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其实不大,外面的人听不太清楚,可屋里已经乱成一团,吴学成那时候抱着才七岁的弟弟,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什么东西都没能带出来,雨下了一整夜,台北车站的椅子硬邦邦的,弟弟睡着了,她就一直盯着那张被雨淋湿的报纸,上面印着《匪谍吴石伏法》,那是她爸爸的名字,那么清楚,谁都能看见,路上人来人往,好多便衣就混在人群里,谁要是敢哭,脸上露出一丁点不对劲,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
第二天,堂侄吴荫先找了过来,他是保安司令部的一个小科长,这时候还敢收留他们,胆子算大的,他那房子就十坪,一进门吴学成啥也没说,就借了纸笔写信,给台湾军法局,想把父亲的骨灰领回来,三百字的信反反复复写了五遍,“恳请”这个词不敢用,太软,“要求”又太硬,最后就一句,“先父吴石,因案伏法,女学成,愿收遗骸,归葬故乡”,落款是吴石次女,还把自己的生日卡塞进去,证明她就是吴石的女儿。
信寄出去,她每天放学都得绕着邮筒走一圈,生怕信丢了,又怕没回信,第七天,军法局的回执真来了,让她三天内带着户长的证明去领,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头发扎得死紧,跟去考试一样,抱着弟弟,坐三轮车过了台北桥,马场町刑场旁边的停尸房,一排排白布盖着,卫兵翻着名字,还故意问她,你爸是匪谍,你不怕吗,她就回过头,声音很小,怕,可他是我爸爸,那兵也没再说话,白布一掀,父亲就剩一副骨架,左眼窝都塌了,审讯时候留下的,吴学成一滴眼泪没掉,用白布把脸一点点擦干净,把自己的初中校徽塞到父亲手心里,好像在告诉他,我考上北一女了。
火化那天,白烟往天上飘,弟弟就站旁边,她跪下磕了头,没喊什么,心里就念叨一句,爸爸,我们带你回家,骨灰没地方放,吴荫先找了个人,在外双溪有座小庙,求老住持帮个忙,把骨灰瓮藏在观音像下面,谁也不知道,谁也不问,这么一放就是四十一年,每年清明节三炷香,等烧完了再换新的,香条上从来不写名字,就写个吴先生,怕香火断了,怕父亲在那边成了没名字的鬼,秋天,母亲王碧奎也放出来了,一家三口搬到和平东路的棚户区,她才十七岁,本来书读得好好的,只好进了纺纱厂,手指头被机器夹断半截,拿布缠上接着干,弟弟的学费总要交的,晚上回到家,就抱着那个骨灰坛子睡觉,好像那就是她剩下唯一的东西了,做梦都梦到那封信被撕了,自己站在停尸房,两手空空。
一晃到了1977年,弟弟要去美国读书,机票钱是她卖了金项链凑的,上飞机前,塞了张老照片到他口袋里,背后写着,别忘了爸爸,也别忘了回家,到了1980年,她自己也填了探亲表,父亲姓名那一栏,她还是写的吴石,管审核的人看了一眼,啥也没问,直接盖了章,1991年,她带着骨灰飞回福州,飞机一落地,她抱着那个盒子,爸爸,我们到家了,山腰上安了葬,墓碑朝着台湾的方向,没有生平,也没有徽章,就刻了几个字,女学成,子健成立,很多年以后,央视拍纪录片,问她当年哪来的胆子去写信领骨灰,她低着头说,那不是勇敢,就是怕我爸死了,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镜头里,她那只九指的手,在墓碑前放下一束白菊花,风吹过来,花瓣散了一地,就像当年马场町飘起来的白烟,一直飘,飘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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