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国专访秦红 | 博古孙女谈祖父与王明的关系

作者丨秦红、王俊杰
编辑丨张森茂

张森茂

秦邦宪（博古）是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传统观点将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生涯与王明联系在一起，认为博古是王明的追随者，真相到底如何呢？1927-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 江浙同乡会 ”事件，许多中国留学生被打击为 “反革命”， 部分人被送交专政机关处理，另有许多人被开除学籍并遣送回国。 该事件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政治运动，博古是否参与其中呢？为了还原更真实的博古，我们找到了博古孙女秦红女士，由她带领我们 透过历史迷雾， 一探究竟。

王俊杰

关于博古和王明的关系主流的观点是，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二人就已经走得很近。比如毛齐华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指瞿秋白）也是调和路线。”[1] 孙冶方甚至直接认为：“王明、博古”是“宗派集团。”[2]

认为博古王明关系密切的一批资料（秦红女士整理，并对错误之处进行标注）

博古手迹：六大开会在当时是不知道的（秦红女士提供）

当前资料虽然都有明确出处，但有两个问题，其一这些资料都属于事后回忆，其二都没有辅以明确的档案资料佐证且语焉不详。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王明和博古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秦红

秦邦宪（那时还没有博古这个名字）刚入校第一年（26年11月到27年上半学期）认真学习，没有参与学校的内部斗争，27年10月作为中共工人代表团翻译未在学校，近28年3月才回学校。

《博古同志的反省》（1944年1月20日）记述博古入校后热衷学习，不太干预校内斗争。1927年10月—1928年3月主要担任翻译工作，未在学校。（秦红女士提供）

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支部第32号会议记录（秦红女士提供）

会议记录是中大支部局王明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王明本是支部局成员，但他建议由李竹声代替了他作为支部局成员。博古在28年9月后，成为支部局下属组织部成员，一直不是支部局成员。

王俊杰

从您的解读可以看出，哪怕是王明最后一次参加的中大支部局会议都没有博古。这也就证伪了一些人比如陈一诚的回忆。

陈一诚回忆说：劳动大学的“支部书记是苏联人，名叫贝尔曼。委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云程、夏曦、沈泽民等人。他们多数是中山大学毕业后留下来转到劳动大学的。这些人掌握实权。”[3]

从陈一诚的回忆可知，要成为一个宗派的同党怎么也要同为支部委员。

秦红

博古并没有正式成为支部局委员参加支部局会议。

支部局1929年出席会议的名单（秦红女士整理）

统计材料来源，俄文为参会者名单（秦红女士整理）

以上名单都没有博古的名字，博古应该有过旁听和发言，但不是正式参会。

王俊杰

博古连支部局委员都不是，也没有正式参加过会议就说他和王明是一个宗派，多少有些多年后事后回溯历史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

秦红

所有档案中，都没有他们有关系的。我没有在任何档案记录中，看到王明与博古的交叉。

左边这份王明接近的人的名单资料中没有博古。右边的资料说“王明当时不大在学校”，可博古留苏期间一直在学校。结合以上资料可推知王明与博古交集很少。（秦红女士提供）

博古本人记录与王明及洛甫的关系（秦红女士提供）

王俊杰

由此可知，博古和其他同志“……工作关系除外，绝无其他关系”，“任何阴谋绝无”。这对以上提到的博、王二人关系并不密切，又构成一种旁证。博古的小儿子秦铁也说：“（他们的关系）不密切，因为我父亲书里也说了，和王明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但是王明比我父亲高。当时他们来往并不多。”[4] 这对博古本人手稿中的说法形成进一步证明。认为博古、王明二人关系密切的资料都是回忆性质的，不止语焉不详而且可靠性不足，从秦红女士提供的档案资料来看博古和王明的关系，并非很多回忆中说的那样密切，他们的关系中大期间基本没有交集之处。

接下来想向您请教的是博古在“江浙同乡会”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秦红

我觉得除了决议的起因外，文革后编排的故事的起因我看到的材料，以孙冶方的报告为最早。

教务冲突为1927年，1929年支部大会开会时，王明已经回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秦红女士提供）

《洛甫同志的反省》（1943年12月16日）。顾谷宜（1904-1967）为博古好友、入党介绍人。早期为学生领袖，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1935年8月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秦红女士提供）

博古一定没有参加这次大会的冲突，王明、张闻天、沈泽民都是25年的。江浙会的起因不是他们的饭局，给向忠发的汇报的人也不是王明与博古。孙冶方的这篇东西我觉得是很多后来文章的来源。陈修良与他交好，陈一诚与陈修良曾一起工作，几个人的材料可能是多年之后一起回忆、彼此借鉴的。

陈一诚，1927年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上半年因反对王明宗派集团而受到党内处分。建国后担任苏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图片选自《陈修良文集》）

陈修良，193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国后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

王俊杰

但和向忠发汇报的是谁呢？

秦红

以下便是谁向向忠发做的汇报的比较真实的情况[7]：

（秦红女士提供）

王俊杰

从此可知，向向忠发汇报的并非王明、博古，而是一位叫郑家康的“中国同志”。邱路在《蒋经国险遭枪毙》一文中也说，向向忠发报告“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并不是王明，而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柏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情报的郑家康。[8]那么，孙冶方回忆中认为的王明、博古的汇报对“江浙同乡会”被调查有直接关系并不成立。

请问江浙会的事情上博古是不是既没有参与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态度？

秦红

江浙会的事情，因为是向忠发在中大讲了，博古也不了解情况，应该就是相信向忠发的说法。没有见到博古的相关信件与任何记录。那时，博古3月刚回校，与25年的学生也不熟悉，没参加任何斗争，被支部局贝尔曼选中进入了少共，应该算是一个听领导话的没啥意见的学生而已。

博古手迹：暑假将近向忠发报告反江浙同乡会，学生中空气紧张，我亦是相信江浙同乡会并表示要反对的。（秦红女士提供）

王俊杰

综上可知，第一、博古和王明的关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并不密切，有关说他们关系密切的说法缺乏档案依据。第二、因为博古和王明的关系并不接近，在“江浙同乡会”这个事情上他极有可能是相信向忠发等领导的说法，但同时又置身事外。正如秦红女士所说：“博古因为没有参与这些事，才被选入少共。”

本期嘉宾：

秦红，博古孙女，历史学者

王俊杰，《历史国》作者，笔名臭老九

张森茂，《历史国》主编，笔名自由的海豹

参考资料：

[1] 《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82页。

[2]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3]《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90页。

[4]秦铁口述： <我的父亲秦邦宪> ，《纵横》2007年第12期。

[5]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6页。

[6]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7～288页。

[7]秦红：《 周恩来处理“江浙同乡会”的前前后后》。

[8]邱路：《蒋经国险遭枪毙》，《百年潮》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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