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厉苒苒：《毕正明的证明》，一部被名字耽误的好片

蒸汽如巨兽喘息，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晨雾染成灰白。火车站月台上，人群如潮水般涌动，报纸下藏匿的刀片划破皮包的声响，与火车汽笛交织成一首罪恶与生计的交响。《毕正明的证明》，这部被誉为2025年国庆档黑马的作品，以它独特的市井质感，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已逝江湖的时光之门。从细节到闭环，这部高口碑作品似乎也在向观众证明：讲好故事，始终是电影艺术的灵魂所在。

在每一道光线中呼吸的尘埃

影片构筑的“火车江湖”有着令人信服的肌理。拍摄纪录片见长的导演佟志坚显然深谙“真实是电影创作的基础”这一铁律，他不满足于搭建一个浮于表面的犯罪奇观，而是带领团队深入挖掘那个没有监控的慢车时代。从用报纸遮挡视线的分工配合到赃物传递的娴熟手法，从“青龙出海”到“偷梁换柱”的偷盗技艺，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让观众仿佛亲历那个鱼龙混杂的流动社会。

影片对真实的追求近乎偏执。那些绿皮车厢里磨损的座椅绒布、褪色的窗帘搭扣、过道里堆积的编织袋，都不是道具师的即兴创作，而是对一个时代的考古复原。最炫目的，莫过于电影对于那个时代偷窃技巧的光影剪辑：片中的偷和京剧一样，讲究手、眼、身、法、步，缺一不可；步骤则有探、开、抠、夹，行云流水；必要时还得借助道具：刀片、镊子、烟饼、安眠药，甚至美女。

最精妙的设计，莫过于“孙悟空”意象的贯穿。从毕正明儿时珍藏的贴纸，到卧底时需要伪装的“火眼金睛”，还有他笔记本里的孙悟空——这个来自神话的参照系，让一个反扒警察的成长史意外地获得了史诗维度。当他最终在贼窝深处亮明身份，那句“我来带你们回家”的台词，让孙悟空的降妖伏魔与当代警察的使命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命运钢丝上起舞的众生相

影片的叙事如同一场精密的钟表工艺，每个齿轮的咬合都分秒不差。前后的呼应以及细节的闭环，让这部电影变得丰满而有诚意。

毕正明与花手，这两个在命运岔路口分道扬镳的同龄人，他们的重逢被导演处理得极尽克制又惊心动魄。那瓶曾在火车上共享的汽水，在三十年后成为照见彼此的镜子——花手一饮而尽时的狠戾，毕正明手握瓶身的迟疑，无需任何台词，已然道尽两种人生的天壤之别。

更妙的是四对师徒关系的交响。大周（聂远 饰）与毕正明是光与影的传承，曼姐与大白桃是罪与罚的循环，四爷与花手是恶与更恶的嬗变，而大白桃与毕正明则构成了影片最复杂的情感漩涡——从最初的利用与戒备，到中途的相知与相惜，再到最后的痛苦抉择，每一个转折都铺垫得恰到好处。当大白桃说出“我想做服装店的模特，再也不要做小偷了”时，那种对平凡生活的渴望直击人心。

《毕正明的证明》的成功并不在于它讲了个多么精妙的故事。而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完整的、有说服力的地下江湖。在这个地下江湖里，观众可以看到完整的架构、隐秘的暗语、神奇的“技艺”、真实的人性，这些都是创作者下了苦功的地方。

在雾霭江湖中重生的侠义美学

很多人都会感觉，看《毕正明的证明》，有点像在看曾经的港片。比如毕正明的卧底身份，以及与罪犯之间的情愫，很容易让人想起早年港片中常见的卧底，它是“高秋”的挣扎。

影片对港片精神的化用，堪称一次成功的基因重组。它成功地将港片精髓融入内地现实题材，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导演佟志坚坦言自己深受武侠片影响，这种影响在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荣门”的帮规架构让人想起《黑社会》中的江湖秩序；小偷大会争夺金牌的情节，颇有古龙小说中武林大会的影子；而花手这个角色的悲剧性，更是港产枭雄片的典型笔法。花手血洗荣门的段落颇有些吴宇森暴力美学的影子——飞溅的血滴与斑驳的墙皮形成残酷对照，江湖恩怨与时代变迁在此刻轰然对撞。

然而这种借鉴绝非简单复制，而是经过精心改造的。影片将港片的快节奏剪辑与内地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完美结合——凌厉的动作场面与深沉的人物刻画相得益彰，紧张刺激的警匪对决与耐人寻味的人性探讨并行不悖。这种“盗亦有道”的悖论美学，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进入了更复杂的人性勘探。

在追求大IP、大制作的行业潮流中，《毕正明的证明》的“自来水”口碑证明了一个简单却常被遗忘的道理：扎实的剧本、鲜活的人物、严谨的结构，永远是电影打动观众的核心要素。影片既保持了犯罪类型片应有的紧张感与观赏性，又在其中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当影片结尾，毕正明望着如今安定祥和的车站，那句“如今的安定就是最好的证明”的台词，不仅完成了对主题的升华，更让整部电影超越了一般警匪片的格局，成为对一代反扒民警的深情致敬。我们恍然意识到：这部电影不仅是在缅怀一个逝去的江湖，更是在为所有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人，立下一座永恒的影像纪念碑。

原标题：《新民艺评｜厉苒苒：《毕正明的证明》，一部被名字耽误的好片》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江妍

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厉苒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