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开放”？

文 | 延观风

前一段时间，某签证政策引爆了全网焦虑。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于，一切外交和外贸政策都必须服务于国内利益，这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和政策出发点。

但作为后发国家，在我们长期引入外国资本、技术以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土殖在思想上彻底跪拜了外国，一些新的外向型经济利益强相关者（简称新买办）的屁股坐到了外国，一些部门把“开放”从手段异化成了目的，这些都产生了相关对外政策、言论或行为损害国内利益的风险。相比政策本身，背后的这种系统性风险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才不是为自己没赶上热点开脱）

“移民换种”的风险并非空穴来风

在5000年独特而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民族观，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民族和移民问题的基点。逆向民族主义者也好，大汉族主义（皇汉）也好，都在套用西方或者日本的框架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这都会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中国的民族观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逆民接受西方价值观、润到西方国家甚至返过来为害中国，就算血缘再“纯正”也是夷狄，所以之前放出“美国拟包机将中国润人遣返回国”时，大家的反应都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关于“夷狄入华夏”，离不开东亚的中华秩序。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人口、经济和技术上都是东亚板块的主导，中华秩序边缘的民族以接受汉文化为必要前提，逐步融入更核心圈层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是古代民族史的主线。

这种独特的融合能力极大扩展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是我国现在领土范围的基石。但这个过程也混合了太多的战争与血泪，更不能一代而就。尤其是近代西方以强权打破了东亚中华秩序，强行植入基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民族观念的不同至今仍在给我们的治理和宣传带来麻烦，比如日本军国主义和新清史界炮制的所谓“非中国论”和“二元帝国论”等等。

也正因为独特的民族观和民族史，我们没有西方民族主义叙事下的无限细分不共戴天，更不必理会西方为近代民族主义野蛮一面赎罪搞出来的“多元化”“包容性”包袱。何况近代民族主义极大固化了各民族的身份文化认同，按中华秩序的标准，个人融入的成本都被大幅抬升，“夷狄入华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拒绝大规模移民涌入是坚持中华主体地位的红线。

就像网络上分析的那样，如果非要就细节而论，那么这个政策本身的风险是可控的。因为本科学历等等只是申请签证的门槛，不是获得签证的充分条件。就像美国使领馆卡中国理工科学生的签证，英国使领馆误伤了心向西方的土殖，只要守住签证发放的关口，阿三再怎么“向往”也拿不到合法入境身份。

然而，大规模放开移民限制的推力始终存在，并在持续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策，网友的担忧不能以“阴谋论”简单论之。尤其在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的经济背景下，“无国界”的企业主除了产业外迁，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大规模引入低价外劳。

比如梁建章，之前一直以“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奔走呼吁”著称，因为提出了不少直接发福利促生育的政策，社会名声还相当不错。然而在2024年初一次访谈中他还是说漏了嘴，赤裸裸地你不生中国也有下一代，只不过可以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在中国的领土享用你们和父辈建设的成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中国企业主的劳动力问题”而已。

最近被网友又一次翻出来的全球化智库（CCG），不光创始人的国籍和工作履历成谜，也确实一直在通过各种论坛、内参等渠道，传播大规模引入外国“人才”的政策建议——而梁建章是CCG的资深副主席。所以，推动放开国门的有组织行动确凿存在，只不过还没有在体制内登堂入室，但更值得警惕。

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

中央、地方、高校的外事部门搞出的负面舆情相当不少，主要集中在外国人在华超国民待遇，包括很多“入夷狄”回国反而比“华夏”享受更高地位。

超国民待遇来自我国与先发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落差。为了“求”国外优质要素参与国内经济建设，不得不开出全方位的超高溢价，苏联专家的专家公寓和特供小灶如此，改革开放后外国资本的免税补贴、要素保障亦如此。

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是外国先进资本和技术的附加品，除了吸引技术、管理人员来华，甚至包含了些“千金买马骨”的味道。可外国不是什么高素质天堂，马粪的占比远远高于马骨的比例，更何况真正骏马的比例。大量社会资源花在了马粪上，福利保障迫切需要提高的中国人民当然不满意。

一些说法认为，外事部门对超国民待遇的执着源自周总理的“外交无小事”，但实际上“外交无小事”这句话是对将出国的外交官说的，本质上和对会计说“做账无小事”没什么区别。

让超国民待遇退而不绝的，是官僚机构把手段异化为目的的“应试”惯性。为了服务提高国内科创能力、吸引更多国际人才，中央要求加强海外人才来华交流，并将此作为我们的KPI，那我们就尽一切办法把海外学者弄进来。高精尖人才的招揽政策已经有了，得怎么做出增量KPI呢？哦那不是还有大把本科生的青年学者嘛！

——不负责任地揣测的话，这个政策的诞生过程大抵如此。在执行过程中，“为了”的目的被忽略，“完成KPI”主导了政策制定考量。即使舆论沸反盈天，这个政策甚至可能成为今年工作报告中的重要一笔。

不光外事部门如此，再举个入境消费的例子。从23年末开始，我国对一些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从最开始的发达国家，逐渐扩展到最新一批的拉美东南亚国家，单方面免签国已经达到到了40多个。同时，外国人在华消费优惠政策也在不断扩展，包括提高退税额度，在机场等常见的退税点之外，设立很多位于城市内部的免税店，现在则开始试行“即买即退”政策。

为什么入境消费如此受重视呢？因为促消费拉动内需是这几年的重大部署，管消费的商务部门正好也有涉外职能。在国内社零等消费数据不好看的情况下，入境消费基数小，动辄实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增长，同时还能满足部门另一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KPI，甚至在美国疯狂抬高关税壁垒的背景下，生出了“外国人来华代购”的叙事，一鱼三吃，这种一石三鸟的完美“应试答卷”，推动和宣传的力度当然极其充沛。

促消费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更多分享自己劳动的成果，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追求几个增速数字。入境消费不光解决不了收入分配、激发消费内生动力的根源，连促进消费本身的作用都不多。1.3亿人次入境看着很庞大，但乘以在华逗留时间，岂可和在这片土地上度过365天的14亿人相比；虽然入境消费增速往往接近3位数，但基数太小，不到7000亿人民币怎么可能拉得动76万亿的消费体量。

再举一例，欧盟决定从27年全面开征“碳关税”，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环保大业，欧盟就要按照产品的碳足迹含量加征一笔关税。一眼丁真，鉴定为找个理由打压中国产业罢了，毕竟在欧盟标准下，中国的水电不清洁，风电光电也有碳排放，就算你真净零排放，还有一万种理由给你加关税。但很多部门和地方的应对政策是反思自己，花大价钱投资绿电可追溯的“零碳园区”，背后当然是投资、外贸的KPI蒙蔽了他们的大脑。

平视世界，开放原则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

中国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快，快到了很多思维观念和政策体系来不及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当我们的国力已经坐二望一，年轻一代开始平视世界的时候，很多方面的思维惯性、激励惯性、利益惯性仍然没有调整过来。

70年代末我们将“开放”与“改革”并列，是因为后发国家不开放就不能实现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遑论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彼时的“开放”，就是尽快尽多地引进来，在国内形成经济增量。但随着我国的跨越式发展，到今天我们既不稀缺资本，在大多数技术领域也不再和发达国家存在鸿沟，引进国外资本、专家、技术对国内发展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

而且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的幻想泡泡早已破灭，对等互惠原则更是不见所踪，不是我们开放就能换来别人的开放，允许我们的产能产品进入市场，连促进外向型经济的作用都在下降，的确是时候重新审视应该怎样调整“开放”的含义和地位了。

去年，一些公众号集体哀叹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外国人变少了，外资投资减少了，进而跃迁到中国又开始闭关锁国、逆国际化了云云，属实可笑。

以前我们引进的先进机器，坏了自己都不会修，需要老外工程师常驻，现在还哪有这个需求。以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赚超额利润，现在本土制造业打得老牌厂商找不到北，还指望他们继续来华重资产投资建厂？这明明是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市场竞争的结果，在某些逆民心目中，“爱具体的外国友人”优先度远高于“爱抽象的自由市场理论”。

所以，我们不仅要防止“开放”从手段变成目的，更要重新思考开放作为手段，对实现我们的目的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加入CPTPP谈判就很典型，这就是一个“除了中国”的围堵性贸易协定，连市场制度远不及我们完善的越南都能加入，那我们不能加入是因为不符合它所谓的“高标准”吗？在我们和东盟有RCEP的情况下，加入CPTPP的增量效益能有多少？有必要为了加入而加入，甚至为了符合所谓“高标准”削足适履、调整我们国内的制度体系吗？

诚然，CPTPP对劳动保护的要求确实是我们要改良的（可专家们都盯着CPTPP的国企改革标准，兴奋地挟洋自重倒逼私有化），但绝不应该为了加入CPTPP而改革，而是真正改变重资本重外贸的政策导向，通过国内自主改革优化劳动权益和民生保障。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一个有着独特优势和独有难题的大国，在改革上还要被外部牵着鼻子走，是不可能完成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升级的。

平视世界的中国需要平等意味更浓的开放导向，开放必须是有选择的，而这种选择必须服从国内利益。高水平开放的含义就是，对于确实能够促进我们发展的高水平产业、企业和人才，我们要张开双臂竭诚欢迎，不要给人家开大门关小门。坚决防止为了开放而开放、打肿脸充增速，实际利用外资、外国人入境人数和消费等指标应该从考核体系中被踢出去，包括高校所谓“国际化”的指标。

更重要的是，要把研究怎么开放、怎么满足外国人诉求的精力更多转移回国内，把科技创新、市场秩序塑造、劳动权益维护、民生保障等领域的主动改革放在更突出位置，真正勇于刀刃向内触动既得利益，不要再做开放倒逼改革、开放拉动发展的过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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