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5年10月14日下午，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第三分论坛“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唐磊教授提到，在与国外中国学家进行交流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们中国的学者还要去研究我们的研究呢？”
对此唐磊表示，在“现实权力结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今天中国学术界确实在“呼唤自主知识体系”，并在知识交流上“有一些新的主张”，“也能看到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知识，在实践层面有一个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仍需要回顾下“研究外国的研究”这一学术现象。
他介绍说，商务印书馆著名的《汉译从书》，“从60年代就开始到今天，大概把1000种西方学术的经典引进过来。”
作为对比，“改革开放以后，把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翻译过来的数量大概超过6000种，规模非常庞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最早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1977年就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倡导者和发起者是孙越生。孙越生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强调知己知彼，利用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不这样做就是极大地损失”。
唐磊指出，现在国内推动了世界中国学的概念，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面对三种语境和处境”。
第一种语境是内向的，“就是利用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帮助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化”。
第二种是外向的，“我们会通过比较和研判海外的中国研究，发现哪些中国文化是被误读的，哪些是被放大了，以及我们怎么样正确地发展自己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或者增进中国的话语传播力”。他补充道，这并非仅仅是中国现象，在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也有类似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韩国学研究中心等，像是一种“亚洲现象”，在拉美、非洲很少看到。
第三种是世界性的。在这种框架下，“我们会做文明交流互鉴，我们会在不同的中国知识之间去做比较，发现他们之间对话的可能，搭建平台”。
唐磊最后总结了学术工作者所坚持的目标：“有时候这三种语境会存在一些张力，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向世界传达一个更好、更真实的中国声音，这是我们三代人、四代人一直坚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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