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80周年】西来庵事件：日据时期规模最大的抗争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持续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据史料记载，1915年爆发的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事件）是此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抗日行动，其领导者余清芳等人组织的起义虽最终失败，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77年，台南县当局在西来庵事件旧址建立“噍吧哖起义抗日烈士纪念碑”，并于玉井虎头山顶设立“抗日烈士余清芳纪念碑”，形成具有空间对话性的纪念场域。同期改造的玉井旧糖厂纪念园区，则通过工业遗产活化了历史记忆。

殖民统治下的深重压迫

日据台湾，殖民统治的阴影迅速笼罩全岛，地处台南山间的噍吧哖（现玉井）亦未能幸免。这片曾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山村，在日军的铁蹄下沦为苦难之地。日本殖民者以“开发”为名，在台湾各地实施苛政。在清代，中台湾与南台湾有数千家自营糖厂和樟脑商，他们自行买卖甘蔗和砂糖，自产自销，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本土经济体系。然而，在日据时代，殖民者通过垄断政策彻底摧毁了这一体系：甘蔗被强制要求卖给日本人的糖厂，价格由殖民者单方面制定，本土糖商失去生存空间；许多山林地区被强征，禁止私人开采樟脑，传统樟脑业者因而失业。这种经济政策不仅剥夺了民众的生计，更打破了世代形成的产业格局，让台湾社会陷入困境。

此外，1913年和1914年期间，台湾连续遭受严重的台风灾害，农田被毁、作物绝收，粮食和砂糖的价格飙升，底层民众衣食无着。而日本殖民当局不仅未施以援手，反而趁机囤积居奇，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危机。经济掠夺、天灾人祸与政治压迫相互交织，让不满情绪如同地下火焰般持续积聚，种下了起事的种子。

殖民者的凶焰不仅体现在经济掠夺上，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警察署遍布乡镇，任意拘押、殴打反抗者。

残酷统治催生了反抗的火种。余清芳（1879-1915）出身台南贫寒家庭，17岁时便因不满日军暴行加入抗日义军，失败后隐匿多年，曾担任台南厅巡查补，却因公开抨击殖民统治被投入“浮浪者收容所”监禁近三年。牢狱之苦未消磨其斗志，反而让他看清殖民者的本质。他出狱后以台南西来庵为据点，借民间宗教活动联络反日志士。罗俊（1854-1915）则是嘉义儒生，早年投身抗日，失败后避居福建七年，在闽期间结交大陆志士。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坚定了他复台的信念。1914年，他秘密返台后与余清芳约定起事。江定（1866-1916）作为台南在地领袖，因反抗日军被通缉，隐匿山中十余年。他凭借侠义之名聚集数百名隘勇，多次在嘉义开展游击战，其部众后来成为起义中最精锐的力量。三人虽背景各异，却因对殖民暴政的同仇敌忾走到一起，成为反抗运动的核心。

起义的经过

余清芳与罗俊、江定会合后，以台南西来庵为中心加速筹备起义。1914年11月，罗俊与余清芳会晤于“福春号精米厂”，约定余在南部、罗在中北部各自招募同志，南北互相策应。1915年5月初，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国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帅余”名义，书写“示谕文”。他们利用台湾民间浓厚的宗教信仰，宣称“受神示讨贼”，以增强民众信心。

余清芳亲自分发神符、咒文，称“持之可刀枪不入”，在科学尚未普及的年代，这种宗教动员迅速凝聚起力量，数月间追随者便达数千人，多为失地农民和底层雇工。余清芳承诺，在起义成功后，将进行土地改革，没收日本官方的土地，分配给参与起义的人。

1915年初，起义计划逐渐成型。为争取外部支援，余清芳还派亲信赴大陆联络，却不料行动泄露——1915年5月，联络人在基隆港被捕，其狱中密信被日军截获，起义计划彻底暴露。得知计划泄露，余清芳连夜撤离西来庵，与江定会合于深山，同时通知各地义军紧急备战。日军则迅速绘制余、罗、江三人画像，悬赏搜捕，全岛陷入白色恐怖。6月29日，罗俊在嘉义山林中遭日军围捕，年逾花甲的他徒手搏斗，咬断一名日军手指后力竭被俘，不久遇害。罗俊牺牲后，余清芳与江定决定提前起义。7月6日上午10时，爆发了噍吧哖事件的第一役——“北寮庄牛港岭之役”。日警架设临时电话线时，被起义军发现，双方互相开枪射击，江定的儿子中枪牺牲。

1915年7月9日凌晨，抗日武装在江定指挥下发动甲仙埔支厅之役。随着信号炮响起，大邱园平埔族人游荣率民兵突袭甲仙埔支厅及阿里关、大邱园等五个据点，成功歼灭包括警察在内的34名殖民者。8月2日，余清芳率领300余名义军夜袭南庄警察派出所，焚毁设施并全歼20余名守军，同时切断了日军的通讯线路。8月6日的“虎头山之役”，是噍吧哖事件最重要的决战之役，也是这场起义中最惨烈的一天。当日台湾民众死亡人数高达1,082人，其中包括大量妇孺。日军实施报复性烧庄行动，对无力反抗的平民进行监禁乃至屠杀，其残酷程度远超日本官方档案中“匪徒尸体309具”的轻描淡写。当时《台湾日日新报》对此完全保持沉默，反映出殖民当局的信息管控。

8月8日，义军攻占虎头山战略要地，凭借险要地形与日军对峙。台湾总督安东贞美紧急调遣陆军联队及炮兵部队，以重炮轰击义军阵地。尽管装备悬殊（义军仅有两门小炮），抗日武装仍顽强抵抗，最终因弹药耗尽被迫撤退。虎头山失守后，余清芳与江定率残部突围，计划重整旗鼓，却再次被日军包围。8月12日夜，二人决定解散义军，约定“埋大炮于溪边为记，待他日再起”。余清芳带10余名亲信继续周旋，8月21日在台南山谷中被捕；江定则率部隐匿于深山，坚持游击战。

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义军散后，日军将怒火发泄在平民身上。他们先是张贴告示，谎称“归降者免死”，诱骗噍吧哖及周边村庄的百姓聚集。事件过程中，由于日方军警认为各村庄民皆与义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为了镇压继续藏匿于各庄中的义军，日军采取“清庄”行动，以求斩草除根，因而造成许多老、弱、妇、孺等手无寸铁或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民众遭到杀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包括沙仔田、芒仔芒、竹围、三埔（以上四庄位于今台南市玉井区），冈仔林、内庄仔庄等15庄。

与此同时，日军在全台掀起检举狂潮，设立临时法庭，对起义参与者进行“审判”。据统计，被捕者达2000余人，1950名被告中，866人被判死刑，453人判有期徒刑，连日本总督府检察官都承认这是“世界审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虽因日本国内舆论压力，部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但余清芳等95人仍于1915年底被处决。

江定在深山坚持抗争至1916年。日军久攻不下，转而采取诱降策略：利用地方士绅游说，谎称“自首者免罪”。江定起初不为所动，却在旧属反复劝降下，于1916年4月16日赴噍吧哖支厅自首，272名残部随之出山。然而，日军随即撕毁承诺，于5月18日夜突袭拘押点，将江定等51人逮捕，其余220余名“不予起诉”者则被秘密处决。6月，台南特别法庭判处江定等37人死刑，12人判15年徒刑，2人判9年徒刑。至此，这场持续一年的起义最终失败。

噍吧哖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的标志性事件。

来源：《两岸关系》杂志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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