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忆称：在所有被捕的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

之前我们在聊吴石案的时候，涉及到了一部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事儿，这其中就包括时任台工委书记的蔡孝乾叛变。

谷正文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蔡孝乾时，曾同时提到了当时被捕的台工委四大领导人。

图|张志忠仅有的年轻时候的相片

除蔡孝乾外，分别是时任台工委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台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在上述四人中，除了张志忠外，其余三人全都叛变。

也正因为如此，谷正文对张志忠评价颇高：

“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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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初史料的匮乏，有关张志忠的生平影像是很模糊的。

张志忠是中共党员，这一点毫无疑问，后来他动身赴台，也是受了党组织指示去的，并于1954年牺牲在那里，但直至1998年，大陆有关方面才追认他为烈士。

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50年，台工委党组织被敌特破坏后，台湾《中央日报》曾登出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与陈泽民等4名“匪首”的照片与“亲笔签名”的《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

“……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而澄清台湾的社会局面……我们四人在主观上已经失却了代表中共领导台湾工作的资格。”

也就是说当时在公开的信息中，张志忠是“自首变节”之人。

对历史真相的考证，是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努力的过程。

张志忠原名张梗，台湾嘉义人，1910年11月26日出生。

图|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台湾的学生课堂

张志忠出生时，台湾就已经是日本人的殖民地，日本人为了改变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包括强行关闭中文私塾，推行日语教育，学生每天上课要先向日本天皇的像鞠躬。

张志忠虽然是出生于这样一个环境，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其实是一个中国人。由于家贫的关系，张志忠小学毕业后，就到了台南合隆商号当了一名学徒。

机缘巧合之下，张志忠偷渡到了祖国大陆，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

在集美中学读书期间，张志忠参加了同为台湾人的进步青年翁泽生等组织的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并与台湾省籍同学庄泗川共同主持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共鸣》杂志编务工作，报道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青年反抗运动，宣传抗日思想。

1925年，张志忠返回台湾，在老家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并与岛内的抗日组织联系。

1926年12月，张志忠结识了当地反日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王万得和蔡孝乾。张志忠在次年还被推举为嘉义地区的负责人。

毫无疑问，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触动了日本殖民当局统治。

1927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警察对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包括张志忠在内的44人。10月，审判终结，张志忠等17人被判免诉。

张志忠当时应该是被驱逐离开了台湾。

1928年4月，在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台湾留苏的学生林木顺、谢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当时，台共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经常往来于厦门、上海等地，指导岛内台湾共产党反日斗争，一方面组织领导在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张志忠那时也在厦门，参加了翁泽生领导的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张志忠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为后来再赴台做了充足的准备。期间还参与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声援台湾泰雅族同胞的抗日斗争（雾社起义）

张志忠虽然人在大陆，但心里无时无刻想得都是台湾的抗日斗争。

1931年3月，日本殖民当局破坏了在台的台共组织后，翁泽生便向中央建议，要求选派意志坚定的青年党员赴台重建党组织，当时张志忠强烈要求，希望组织上能派他回去。

尽管张志忠尚不是党员，但其坚定的意志品质，赢得了组织信任。

根据当时负责在厦门培训台湾青年回台开展革命工作的王碧光回忆，当时张志忠不仅不是党员，甚至还都不是团员，后来还是通过王碧光介绍才加入了共青团。

然而当时组织上考虑到张志忠年龄比较大，又有回台工作的经历，所以考虑破格吸收张志忠为中共党员（当时俗称‘读大学’），并参加中共厦门市党委的训练班。

从1932年开始，张志忠便在党组织领导下，数次往返厦门、台湾之间，领导台共党组织的重建以及革命活动。

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日本殖民当局加紧了在台搜捕，台共组织的工作一度十分难以展开，大量的同志相机被捕。

1933年3月，张志忠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29日被移送日本设在上海租界的检察局后押送台湾受审。

幸运的是，张志忠被捕并非是因为组织暴露，而是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被捕，他在狱中并未暴露身份。

张志忠在狱中坚持斗争，一日趁看守松懈设法逃脱（也有说法称张志忠装疯骗过看守获得了假释）。

一段时间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基隆海关查获张志忠从青岛寄出的报平安的家书，这才知道他已经私渡到了祖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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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后来是如何与党组织又接上关系的，各方面资料都没有记录，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

张志忠这个名字也是他到了抗大以后才改的名字。

1939年，张志忠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工作，因为熟悉日语的关系，被安排从事对敌宣传的工作（化名张光熙）。1940年冬，张志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一个受过张志忠帮助的日军战俘秋山良照（反战同士）回忆：

“一开始我还经常担心着会不会被利用，而对八路军的待遇保持警戒和怀疑。张先生就耐心地详细向我说明，日本军方用各种借口在中国发动战争，告诉你们说是中国‘排日’或‘抗日’。然而，日本军在中国的各种蹂躏，换个立场的话，日本人一定也受不了！你们也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所说的话终于使我了解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

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的张茂林曾与张志忠一起并肩作战，后来留下了许多有关张志忠的回忆，后来成为追溯其生平的最佳资料：

“张光熙在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的工作，曾经带“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秋山良照，到敌人的碉堡下喊话，业务能力较强，个性顽强，不怕困苦，话不多，是个正派人物。”

张茂林还回忆称，张光熙曾经向他谈过，他从台湾回到上海时，因与组织失去联系，曾经四处流浪过一段时日。

1943年，张茂林离开冀南军区，调到太行山区，从此以后就没见过张光熙。1945年5月，张茂林调回冀南军区司令部时，那时张光熙已经与蔡孝乾一同派回台湾了。”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基于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台湾恢复党组织，并由华中局（后来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负责实施与指导，考虑到熟悉环境，中央决定派时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老台共出身的蔡孝乾去台湾，出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外委员会书记。

同年12月底，华中局挑选了一批原籍为台湾、福建、广东的干部先期赴台，其中就包括张志忠、洪幼樵和许敏兰夫妇、林海光夫妇、庄五洲、林昆等人。

大约是从1946年2月至6月，这一批人先后赴台，从事重建台湾党组织的工作，其中张志忠是属于较早回到台湾的，他积极联系原老台共出身的党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过由于时局变化的很快，当时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以后，一部分任务交给了1946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局，上海局当时专门负责地下工作，因此筹建台工委的任务就交由上海局负责。

张志忠最开始主要负责同老台共联系，因为老台共党员多数目标都太明显，比如谢雪红这一类原来是老台共领导成员，因此像这一类老台共领导人主要负责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当时人盛赞张志忠，因为他在返台几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解决了日据时期老台共内部分歧所遗留的历史包袱，并吸收了部分老台共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得党组织在台湾的建设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谢雪红虽然未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1947年11月12日（二二八事件后），在中共的指示下，与杨克煌、苏新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后来成为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谢雪红本人还在开国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强暴女大学生的恶性案件，引发北平数万学生游街抗议，当时组织上也指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各大城市中进行游行示威。

在上海局的指示下，台工委发动青年学生在台北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在随后的一两个月里，台湾的学生运动步入了一个高潮，成为全国学运中的一面旗帜。

图|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为了抗议国民党军警枪杀市民，台北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获得了台湾各地区人民支持，不少民众自发的夺取武器起义，史称“二·二八”事件，台工委以及所属各地的党组织，均积极响应了各地的起义。

“二·二八”事件虽然失败，但台湾革命力量却获得了飞跃的发展。

同年3月2日，张志忠把嘉义地区的自发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我党在台湾的武装斗争正式打响。

张志忠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尽管遭到了失败，但却掀开台湾人民在这场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最为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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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当局败退，他们的统治中心也逐渐迁移到了台湾，并对台湾加强了控制。

不少台工委的领导干部，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捕，这其中就包括了张志忠的妻子季沄。

季沄是江苏南通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调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她与即将赴台的张志忠结识。

1946年6月，张志忠赴上海汇报工作，经组织批准与季沄结婚，并经党组织同意，夫妇两人一同赴台从事地下工作。

在台湾潜伏时，张志忠以做进出口贸易生意为掩护，季沄则是以教师职业作掩护。

有关张志忠、季沄被捕的经过，各方面资料记载也都有一定的出入。

有资料称张志忠被捕时在1950年5月以后，根据该资料称，在蔡孝乾被捕以后，张志忠还曾奉令重整，但因为组织破坏严重，加上目标太明显，最终导致被捕。

也有资料称，张志忠是1949年12月29日被捕，两天后张志忠夫人季沄以及其女儿随后亦被捕，负责掩护的他们活动的党外同情者杨克村（漳化人）和李振芳（台北人）也先后被捕。

根据资料分析，张志忠的暴露，其实和蔡孝乾等台工委领导成员差不多，都是源于1949年8月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基隆工委。

国民党保密局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一开始就锁定了张志忠的下落，并对其进行了跟踪调查。

据杨克村多年之后回忆：

“当年张一家人住在新公园园口李进（振）芳的房子（二楼），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作为掩护。不久，在张住处楼下，来了一个保密局的人，他在骑楼摆摊子，假装是卖香烟的。每天张出门时，这保密局的人就打信号给对街窗口那边的人，再由他们联系叫人用吉普车跟踪张。约经过三个月余的时间，他们掌控张的行踪后，才找机会把张抓起来。”

知识分子曾永贤曾称张志忠为“最彻底的革命者”，张志忠后来也无愧于这一评价。

图|叛变的陈泽民、洪幼樵、蔡孝乾及情报局警卫

当时，台工委领导干部，包括蔡孝乾等人都被捕叛变，唯独张志忠夫妇始终在坚持，就连谷正文后来也十分感慨：

“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中共中央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谷正文为了拉拢腐蚀张志忠，可以说是出尽了水磨工夫，后来经他建议后，国民党当局对被抓的蔡孝乾、张志忠等四人进行优待，企图利用我党的内部斗争，做进一步的腐蚀瓦解工作。

不料就在狱中斗争期间，陈泽民与洪幼樵两个叛徒反而被张志忠拉着一起批斗蔡孝乾，批的蔡孝乾在狱中罹患精神疾病，谷正文不得不紧急把蔡送到医院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忠的妻子季沄在被捕以后，同样是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企图以她的子女（根据考证应该是大儿子张思中）来威胁她，但她同样不为所动。

1950年11月，在所有手段均用尽后，国民党当局只好下令枪决，季沄牺牲时，年仅29岁。

张志忠在之后被关了四年，期间始终坚持斗争，他每天早上醒来，就在狱室高呼口号，唱“赤旗歌”和“国际歌”，鼓励难友。时间一长，就连狱吏都十分佩服他。

为了劝降张志忠，蒋经国曾两次亲赴狱中。

第一次，蒋经国问：
“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
张志忠回答：
“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第二次，蒋经国又问了同样的话，张志忠则坚决表示
“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45岁。尸体火化后由弟弟张再添带回新港家乡安葬。

1998年，张志忠夫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志忠女妻子季沄育有一子一女，后来滞留台湾，因家庭缘故均遭到不幸。

小女儿张素梅早年在高雄工专求学，26岁时因直肠癌去世。

大儿子张思中三岁时同母亲一起被捕，后来被叔叔张再添抚养，因为是“匪谍家庭”出身，受尽了歧视。1968年元旦，年仅21岁的张思中在台北星光旅社自尽。

张思中在生前曾写信给当时在台湾的著名作家柏杨，询问在台湾服兵役的情况，当时柏杨还给他回信，鼓励他，后来自杀以后，还给柏杨写了封遗书，明确提到父名张志忠。

柏杨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为这个苦命的孩子料理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