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大陆方面曾发动一切力量组织营救，只可惜都没成功！

隐蔽战线的明争暗斗，从来不会有预设的剧本。有的人，在暗夜中坚守到胜利，留下载入史册的传奇；有的人，却在黎明将至时折戟于潜伏途中，连同期盼跨越海峡的营救行动，最终也只能以遗憾收场。吴石将军的故事，正是后者中最令人扼腕的一页。他以生命践行信仰，而组织为他展开的营救，每一步都充满惊心动魄的努力，却终究没能敌过时代的残酷与敌人的铁腕。

吴石的选择并非偶然的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家国命运的深刻洞察与对信仰的坚定追寻。他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在校期间两次获得学业第一，因精通战术、外语、测绘等十二项技能，被同窗称为“十二能人”。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开办情报训练班，吴石以教官身份参与其中，期间与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同志会面。正是这次会面，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担当，也看清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与涣散——彼时国民党官员沉迷权钱交易，前线士兵却缺衣少食，这样的对比，让吴石内心逐渐萌生了为人民解放事业效力的信念。

1947年4月，在好友何遂的牵线下，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秘密会面，正式确立情报合作关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何遂虽非中共党员，却始终心怀民族大义，他深知吴石的爱国情怀与能力，主动承担起“桥梁”角色：一方面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旧友为吴石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让子女何康、何世平协助搭建情报链路。其中，长子何康成为吴石的单线联系人，位于上海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2号的何康寓所，也成了情报传递的重要中转站——每次交接情报时，两人多以“探讨古籍”为幌子，将微缩胶卷藏在《论语》《资治通鉴》的封皮夹层中，确保信息安全传递。

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冒着暴露风险，将长江沿岸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图亲手送至上海局——这份情报详细标注了各部队的番号、驻地、武器配备，精度达到团级单位，为解放军制定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关键依据，直接减少了前线将士的伤亡。同年4月，他得知老乡林遵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奉命驻守南京江面，连夜驱车前往林遵驻地，以“民族未来”相劝，直言“国民党政权已无希望，唯有起义才能为海军保留血脉”。最终，林遵率舰队在南京江面起义，毛泽东同志特意致电称赞这一行动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蒋介石以“协助台湾防务”为由，下令调吴石赴台任职。好友吴仲禧深知台湾特务密布，劝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吴石却坚定地说：“我在国民党军政界多年，了解他们的防务体系，现在去台湾，能为党和人民提供更重要的情报。个人安危，比起解放事业算不得什么。”随后，他带着妻子王碧奎、子女赴台，继续潜伏，代号“密使一号”，担任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军衔中将——这一职位让他得以接触核心军事机密。

在台期间，吴石传递的情报始终围绕“台湾防务”这一关键主题：他将台湾本岛及金门、马祖的防御部署图，海防阵地的火力配置表，海军舰队的锚地与巡逻路线，甚至美军顾问团的驻台人数与活动范围，都逐一整理成微缩胶卷，通过交通员朱枫传递回大陆。1949年底，当这份情报送到北京时，毛泽东同志审阅后当即称赞：“密使一号，好能干！”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份潜伏的平静。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被捕，特务从他的公文包中搜出一本记事本，其中“吴次长”三个字格外醒目。起初，蔡孝乾并未立即叛变，他趁特务看守松懈时逃脱，藏匿于台北郊区；但到了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被捕，在特务的酷刑与威逼利诱下，他彻底变节，不仅供出了吴石的真实身份，还交出了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完整名单。这一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北京后，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同志立即召集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桌上摊开的台湾地图被标记得密密麻麻——他太清楚吴石的价值：作为潜伏在国民党台湾当局军政高层的关键力量，吴石掌握的情报足以影响东南沿海的防务布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他营救出来。

营救行动迅速以“最高级别”推进。李克农首先动用香港的潜伏网络：他找到油麻地渔港的渔民陈老大——此人常年往返于香港与基隆之间，以运输海产为掩护，曾多次协助传递情报。这次，陈老大的船上装满咸鱼，船头悬挂“民生渔业”的旗号，计划以“补给”为由靠近基隆港，伺机接应吴石；国民党特务早已加强海上管控，巡逻艇在港口外20海里处拦截了渔船，翻查时虽未发现异常，却以“证件不全”为由扣留船只，第一次营救计划宣告失败。

李克农还通过印尼侨胞陈先生牵线，联系上吴石的旧部方先觉——方先觉当时担任国民党台湾当局陆军少将，与吴石曾在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陈先生带着李克农的亲笔信找到方先觉，恳请他以“旧友之谊”为吴石说情，却不料方先觉早已被特务监控，他看着信，脸色苍白地说：“谷正文（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目）的人天天盯着我，我要是敢出面，不光救不了吴次长，连我全家都得遭殃。”最终，他只能拒绝帮忙。李克农并未放弃，又联系上吴石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林蔚——林蔚时任国民党台湾当局参谋总部次长，与吴石私交甚笃。林蔚在收到营救请求后，因担心特务察觉，连回信都不敢写，只托人捎来一句“自身难保，望海涵”。

在尝试“外部斡旋”的同时，李克农还在推进“内部撤离”计划：他让香港的地下党加急办理伪造的“香港商人”身份证明与出境通行证，为吴石设计了两条撤离路线。若能拿到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出境许可”，则从台北松山机场乘飞机赴香港；若机场管控过严，则从基隆港坐船，由地下党安排的船只在公海接应。加密电报一封接一封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台湾，可此时的台湾早已风声鹤唳：毛人凤下令“全城搜捕共党间谍”，特务如丧家之犬般四处排查，每一个机场、港口都增设了检查点，甚至连酒店、茶馆都有便衣特务巡逻，撤离路线被层层封锁。

更令人揪心的是，交通员朱枫的撤离计划也遭遇变故。2月4日，朱枫拿着吴石开具的“军用物资押运”特别通行证，在地下党员聂曦的协助下，乘坐国民党军用运输机抵达舟山沈家门，暂住于妙家路15号的顾孙谋家中——顾孙谋是当地的商人，暗中协助地下党工作。朱枫本计划在顾孙谋的帮助下，搭乘小木船转道镇海回大陆，可顾孙谋找到的船只吨位过小，且没有防风设备，担心“途中遇到风浪会出危险”，劝朱枫再等几天，找一艘更稳妥的大船。就是这几天的等待，让她错过了撤离时机。蔡孝乾叛变后，立即供出了朱枫的行踪，谷正文随即电令舟山特务机构“立即抓捕，不得延误”。2月18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二，便衣特务突袭顾孙谋家，将朱枫抓获。被捕后，朱枫趁特务不注意，吞下藏在衣领中的金戒指试图自杀，却被特务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后脱险，随后被押回台北关押。

朱枫被捕的消息传到香港营救组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朱枫掌握着吴石的部分联络信息，她的落网意味着吴石的身份随时可能彻底暴露。为了让吴石知道“组织正在营救他”，一名地下党员冒险伪装成送报员，试图将写有“勿慌，外围正援”的纸条塞进吴石官邸的信箱，却不料被埋伏在附近的特务发现，纸条被截获，这名党员也被迫紧急撤离台湾。3月1日清晨，大批特务包围了吴石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的官邸，当特务破门而入时，吴石正坐在书桌前，用打火机逐一烧毁情报文件，纸张燃烧的灰烬落在他的袖口，他却丝毫未动，只是平静地对妻子王碧奎说：“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和你、和孩子们都没关系，要是他们问起，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被捕后的吴石，遭遇了特务的残酷刑讯——鞭子抽打、烙铁烫烙、冰水浇灌，多种酷刑轮番上阵，最终导致他左眼失明，双腿因淤血肿胀无法站立。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吐露任何情报：面对特务的审讯，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故意编造“1949年才与中共接触”的虚假信息，试图掩护更早的情报网络；审讯间隙，他从狱警手中借来了一本《中国文学史》，每当特务离开，便靠在墙角阅读，书页被他翻得卷边，却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他还通过一位同情地下党的老看守，给妻子王碧奎传递了一封绝笔信，信中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寥寥十四字，道尽了他对信仰的坚守与对家人的愧疚。

1950年5月，吴石案进入审判阶段。负责审理此案的6名法官经过核查，一致认为“吴石虽涉情报罪，但无直接破坏军事之实，罪不至死”，并提交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建议。这份判决建议送到蒋介石手中时，却引发了他的暴怒——他当着毛人凤的面，将判决书摔在桌上，骂道：“审判官胆大包天！吴石身居高位却通共，不杀不足以震慑其他人！”随后，他不仅撤换了审理此案的法官，还在6月7日亲笔写下“死刑，立即执行”的批示，彻底堵死了任何转圜的余地。

此时，香港的地下党终于办好了伪造的通行证，甚至联系好了一艘从基隆港出发、前往菲律宾的货轮，计划让吴石伪装成“货轮押运员”撤离。可当消息传到台湾时，吴石已被转移至台北市看守所的甲级牢房——这里24小时有特务看守，牢房的窗户被铁栅栏封死，连放风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海陆空三条撤离路线，全被敌人彻底堵死。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三位同志被押解至此，面对枪口，朱枫高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身中六枪，壮烈牺牲；吴石则平静地闭上眼睛，没有丝毫畏惧，年仅57岁。当他牺牲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北京时，李克农正坐在办公室里，手中攥着吴石最后传递回大陆的《台湾海防补充部署图》，图纸上的笔迹还清晰可见，他却半天没有出声，良久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吴石同志的家人，我们要照顾好，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吴石牺牲后，妻子王碧奎因“涉嫌共党”被关押入狱，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1980年移居美国；他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因担心被国民党特务报复，数十年间始终不敢公开父亲的身份，只能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生活。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及吴石案，特意嘱咐“要尽快落实烈士家属的待遇”，随后中共西苑机关出具公函，正式认定吴韶成、吴兰成为“革命烈士子女”，解决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何康同志，也始终没有忘记吴石的托付。他持续照料吴石的子女长达30年，从学业资助到工作安排，事事亲力亲为。1982年，在中美建交与两岸关系稍有缓和的背景下，何康通过海外侨胞牵线，协助吴石散居在大陆、台湾、美国的子女，在纽约首次团聚；1994年，经中央批准，吴石的骨灰从台湾迁回北京，与妻子王碧奎的骨灰合葬于福田公墓，墓茔紧邻何遂夫妇的墓地。两位昔日的好友，最终以这样的方式重逢，也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隐蔽战线的英雄，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他们在前方与敌人周旋时，背后是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的守护；他们用生命践行信仰时，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吴石的牺牲，是一场无法挽回的遗憾，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组织为营救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跨越海峡的信仰坚守与人间温情，早已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是无数英雄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这份恩情，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