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传成抗日殉国烈士，实际却苟且偷生，最后还活埋了救命恩人

1938 年春天的滕县，炮火声里飘着两个名字，王铭章、周同。

当时《大公报》《新华日报》这些大报都在登，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部血战到最后一刻，中弹牺牲。滕县县长周同不愿独活，跟着从城楼上跳了下去，两人都是抗日殉国的烈士。

那会儿，不少地方都在给他们立牌位，学生们演讲时提到这两个名字，台下都会有人抹眼泪。

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随着地方党史和战犯档案的公开，一个反差极大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王铭章的壮烈是真的，周同的 “殉国” 却是假的。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位被误传的 “烈士”，不仅在战乱中苟且逃生，还在几年后，对曾经救过他命的人下了最狠的手。

从抗日硬汉到缒城逃生

周同能被传成烈士，不是没原因的。1937 年底他刚到滕县当县长时，局面就已经很糟了。

日军过了黄河，沿着津浦铁路往南打，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保实力，带着十万大军不战而退，滕县一下子成了前线，人心惶惶，不少人收拾东西就想逃。

那会儿的周同，倒真有几分硬气。滕县的商会会长徐兰洲、豪绅黄筱山偷偷跟日军接触，想投敌，周同知道后，直接派人把这俩人抓了。

还有个警察叫张景良，也想跟着投降，周同没含糊，当众就把他枪毙了。之后他开民众大会，站在台子上喊：“我是滕县县长，日军来了，我不跑，要跟大家一起守！宁可站着死，不做汉奸跪着活！”

这话传出去，滕县人的心才算稳了些，也慢慢凑起了武装。警察、保安团加起来六百多人，再加上中共滕县负责人李乐平带的抗日义勇军，总算有了点抵抗的样子。

1938 年 3 月，川军 122 师赶到了滕县，师长就是王铭章。周同见到王铭章时，激动得握着对方的手说：“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咱们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打鬼子！”

之后的日子，他帮着川军筹粮、找向导，把滕县的大小城门都安排人守着。3 月 14 号，日军矶谷师团来了，那是日军的精锐，装备比川军好太多，可王铭章的部队硬是守了三天三夜。

3 月 17 号那天，城快破了，王铭章给战区司令李宗仁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说 “全师将士誓与滕县共存亡”，发完电报，就带着人冲上去，被日军的机枪扫中，当场就没了。

周同当时在城楼上，抱着王铭章的尸体哭，哭完对着身边的人喊：“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我今天就开个先例，让大家看看，地方官也能殉国！”

喊完就往城墙下跳。这一幕，当时在场的士兵都看见了，消息传出去，谁都以为他肯定没了。

可没人知道，周同跳下去的时候，早就留了后手。城墙下有事先备好的绳子，他不是真跳，是顺着绳子滑下去的。

之后他躲到了西门，见日军守得严，又绕到南门，钻进了一家教堂。教堂里的外国神父佩服他抗日，把他藏了几天。

等日军搜查松了些，他又换上难民的衣服，跟着一对逃难的母女混出了城。

那会儿全国都在传他 “殉国”，连国军都要给他追授勋章，可他却在外面躲着，没敢站出来说自己还活着。

后来有人问起他当时为啥不澄清，他在战犯管理所里的供词写着：“当时怕人说我贪生怕死，也怕日军抓我，就想着先躲一阵，没想到‘烈士’的名儿就这么传开了。”

从受恩于人到活埋恩人

周同逃出去后，没走多远就生了重病，发着高烧，躺在路边快不行了。

也是巧，正好遇到了地下党员马奉莪。马奉莪当时在滕县周边搞抗日宣传，一看这人穿着破烂，却不像普通难民，问了才知道，原来是传说中 “殉国” 的滕县县长周同。

马奉莪没多想，赶紧把周同扶到附近的老乡家，花钱给他请医生、抓药。周同病好后，马奉莪跟他说：“你是滕县县长，老百姓都认你，不如咱们一起搞抗日政府，再拉支队伍，接着打鬼子！”

周同当时很感动，一口就答应了。没多久，他们就在滕县西马村成立了滕县抗日民主政府，周同当县长，马奉莪当县委统战部部长，还兼着政府的工作部长。

那段时间，俩人合作得挺默契。马奉莪帮着联系地方上的抗日武装，周同凭着自己 “前县长” 的名声号召群众，很快就拉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保安队，在滕县周边打游击，还端过日军的几个小据点。

要是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周同或许真能留下个抗日功臣的名声，可 1940 年，风向变了。

那年老蒋暗中下了指示，让国军的官员跟我党搞摩擦，破坏合作抗日。

周同本来就是国军的人，这下子，不少国军官员开始盯着他。有人跟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告状，说 “周同跟我党走得太近，是通共”。

压力一下子堆到周同身上，他怕自己被国军抛弃，也怕丢了现有的权力，慢慢就动了歪心思：要跟我党划清界限，就得做点 “实在事”。

他先找了个借口，把马奉莪抓了起来，不光抓了马奉莪，还把县里 5 个地下负责人、28 个抗日的进步战士一起关了。

中共鲁南军区知道后，专门派人找周同谈，劝他：“现在是打鬼子的时候，自家人别窝里斗，把人放了，咱们还能一起抗日。”

可周同已经听不进去了，他觉得只有把事情做彻底，才能证明自己对国军的忠心。

1940 年 12 月，鲁南军区没办法，只好派兵击溃了周同的保安队。周同带着残兵，还挟持着马奉莪一起逃了。

到了 1941 年 2 月 7 号，在夏镇官路口村，周同把一肚子的火气都撒在了马奉莪身上。他让人挖了个坑，把还活着的马奉莪推进去，活活埋了。

这个曾经救过他命、跟他一起抗日的人，就这么死在了他手里。

之后的几年，周同还在鲁南晃悠，一边偶尔打打鬼子，一边忙着跟共产党搞摩擦，可实力越来越弱，1944 年被中共湖边独立支队打败后，就成了孤家寡人。

抗战胜利后，国军因为他 “假殉国”，又老打败仗，也不用他了，他只好躲在济南，想着能安安稳稳过下去。

可历史没放过他。1948 年济南解放，解放军在搜查时找到了周同。

按说他手上沾着马奉莪这些人的血，完全够得上严惩，可解放军查了他的档案，知道他早年在滕县确实组织过抗日，帮着王铭章守过城，拖慢了日军南下的速度，为台儿庄大捷帮了忙，最后决定不枪毙他，把他送到临沂战犯管理所做思想改造。

在管理所里，周同慢慢想明白了自己的错，尤其是提到马奉莪时，他总说 “我对不起他，当初要是听劝，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1951 年，他在管理所里去世，临死前还让看守的人帮他多烧几张纸，说 “给马奉莪赔个不是”。

周同的一生，像一段拧巴的历史。有过站在城楼上喊着抗日的热血，有过为了保命偷偷逃跑的苟且，最后又因恩将仇报留下骂名。

他的 “烈士” 虚名早被拆穿，他的恶行也没被掩盖。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公平：不会因为一时的传言给人贴错标签，也不会因为后来的过错，完全抹掉一个人曾经的闪光点。

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马奉莪那样的人。明明救了人，却没得到好报，可他的善良和抗日的热血，反倒比周同的复杂人生，更让人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