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忆山乡小渡船：1980年代乡村小学趣话

在你我记忆的海洋里，有时总想捡起点什么，但究竟要捡起什么呢？

我是千丘生，这次再捡一点乡村小学的旧时光…

如果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小时候，你跟小学老师会有怎样的对白，你会把老师比作什么？

我此前写的《教师节絮语：忆那山乡小渡船》，提到了《山乡小渡船》这首歌把乡村老师比作渡船——

“把文明渡往山民的心田，把山乡送往希望的彼岸…”

就有读者说，另外的老师你也写一写啊，莫要有差别。

那就再打开一些琐忆吧！

上次说了我一、二、六年级时的主课老师，这次说说我三、四、五年级时的主课老师。

在说老师之前，先简介一下我们的学校—— 新场中心完小。

其实，要说我们小学起于我们家，也未为不可。

话说，我高祖母携我曾祖父迁居到笃信乡（今新场镇）时，在村子最高处买了一栋两层的木楼房。

房子其中的一间堂屋，此前此后一直用于办私塾。我祖父就在这里启蒙。

这私塾我最熟悉不过，小时候，我和我哥就睡在这间百年老屋里。

印象最深的，是安放孔子像（亦即堂屋神龛处）正上方的木楼板不是平铺的，而是隆起的棱锥形，意味着神位之上不容许随意践踏。

小时候，我常常爬上二楼，对着那隆起的一米多高的棱锥形无限遐想，切盼有神灵的出现！

解放后，这间私塾改为简易小学堂，随之扩招生源，学堂就搬到了村子东边山头的天王庙。

我父亲就在天王庙启蒙。启蒙第一课，他终身难忘，那已是新社会的新式教材——

“来来来，我们一起来上学；去去去，我们一起去游戏。”

曾听父亲说，那时调皮捣蛋的小孩会被关禁闭，禁闭室里有凶神恶煞的神像，小孩吓哭吓尿后就老实多了。

再后来，天王庙“破四旧”，被捯饬一空，又办起了中学和医院，就有点拥挤了。

于是1979年，新场小学与新场村小（大队小学）合并，迁到位于我家屋后的村小校址。

机缘巧合啊，私塾从这一块起源，小学堂终又回归到这块教育宝地。

我上小学真是太近了，通常是听到上课铃响了，才冲出家门。

课间休息，也常是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去家里喝水吃东西。

不过，我有时难免冲出家门慢了些，所以就迟到了。

然后，被老师批评，并写进了《小学生手册》的评语里。

下面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田珍凤老师写的评语——

“本期有时迟到”、“（本学期）迟到8次”。

还好，我的学习成绩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依然一路领先。

我的小学阶段，差不多都是语文老师当班主任。

田珍凤老师教我们语文时，应是从教不太久。

记得那年入冬，田老师还刚结婚，嫁到了离我家不远的高洞村。

她爱人姓付，也是一位乡小的老师。

我们亲眼目睹了身着嫁衣的田老师，走在一众送亲的人群里，我们都称她是“小小新娘”。

因为田老师实在精致小巧，身材不是很高。

何曾料到，两年后，火爆大江南北的琼瑶剧《婉君》，其主题曲就唱到：

小小新娘缘定三生， 恍然一梦千古伤心。

田老师没有“千古伤心”，却也有一些痛心往事。

历经十年浩劫的人，总有那么点“愤世嫉俗”和“不吐不快”。

当年课堂上，田老师偶尔也倾吐一下自己的过往。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一群不怀好意的同伴，竟然用装过猪粪的撮箕抬着她戏耍…

我家那时也是成分不好，大哥念小学时竟然“没有资格”戴红领巾。他眼巴巴地渴望着，失落了整个小学阶段。

所以，小侄子入党时，大哥是“想当年，看今朝”，兴奋异常。

荒诞岁月的荒唐事，超乎人类想象。

幸好，我那定格在1980年代的童年，完好地避过了这一劫数。

那时，乡间也已渐渐感知“改革春风吹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

小孩子哪有不贪玩的，田珍凤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不要玩起来就忘乎所以，农村人虚度‌光阴是耗费不起的。

田老师还让我把那首著名的《惜时》诗，写在了语文课本的封面上——

阳春花事好,为学必须早。花开有落日,人生容易老。

我五年级时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

这只是仿写的一句玩笑话。

当时，段绍平老师教我们数学，同时也带我们音乐课。

那年头的师范生，吹拉弹唱都来得几下。

段老师上的数学课，不记得什么了，倒是他的音乐课还留着一个深刻印象——

那便是他踩着脚踏风琴，非常投入地教我们唱电视剧《济公》续集的主题歌《一半脸儿》。

段老师还十分卖力地为我们介绍了歌词创作的背景故事，虽然当时的我们屁都不懂。

若干年后，我去杭州出差，还专门跑去灵隐寺拜谒济公殿，验证他那“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一半脸儿阴，一半脸儿阳…”

这一拜，竟然不知不觉错过了航班，我却鬼使神差执意赶往机场。

结果是航班晚点，特意等着我登机似的，以致我不必改签而顺利返航。

阿弥陀佛，搭帮济公活佛保佑！

段绍平老师也是在任教我们的那个冬天结的婚，还请我们几个班干部去赴了喜宴。

他家住在白泥村岩坎冲，要走很远的山路。

我们不嫌其远，乡下孩子是真有能耐走路。

段老师有个亲弟弟叫段绍喜，跟我同班还同桌。

段绍喜有蛮调皮，还是个放屁大王，邻座们防不胜防，我们通常是同心协力，把那恼人的气体用书本齐齐扇向他…

我念五年级时，教室仍是石头砌的，简陋得很。

学校也没围墙，偶尔还有村民从窗台上跳下，穿过教室去干活，抄近路抢农时嘛！

请放心，师生们一致是见怪不怪的。

那时的石头教室是什么样的呢，我自己实在没有留下影像，只能从我大姐她们当年的青年民兵夜校的留影略看究竟。（夜校借用了小学的场地）

▲大姐参与的青年民兵夜校学员合影及花名册，一楼左边是我五年级时的教室

我四年级时的语文是英语老师教的。

这又是仿写的一句玩笑话。

我们当时整个小学阶段都没有英语课，上了初中才开始认ABC。

四年级时教我们语文兼班主任的，是陈永忠老师。

陈老师本来在中学教英语，为了方便管制他的两个在小学的调皮儿子，便要求调到小学工作。

陈老师较为正直，有时在课堂上会评一评、批一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胜似为我们乡下孩子开了另一扇天窗。

陈老师家就住隔壁村的半斤沙，属典型的半边户，也就是他爱人是农村户口。

因此，我经常在田里地里碰到正干农活的陈老师，也就会聊聊学习之外的事。

有意思的是，陈老师不太喜欢给学生写评语，期终时往往让学生们自己给自己写评语，他再修改一下写到《小学生手册》里。

多年后，有人发明了无尘粉笔，那么此前用的就是有尘粉笔了。

所以，我们乡下很长一段时间，把“当老师”称作“吃粉笔灰的”。

很有印象的是，陈老师把吹拍身上的粉笔灰，养成了习惯性的职业动作。

哪怕身上已经没有了粉笔灰，陈老师也要吹一吹，拍一拍。

我们一帮同学就总觉得诧异又好笑。

曾有一首歌颂老师的名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是相当有感觉的——

“长大后，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

陈老师的泪滴，我也是许多年后才知道一点的。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常带病工作，经多方治疗养息，还是没能挺过来。

陈永忠老师就葬在了我们两个村之间，一座叫“梁子旯上”的山头上。

他的墓地不远处，葬着我的太姑婆（曾祖父的妹妹田珍翠）和她的外甥女（我称作“刘姑婆”）。

因此，每逢扫墓，我会到这三个墓前都祭拜一番。

四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付知道老师。

付老师是本村人，从部队复员后，好象一直就在教书，从偏远的乡小教到了家门口的完小。

从我记事起，付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子很高，总带点病态，不怎么有精神。后来，他确实没能长寿，病逝得早。

付老师大儿媳的姐夫姓戴，当时在乡政府任武装部长，人们都戏称他“戴部长”。

为什么说是戏称呢，因为我们家乡话里，“部长”跟“蝗虫”是近似的音。

戴部长有个儿子叫戴施辉，人们自然就戏称他为“部长伢崽”。

戴施辉跟我是小学低年级时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三年级时，他转学去了县城。

那时，戴施辉总喜欢往付老师家跑，我们就经常在付老师家一起玩。他肯定算是闲散的干部子弟了，所以也就有时间屁颠屁颠跟着我一起去放牛砍柴干农活。

有时，我们在野外，各据一个坟头墓碑，扮作不同的武林派别，然后冲锋比武。

小孩子家家，火焰高，鬼都不怕的年纪。

还有个很深的印象，乡政府院子里成片的桔子熟了后，会给工作人员每家每户分发一些桔子。戴施辉就不时带着我到他爸的房间里去，小心地翻开一口大皮箱，从里面拿出几个金黄的桔子给我吃。

桔子为什么要藏在皮箱里呢？我至今也没怎么弄明白，可能是太好吃的缘故吧！

说回付老师。

有一天，付老师和班主任领着一个陌生女孩走进了我们教室，全班一致惊叹：这条妹崽嘎好高啊！

高个子女孩名叫周桃秀，是枫木林村的，她在当地村小本来不想念书了，情愿辍学干农活。

周桃秀的爸爸和付老师曾是战友，一合计，就说了个情，转学到我们班来了。

那时除了特殊情况，一般是不准随意转学来中心完小的。

但当时我们班跨村（大队）转学来的也还有那么几位：

满凤霞、杨红丽、田灵慧、杨宇、周文勇、王满平、常春…

转学后，周桃秀的学业大为好转，还由于身高的原因，成了体育特长生。

现在，周桃秀是我们那完小的优秀教师。

以上是我的《小学生手册》三年级时的成绩表和教师评语。

留下笔迹的，正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敬明。

这是我的《小学生手册》里唯一显示全名的老师，虽然用的是印章。

中国老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此建议老师们、非老师们，在一些正式场合，最好还是留下自己的真实全名。

陈敬明老师给我写的评语中，有这么一句：学习上有独创性和天才性…

这就不敢当了，我不过是比其他人用心一点、努力一点罢了。

关于陈敬明老师，我此前写过一篇《我童年的梦中有一座石拱桥，还有那碾房和磨房》，已经提到过他的不少趣事，有心的读者可去翻阅一下。

陈老师那时也是年轻，有些表扬的话敢于说出口，有些批评的话也直言不讳。

一次，有个姓王的女生，中午赶集返校迟到了，她提着几个凉薯，一边啃，一边悠哉游哉踏进教室。

陈老师当然要批评几句，然后编了个顺口溜说：王呷胡，呷地萝卜！

我们那土话称凉薯为“地萝卜”，“呷胡”相当于现在说的“吃货”。

全班哄堂大笑之际，简直是捅了马蜂窝。

正坐第一排的王同学，拧开钢笔的笔帽，站起身来一挥，墨水就洒到了陈老师的衣服上…

也都忘了，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总之，相互还是达成了友好谅解吧！

陈老师也教我们音乐，他是音乐发烧友，也誓要引领我们成为音乐狂热分子，他一直用贝多芬的“音乐，能使人类的灵魂暴发出火花”轰炸我们。

陈老师的脚踏风琴弹得很溜。他经常让我这个班长，安排同学去办公室抬风琴到教室来。

这时，男同学们都踊跃得很，奉不奉献另当别论，能出教室吹趟风、到办公室窜个门子才是目的。

风琴两个人抬就足够了，一般非要去四个人。四个人就抬出了我们当地“抬棺闹丧”的风俗来，这个情形大致可以参考黑人抬棺的可笑场景。

如此调皮地抬风琴，被老师看到了，免不了一顿臭骂。

陈老师还非常热心地教我们吹笛子、拉二胡等，当然全都免费。

那个纯真年代，还没有收费培训的概念。

尤其可贵的是，陈老师为我们刻印了相当多的歌卷，很多怀旧歌曲就是那时学会的。

多年后，我给湖南电台文艺频道一档怀旧栏目撰稿时，还真一遍遍想起陈老师来。

主持《夜色温柔》的柴静、杨璟就是文艺频道的，主持《夜渡星河》《心灵之约》的尚能、罗刚是隔壁经济频道的。

2025年10月10日，罗刚先生不幸病逝，网上痛惜一片。

在此，发一张我跟他早年的合影吧，致敬与悼念！

合影系2001年3月31日，我跟他同游桃花源时在水府阁上拍摄的。

陈敬明老师文艺细胞丰富得很，那时的校园文化活动几乎都由他担纲。

记得有一次排练一群女生的节目，每人每只手要夹两把瓷勺子，像打快板一样，在勺子撞击声的伴奏下，一边唱一边跳。

几次排练下来，瓷勺子损坏了很多。勺子都是从家里义务带来的，家长们的意见可想而知了。

学校那时没有自来水，单身的陈老师常常要去村子东门外去挑水，街坊邻居们就不时热心地发问：

“陈老师，快点找个嫁娘（即婆娘）吧，不然总是一个人挑水、做饭、洗衣服。要给你介绍一个不啰？”

后来，陈老师跟我们当地千工牛村的一个姑娘结婚，再后来调到苗区去了。

三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包琳老师。

关于包老师，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有提及，在此不赘述。

那时数学课要学珠算，计算的每一步都要求对应写出口诀。于我来说，因为喜欢而“so easy”。却难倒了不少同学，就有段春新、段家仁、杨秀为、杨四军、田茂兵、田红勇、付志勇、常春等同学，像牛皮糖一样粘着我抄作业。（其他想不起的老同学，请自报家门补充啊！）

所以，仅从这个侧面，就可以看出，我小学时的人缘有多好！

我的整个小学阶段，教体育的似乎只有杨秀文老师。

不知为什么，人们都叫他“杨麻”。

当年，学校上下两个操场都是土坪，可能一直缺资金硬化吧。

一到雨天，操场就成了泥巴地；每到开学，师生就得齐努力，把满坪的野草除掉。

我小时对体育课不怎么来兴趣，如是去发疯越野，倒是欢喜得不得了。

记得三年级时，有一次，杨老师带我们去穿越大队林场，出了茂密的林场后，要跑很长的一段乡村公路回学校。

那公路不是水泥路，更不是柏油路，就是夯实后铺了碎石子的马路。

我正开心地跑着，有个叫段桂英的女同学，忽地开玩笑，用力推了我一把。

我一个踉跄，狗扑屎样摔倒在地，左手掌擦着石子，即刻受伤流了很多血。

杨老师立马一边施救，一边责骂段桂英。

我倒是不以为然，农家孩子上山下地，受伤的事多了去。

三年级时，我们的教室也是石头砌的，漏风。—— 肯定也漏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今后，待我找出当年的日记，补个漏，再细细讲给你们听！

【关于作者】

千丘生，本名田宏辉（曾用名田红辉），湘西籍土家族，钟情于怀旧手稿写作，有“千丘说”“千丘日记”“千丘·两地书”等专栏。现为千丘文化策划工作室联创及主理人，致力“政企文化咨询与顾问”和“中国笔墨，题写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