤怒，他对希罗多德的质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究其根本，是他认为《历史》对波斯人的态度太公正，对非希腊人的描述太正面了。据普卢塔克所说，希罗多德明显有“蛮人癖”（philobarbaros），写什么都不可信。再有，希罗多德的文字也显示出批评希腊人的意愿，他在描述波斯人冈比西斯（Cambyses）的嗜血狂暴与薛西斯的狂妄残忍时，也写到了米利都贵族（the Milesian nobleman）阿里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的自私野心和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贪得无厌。在普卢塔克生活的年代，希腊已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对于深深留恋着理想化希腊精神的他而言，希罗多德的文字可谓一种冒犯诋毁。

那么，希罗多德究竟是历史之父还是谎言之父？他是否沉浸在虚假的幻想中，为野蛮人辩护，投机取巧地杜撰着荒诞故事？还是说，他是一位讲究科学的创新者，通过重构人与历史的关系突破了人类知识的边界？而对本书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是，希罗多德是否打造了原西方的雏形，构成今天现代西方概念的基础？是他为我们描绘了西方文明宏大叙事的蓝图吗？在希罗多德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尽管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下了丰富的人物传记，我们却对他本人了解甚少。

我们知道，希罗多德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此地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爱琴海沿岸。哈利卡纳苏斯是正式的希腊城邦，但人口构成多元，继承了安纳托利亚的原住民遗产。希罗多德的家族正是该城混合文化的典型例证。“希罗多德”是个希腊语名字，他的母亲德瑞欧（Dryo）也是，但另外几名家族成员的名字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卡里亚语（Carian），比如希罗多德的父亲吕克瑟斯（Lyxes）和表亲帕尼阿西斯（Panyassis），后者是一名诗人。

年轻时，希罗多德可能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不是历史。他曾与哈利卡纳苏斯的世袭统治者里格达米斯（Lygdamis）产生龃龉，被迫逃向附近的萨摩斯岛（Samos）。他曾回到故土参与推翻里格达米斯的政变，支持建立新政权。但没过多久，他又踏上流亡之路，这一次是受到里格达米斯支持者的愤怒胁迫。随后的年月里，希罗多德似乎化危为安，利用机会四处游历。《历史》中充满了各个人物的奇闻轶事与作者本人的亲历故事。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曾前往埃及探访名胜古迹，沿尼罗河航行至埃利潘蒂尼岛（Elephantine）。他惊叹于腓尼基推罗城（Tyre）繁忙的港口与四通八达的市场，还亲眼领略了巴比伦神庙的精美装饰。如果希罗多德的文字可信，那他一定是个令人疲惫的旅伴，一路向导游问东问西，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到每个地方，都要从显要人物到普通的挑水贩全打听一遍。当然，他的文字中也显示出对安纳托利亚相当熟悉，不限于西部的爱琴海沿岸，还包括与黑海接壤的北部地区及赫勒斯滂（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海峡）地区。至于希腊本土，他似乎对斯巴达、德尔菲（Delphi）、维奥蒂亚（Boeotia）等地有比较直接的了解。当然，他对雅典也很熟。

从政治上看，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世界或许已四分五裂，但雅典仍是无可争议的文化之都。执政官伯里克利、哲学家苏格拉底、雕塑家菲狄亚斯（Pheidias）和戏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都曾在这个时代闪耀。雅典汇集着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与激进政客、众人追捧的交际花与浪荡不羁的富家公子。市场上挤满了来自三大洲的商旅，神庙前朝圣者蜂拥而至，工匠们从各地跋涉而来，为卫城（acropolis）恢弘气派的建筑群增砖添瓦。与 19 世纪末的维也纳、“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纽约，以及“摇摆的六十年代”的伦敦一样，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也如一块磁石，吸引着雄心勃勃的创造者们。希罗多德自然无法抗拒。

受权刊发，选自《发明“西方”：十四个人生跨度的新历史》，[英]纳奥兹·麦克·斯威尼 著，郑昕远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来到这个大都市后，他似乎很快就融入了文学圈，与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建立了尤为深厚的友谊。我们知道希罗多德曾多次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有一次特别成功，赚到了十个塔兰特的巨款（塔兰特是一种货币，当时一个塔兰特就足以支付雅典海军三层划桨战船全体船员一个月的薪水）。尽管取得了如此成就，他没过几年就离开了雅典，舍弃了新朋友与蒸蒸日上的事业。此时，他便如本章开篇所述，站在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湾的岸边，准备前往图利度过余生。

是什么让希罗多德离开雅典，放弃在大城市名利双收的梦想？当时，他几乎可以说是“得到了一切”，却突然全部割舍，再次选择移居。当然，任何个人因素都可能导致他的决定，但雅典的政治问题大概也是致因之一。那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新风潮，根植于帝国意识、仇外心理，以及某种类似于西方文明的新叙事。

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希腊拥有二百多年丰富多彩的历史，但现代希腊与古希腊不能等同。在希罗多德生活与书写的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人还没有形成单一国家或民族。整个希腊世界由数以千计的城邦和微型领地组成，各自有其独立政府。它们的独立性与自身认同感极强，许多希腊人首先认为自己是雅典人、科林斯人（Corinthians）、斯巴达人，等等。有时，希腊各城邦会联合起来，组成地区联盟或联邦联盟，但通常仍会保持各自的身份认同。待到希罗多德之后大约一百年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把希腊征服，才将广阔领土上的希腊人纳入统一的希腊政府管辖（尽管当时很多人质疑他们的马其顿统治者不够“希腊”）。但即使是这个希腊大国，也不包含黑海和地中海中西部的希腊人。

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不仅政治上四分五裂，地理分布也相当分散。公元前 5世纪末，希腊城邦散落在地中海和黑海各地，从西班牙到塞浦路斯，从利比亚到克里米亚。如今，法国的马赛和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都能看到城邦遗存。循着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地中海沿岸，从阿达纳（Adana）到伊斯坦布尔，乃至于从格鲁吉亚的波季（Poti）到保加利亚的索佐波尔（Sozopol）的环黑海地区，也都留下了古希腊人的痕迹。

我们可能会疑惑，这些共同体既然政治独立且领土分散，究竟是什么让它们凝聚在一起？谁是希腊人，什么是希腊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即使在古代也众说纷纭。在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看来，马其顿人不能算真正的希腊人，而希罗多德则声称，雅典人既然是非希腊“异邦人”的后裔，就也称不上是希腊人。更令人困扰的是，古希腊人其实从未以“希腊人”（Greeks）自称。这个称谓其实是罗马人为指代他们这个群体而专门发明的拉丁语“Graeci”。而希腊人自己会使用“Hellenes”一词，意为神话人物“海仑”（Hellen）的后裔。（注意，这里的海仑并非海伦“Helen”，海仑是古希腊人传说中的祖先，而海伦是特洛伊战争风暴中心的女子。）

由此看来，希腊人对自身的定义是遵循谱系的，涉及的观念是共同的历史和祖先。但若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来看待“希腊”，则必须小心谨慎。古希腊的“Hellenes”并非与其他民族划清界限的明确民族群体，宗族谱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本就将多种起源融入了他们的基本结构。因此，共享希腊血统的神话往往会与非希腊谱系的主张并存。举例而言，底比斯（Thebes）人将腓尼基英雄卡德摩斯（Cadmus）视为城邦的创立者，阿尔戈斯人（Argives）自称为埃及国王达那俄斯（Danaus）之女的后代，而阿卡狄亚人（Arcadians）和雅典人多少有些奇怪，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更有些希腊人认为他们与波斯人、犹太人和罗马人有共同的祖先。对于这些谱系，我们不应只看表面（也不应假设古希腊人只注重表面）。与所有奠基神话一样，它们陈述着人们的身份与从属关系，意涵深远，同时受到人们的期望与实际处境的双重影响。而从这些家谱中，我们确实可以了解到希腊人的某些思维方式。虽然共享希腊血统的观念至关重要，但古希腊人很少认为这个血统是纯粹的。

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希腊各城邦相互连接的另一原因，或许比想象中的希腊血统更具凝聚力。这文化意识包括希腊语言、文字，以及随之形成的文学传统与纷繁的神话故事；包括奥林匹亚多神体系，表现为各城邦相似的宗教仪式和祭祀方式，以及对神庙外观规范的相似认知；还包括共同的习俗与日常生活模式，对核心家庭构成、社会准则、教育规范、建筑传统与手工技艺等事务的一致看法。身为希腊人，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希腊的方式行希腊之事。正如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在公元前 4 世纪所言，“希腊人（Hellene）用以指代与我们共享文化而非血统之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4:50）希罗多德将“希腊身份”（Hellenikōn）的定义部分地构建在血缘上，但他指出“共同的语言、圣地与祭祀，以及生活方式”也同样重要（《历史》8.144）。

当然，在广泛的希腊文化圈内，各个地方有其独特的传统，毕竟希腊世界是如此分散多元。在雅典，理想的女性应沉默寡言，长期居家，而斯巴达对女性的设想则是走出家门，拥有强健的体魄。在克拉佐美纳伊（Clazomenae），人们通常将死者单独埋葬在绘有精美彩绘的陶棺中，而科林斯的逝者会被集中葬于岩石开凿的墓室中。阿尔忒弥斯（Artemis）女神在西西里被奉作正值婚龄的性感少女，而以弗所（Ephesus）却将她尊为掌管动物的女尊主，颈上挂着公牛的睾丸。这些地区差异大多源于同非希腊文化的接触。前文谈及哈利卡纳苏斯时，我们看到本土的安纳托利亚人已完全融入希腊城邦，而类似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可以说遍及整个希腊世界。在那不勒斯湾的皮特库萨伊（Pithekoussai），希腊的文化特征与腓尼基、伊特鲁里亚与其他古意大利元素并存。在瑙克拉提斯，来自不同城市的希腊人与埃及人、利比亚人和阿拉伯人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文化共通意识是希腊性的核心所在，而跨文化现象又为这共通意识注入了混杂多元的风格、习俗与身份认同。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误认为古希腊世界是一个文化和种族多元化的乌托邦，希腊精神之下各方平等——这是个诱人的陷阱。实际上，当时的种族歧视与仇外情绪司空见惯，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奴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生来优越。有趣的是，这种优越感并非建立在西方与东方的对立之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希腊世界与西方和东方皆不相同，而是超越了欧洲和亚洲。他声称：“寒冷地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

古希腊人对欧亚大陆的看法显然与我们不同，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达成一致。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亚里士多德，把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陆地（即希腊人居住之地）视为两个大陆的中间地带。希罗多德便认为，划分大陆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讲到。

不过，在古希腊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最关键的划分不在希腊与非希腊，而在希腊内部的各个群体。据我猜测，正是某种内部划分对希罗多德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他离开雅典，前往相对安宁的图利。西方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让我们一提起雅典，便联想到民主发源地。“民主”（demokratia）与“均法”（isonomia）皆在此萌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现实中的雅典民主远未达到现代自由民主原则，也就是我们如今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首先，女子被排除在外，雅典经济所依赖的成千上万被奴役者也无缘民主。再者，雅典或许宣称男性市民人人平等，但其他人就另当别论了，无论是来自其他城市的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任何非雅典人都被视为外来人。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不如想象般包容平等，相反是相当于一个排外的男孩俱乐部，只对那些“正当”家庭出身的孩子开放。

公元前 5 世纪，雅典的文化活力并非建立在政治平等之上，而是依托于帝国主义。雅典帝国源于希波战争中希腊各城邦为对抗波斯而组成的联盟，没过多久，雅典便主掌了联盟的领导权，原因既在于雅典城此前遭波斯洗劫博得了同情，亦在于其他希腊人对雅典战士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英勇作战心怀感激。但对联盟的领导很快变为管控，每年纳贡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叛变的“盟友”会遭残酷镇压。运气好的只是城市被洗劫，城墙被拆毁，政治家被流放或处决，再接受雅典驻军，建立起亲雅典的傀儡政府。而运气不好的，比如米洛斯岛（Melos），却落得全城血流漂杵的悲惨下场——成年男子被屠戮殆尽，妇女儿童则卖为奴隶。

与此同时，雅典的民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公元前 453 年，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卫城上竖起了两块巨型石碑，高近四米，刻录着各个城市向雅典进贡的数额。这石碑是雅典彰显至尊地位的“公告牌”。两年后，他收紧了雅典公民身份的相关法条，规定只有父母同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公民身份（过去一方即可）。许多人当了一辈子雅典公民，就这样被剥夺了身份。

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之间的鸿沟持续扩大。他们开始自视与众不同，从根本上优于他人。这一点，可以从雅典主要宗教节日“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a）的变化中看出。雅典公民庆祝佳节时，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却被要求扮演从属的服务者——端盘子的、运水的、撑阳伞的或扶凳子的。到世纪末，戏剧家欧里庇得斯曾创作一台重塑雅典起源的戏剧。原本在传统神话中，雅典人既是原住民的后裔，又传承自英雄海仑，因而是希腊大家庭的一分子。但欧里庇得斯在《伊翁》（Ion）中修改了神话谱系，以阿波罗取代海仑，将雅典人的希腊祖先更改为神。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雅典人的超卓之处不仅在于比其他希腊人优秀，而是根本脱离了希腊人的范畴。

雅典是如何做到的呢？除了近乎绝对的海军力量压制，雅典还积极进行宣传，说服其他希腊人与雅典“结盟”。根据他们的说法，任何希腊人都不能放松警惕，以免卑鄙的波斯人卷土重来。他们声称雅典的海军优势可以抵御波斯人的持续威胁，是希腊人必须仰赖的。雅典的宣传家们极力煽动对波斯人的仇恨，强化东方蛮族阴柔做作、骄纵奢华而懦弱奸佞的刻板印象。希腊人则与之相反，铁骨铮铮、坚韧勇敢、待人诚实，且追求个人自由。这些刻板的形容可见于伊索克拉底的法律演讲稿、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催人泪下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乃至成百上千个描绘希腊勇士击败弱小波斯敌人的红纹雅典花瓶。据此论调，波斯与希腊的敌对不仅限于现在，而是由来已久。另外，波斯人始终与特洛伊人并存，或干脆作为特洛伊人出现，将传闻中历史上的亚洲和当代亚洲融为一体。“文明冲突”的修辞传统是由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首创，为的是希腊人对希腊人的帝国主义统治。

至此，若读起来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我们早已听过。生活在现代西方，难免会在流行文化中看到阴柔奸佞的刻板亚洲人形象。对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研究成果颇具影响力（详见第十三章）。正如他所言，这类亚洲人形象遍布欧洲的帝国主义文学作品、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和描绘中国官员的报纸漫画中（参见第十四章）。在现代社会，这种非西方的“他者”形象作为理想西方人的对立面被塑造出来，西方与东方分别对应着男性与女性、强壮与柔弱、勇敢与懦弱、浅肤色与深肤色。此类言论如今正躁动地蛰伏在可接受的政治话语之下，偶尔浮出表面。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正是上述种族主义的盛行期。

诚然，公元前 5 世纪中期被视为雅典文化、文学、艺术和民主的黄金时代，但这些成就乃帝国的果实。此帝国以其他希腊人为依托，靠种族主义宣传立国，一方面将外来者和非希腊人描绘成危险的“他者”，另一方面把雅典打造为希腊性的完美典范。生活在雅典的希罗多德一定对此有敏锐的认识。敌对氛围愈发紧张，“种族纯洁性”“民族优越感”“排斥移民”等恶性话题开始主导雅典政治的舞台。在此局势下，希罗多德作为一位双文化背景的亚洲移民，自然也会感到无处容身。如此看来，无论是本章开篇处他再度启航，在意大利的海滩上驻足，还是创作鸿篇巨制，以笔还击那迫使他漂泊的意识形态，似乎都无需讶异。

希罗多德想必为写作《历史》花费了许多时日，以结构而论，此书由数个独立章节组成，合为包罗万象的整体。因此可以推测，虽说《历史》的某些章节是在雅典已经完成的，但希罗多德是在图利为整部作品定下基调。这基调就写在我们之前提过的《历史》序言部分，其中介绍了希罗多德所谓的“调查研究”（Enquiries，希腊语为“historiē”）：

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这些句子似乎不难理解，我们将读到的是希腊人与野蛮人（即所有非希腊人）之间的对抗，显然是一场文明冲突。前文已提及，希罗多德将为我们讲述这跨大陆的仇怨从何而来，那是一连串的强掳劫掠，最终海伦被掳走，特洛伊遭到洗劫。至此都是那番熟悉的叙事，然而希罗多德其后所述，才需要我们细致研读。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那些都是不可信的传说。他的否定态度相当明确，之后谈及掘金蚁和狗头人时，他也是相同的态度。况且，他不曾以作者的口吻记述这些神话中的暴力交搆，而是声明了出处：“波斯人写道，是腓尼基人率先挑起了争端。”随后他从腓尼基人的角度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告诉读者“腓尼基人不认可波斯人的说法”，进一步表明怀疑态度。在希罗多德看来，从无法考证的远古神话中寻找宿仇的念头本就荒唐而无理——那不过是一套矛盾重重的无稽之谈，由各有企图的讲述人东拼西凑而成。

若要真正探究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敌意，他建议我们必须回到有史可稽的事件中去，着手于后期的历史，也就是从“据我所知最初侵害希腊人的那个肇事者”开始。希罗多德认为此人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至今仍以聚敛惊人财富而闻名。相较于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希罗多德谨慎地将君王统治作为其调查研究，也就是《历史》的开端。一方面，他当然是在写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被邻近的吕底亚人镇压。但另一方面，对于他最初的读者而言，希罗多德选用的语言能够激起更强烈的共鸣。在公元前 5 世纪，“征服希腊人，迫使一些希腊人向他纳贡”的并非野蛮人，而是雅典人。这里的“纳贡”原文为“phoros”，是由雅典人特别创造的一个专业术语，用来指他们从“盟友”那里得到的进贡。但“phoros”在一个世纪前的克洛伊索斯时代尚未诞生，在这里仿佛用错了时代，极为惹眼。如此看来，希罗多德此言足以引发政治轰动。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历史》的序言，就会发现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希罗多德最感兴趣的主题，他确实提到了“相互争斗的原因”，但只是“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项。而在他心里，也是《历史》整本书中最重要的是“人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具体而言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此番陈述对斗争双方都极为公正，功绩不仅属于希腊人，也属于非希腊人。希罗多德希望为后世保存的功业，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的（原词为“anthropoi ”），不仅是在序言中，还是在《历史》全书中。埃及法老的慷慨仁慈与斯基泰女王的英雄气魄被平等地载于文中，巴比伦的智慧工匠与埃塞俄比亚的魅力男子也都得到了精彩描绘。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是为了赞颂人们创下的伟大事迹，不论是否为希腊人。

所以希罗多德在序言中引入希腊人与亚洲人的对立概念，并不是因为他个人赞同。他的目的是批评它、颠覆它，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证明它是错误的。他指出，希腊人自己也受到更古老的西亚文明影响，是安纳托利亚的弗里吉亚人（Phrygian）创建了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也是他们第一个发明了语言（Hdt 2:2）。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小亚细亚的另一民族吕底亚人将货币与商业的概念带到希腊，教会希腊人各种各样的游戏娱乐方式（Hdt 1:94），书写技术和字母表更是来自腓尼基人（Hdt 5:58）。但说到底，希腊人最应感谢的是埃及人，与神明有关的知识就是从埃及传到希腊的（Hdt 2:50），随附着完整的宗教仪轨（Hdt 2:51），以及历法、占星学和占卜方法（Hdt 2:81）。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文化从不是单纯属于希腊的。

在他看来，希腊人不仅文化血统复杂，生物血统也如此。他声称，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希腊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分属于不同的族群，谱系相异（Hdt 1:56）。斯巴达人确实为希腊血统，却经常长途迁徙（希罗多德所用词为“polyplanētos”）。相比之下，雅典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希腊人，而是非希腊的皮拉斯基亚人（Pelasgian）（Hdt 1:58）。希罗多德声称，其他的希腊城邦同样血统混杂。以他的家乡为例，爱奥尼亚诸城既可以称为安纳托利亚本土的，也可以算作希腊的（Hdt 1:147-148）。阿尔戈斯人是埃及女性的后代（Hdt 2:91, 4:53, 4:182），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之名出于一位弗里吉亚迁移者之口（Hdt 7:11），而希腊中部的底比斯人（Thebans）是腓尼基人的后裔（Hdt 5:182）。同样，也有非希腊人声称继承了部分希腊血统，比如斯基泰人（Hdt 4:8-10）。有时就连波斯人也被称为希腊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的后裔（Hdt 7:150）。

在希罗多德看来，希腊人并未因其文化或血统而与众不同，他们的伦理与原则也没有独特之处。在《历史》各篇章中，确实有部分希腊人表现出对自由——这种常与现代西方捆绑宣扬的理想精神——的热爱。在希腊人不堪波斯压迫、寻求解脱的背景中，自由（eleutheria）一词确实出现了几次（例如，Hdt 1:170, 5:2, 7:135, 8:143, 9:98），但另一些语境则与希腊完全无关。也就是说，波斯人、埃及人和其他非希腊人也可能受到爱自由的激励（例如，Hdt 1:95, 2:102, 3:82, 7:2）。或许最意想不到的是，自由一词也被用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事中，证明自由不仅可被异邦人剥夺，也可能遭到希腊同胞的破坏（例如，Hdt 1:61, 3:142, 6:5）。尤其是在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时代——正值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高潮，那些希腊的小城邦常受战火的波及。

在亚欧大陆的地理问题上，希罗多德或许对“文明冲突”提出了最尖锐的驳斥。“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绘制世界地图”，他不屑地指出：“但没有一个人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把世界划分为欧罗巴和亚细亚在他看来极为荒谬（Hdt 4:37）。他看到的明明是“一整块大地”，却被切割成不同的大陆，这本就是不必要的，再加上随意使用女性名字为其命名，更是荒唐透顶（Hdt 4:45）。考虑到希罗多德本人既是跨大陆的移民又可谓政治难民，他的立场并不难理解。根据他的亲身体会，亚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有人残忍亦有人友善，有人固守成见亦有人开放包容。无论在哪个大陆，你都能找到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还能遇上像希罗多德这样两者兼具的混血。

希罗多德没有从“我们和他们”的尖锐对立视角描述世界，而是从文化、谱系、族群和地理等方面削弱了这种区分。但也有古希腊人持不同观点，其中必然包括普卢塔克和公元前 5 世纪雅典的帝国主义构想家们。但希罗多德不曾与之为伍，他笔下的世界不是黑白，而是缤纷多彩。他对人的理解丰富而多元，充分展现了文明的复杂与交融，带领读者回到他年轻时所在的哈利卡纳苏斯世界。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反对公元前 5 世纪被仇外观念主导的雅典。他的《历史》中蕴含的多样文化令人目不暇接，让我们得以从更加多元复杂的视角看待古代世界。这与西方文明宏大叙事的古希腊图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未将古希腊人视为纯欧洲白种人文明之路的开创者。那种叙事想必会令希罗多德极为不适。

把古典时代的希腊假定为早期西方，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首先，现代西方自始至今只聚焦于欧洲、源于欧洲的北美国家以及更广泛的英语文化圈。而古希腊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欧洲往往与野蛮联系在一起。现代西方还有一个在文明社会中不言自明的含义，那就是白人种族，与非西方的黑色、棕色、黄色人种相区隔。而古希腊人的身份认同尽管也与共同的祖先和族群有关，但并不体现在外表上，遑论肤色。在古希腊世界中，肤色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尽管某些群体（高卢人通常以其乳白色的皮肤著称，埃塞俄比亚人则肤色较深）以此作为身份标记，但肤色从不是“希腊性”话语中的关键要素。

不过，有一种意识形态模型在古希腊世界与现代西方并存，那就是“我们”与“他们”的二元文化对立。它在古希腊世界表现为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对立，被构想为世代延续的古老冲突——“我们”是阳刚武勇、热爱自由的，“他们”则阴柔懦弱、卑躬屈节。这类描述似乎有些极端，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现代意识形态对立也是根植于类似的基本概念模型。现代西方并非从古希腊被动继承了概念模型，只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同一种模型以相同的概念形式实现了相同的政治功能——服务于扩张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意识形态。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西方作为一个概念的崛起，以及其历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明，最初也是作为维护帝国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部署的。自那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工具几经演变，承载过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但究其本源，仍诞生于帝国的背景之下。与之相似的，是作为雅典帝国政治武器的“希腊精神”。

希罗多德反对以这种模式构想希腊身份与文化差异，《历史》一书亦是对“希腊—异族”对立说的有力反驳。他设想出一个更加灵活流动的世界，人们不会因各自的文化、族群、原则和地理背景划分清晰的界限。从希罗多德的个人经历来看，这想必就是他眼中的世界。不单是他，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也并非文明冲突，而是两个关系紧密的群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双方不只共享文化和习俗，还因通婚和家族纽带而紧密相连。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更具颠覆意义，甚至向读者发问：究竟哪一方的行为更野蛮？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指出希腊人的身份是相对近期的发明，像一个脆弱的箩筐，把不同起源的人群全部装进去。

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假定古希腊世界为西方的起源，但正如希罗多德、荷马和修昔底德所述，真正的古希腊世界是更加富有生机、变化多端的。西方文明采用的是雅典政治家（如伯里克利）推行的古希腊构想，一个被“我们”和“他们”之间巨大鸿沟撕裂的世界，目的是为帝国扩张提供辩护。本书下一章中的人物通常被视为希腊的继承者，也是西方文明谱系中的下一代。但即使是他们，亦不认同上述古希腊构想。

本文为《发明“西方”：十四个人生跨度的新历史》第一章，原题“否定纯粹性”。小标题和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