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香港发出一封挂号信,封皮上的落款遒劲有力——关麟征。收信人则是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住址,门牌上写着“徐向前”。邮差并不清楚信中内容,他只是惊讶:三十多年烽火早已熄灭,两个曾在战场上拼命的人,居然还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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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长。开头照例问候健康,接着便是一句看似随意的提问:“卧佛寺伏击战中那位智勇兼备的蔡申熙,如今可安好?”语气平和,却掩不住好奇。徐向前读罢,沉默片刻,把信合上,回忆被一并拉回到1932年的皖西山间。
那一年,对红四方面军而言并不好过。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飞机大炮齐上阵,第四次“围剿”声势浩大。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信阳,大本营天天电令督战。张国焘受“左”倾情绪影响,连连要求主动硬拼,结果红军折腾在麻城周围,兵疲粮缺。外界还以为红军依旧神勇,其实内部早已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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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主攻皖西北的是王均,实际手中的尖刀却是徐庭瑶第四师。该师新锐充足,步机枪配比高,旁人都说它是蒋介石的掌上明珠。关麟征当时在师中带独立旅,为了博取“战绩牌”,主动请缨做前卫。六月底,霍邱外围一响,炮火整整烧了十天。城里只有红二十五军教导团、县独立团三千余人,守到七月十二日下午,终究扛不住。国民党军冲进城门时,旌旗闪得人眼花,蒋介石的嘉奖电很快飞来。
表面大捷,暗里却埋伏了祸根。蔡申熙接替旷继勋,成了红二十五军新军长。黄埔一期出身,他对关、杜、徐这批同学的脾气、打法门儿清。兵少,硬拼不行,怎么办?他选中了砖佛寺:三面环山,一条岔道通往夏店,地形像个大口袋。命令下达,各路地方武装慢慢“撩边”,诱敌深入。关麟征正想抢头功,八月十日下午带旅进入谷底,还以为是寻常宿营地。待看清山坡上黑洞洞炮口,才知不妙。枪声一齐爆响,红军留出的射程卡得死死的,中近距离火力交错,第四师阵型瞬间乱了。关麟征后来回忆:“只觉得天都塌下来,找不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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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并未草草收场。蔡申熙趁敌人重整队形之际,迅速撒开主力,转头扑向曾万钟第十二师。钱家集一仗,红军四小时就撂倒国民党两个营,逼得徐庭瑶下懦退令:“日行不超六十里,三点宿营,黄昏前修工事。”一句话,道尽心惊。短短数周,红二十五军歼敌六千,蒋介石的“东大门作战计划”被硬生生卡住。
遗憾的是,胜利没能换来英雄长寿。九月初,蔡申熙在河口镇遭遇流弹,腹部中创,年仅二十六便离开战友。消息传到西山小楼,徐向前叹声低沉,对身旁警卫说了一句:“天妒英才。”随后他写回信,寥寥数语:“蔡军长已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战死,壮志未酬。”并无煽情,却也压得人心口发闷。
关麟征收到复信,久久无语。仗打到那份上,生死原本寻常,可黄埔同期,一别竟是永诀,他还是难免惆怅。据康同璧转述,关麟征喃喃一句:“太可惜了。”简短五个字,算是对昔日战场对手最朴素也最真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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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1980年8月1日,香港各大报纸同时刊载噩耗——关麟征病逝。北京《人民日报》以不寻常的篇幅发唁文,称其“关心国家,关注统一”。徐向前再次动笔,写下慰问:“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电文亦无雕饰,却透出厚重情谊。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信件往复”,至此画上句号。
不少史家后来分析,砖佛寺一伏击既是战术成功,也是战略提醒。若非红二十五军那几棍子,第四师极可能冲进麻埠、金家寨,鄂豫皖苏区或提前崩溃,撤出西征的时间线也许被大幅提前。换言之,一个妙手的伏击,撬动了后面一长串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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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申熙的个人履历并不长,却令对手刻骨铭心。关麟征临终前依旧惦念,这种“惺惺相惜”并非常见的胜负情结,更像对职业能力的认可。战场上真正能影响对方决策的人,往往不在于旗号,而在于战术思维。蔡申熙显然做到了。
1980年代初,大批黄埔老兵凋零。杜聿明、黄维、郑洞国等人谈及当年,常提起砖佛寺这一幕;许多年轻研究者则通过零散档案把战斗细节一点点拼合。资料显示,红二十五军当时实际火炮不足十门,机枪二十余挺。人们很难想象,兵力武器如此悬殊,却能把号称“中央嫡系铁拳”的第四师打得停滞数月。正因如此,战史里才屡屡出现“转折”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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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关麟征与徐向前的通信带有个人色彩,那么砖佛寺的枪声则烙进了军史本身。两段记忆相互映衬,一封短短书信也就多了几分重量。历史的齿轮从未停歇,昔日硝烟可以散尽,但战术与决策留下的痕迹,却依旧在档案纸张和将领书信之间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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