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美学的总体旨归与多维面相——读金雅《美趣与人生》有感

金雅教授的新著《美趣与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25年3月），是她多年从事人生论美学研究的心得，凝聚着她对美学与人生深邃的思想体悟和理论总结。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中国现代美学六人谈》分别分析了梁启超的“趣味”、王国维的“境界”、朱光潜的“情趣”、宗白华的“情调”、丰子恺的“真率”与方东美的“生生”等学说，下编《中华美学的趣味和大美》则分别探讨了“趣味”这一范畴从艺术到人生的流变与拓展、“大美”作为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中华美学的大美构象和从大我、无我到化我的现代进路以及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旨归及其当代意义。整部书稿读来给人一种体大而虑周、思深而意远之感。

金雅教授在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华美学最为重要且具标识性的精神趣旨，是将审美、艺术、人生三种活动相融通，来创化和观审人的日常生活，创构和悦味人的审美生命。”这可谓是本书的一个总纲，也是对中华美学的精准的概括。如果说中华美学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的话，那么这个标识无疑就是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的融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镌刻着深深的民族文化印记的美学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许多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美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人文学科的显学，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原因，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金雅认为，王国维的“境界”美，和梁启超的“趣味”美，是共同开掘中华美学话语及其精神韵趣迈向现代的重要两脉（第26页）。相比较而言，她对梁启超的“趣味”似乎更加情有所钟。她长期从事梁启超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地说，在此领域，国内学界似无出其右者。在她看来，梁启超的“趣味”美，是由艺术通至人生的大美。她指出：这个“趣味” 的命题，是以“知不可而为”（源自孔子）和“为而不有” （源自老子）相统一的“无所为而为”，即“不有之为”（金雅教授创造的概念）的精神为根本，通过探讨“为”与“有”的张力关系，来倡扬生命的积极之“为”，但又不执着于成败得失。“不有之为”是她对梁启超趣味论的一大发现。所谓“有”即是占有，“为”则是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是人的本质存在，生命的基本意义就是“动”，就是“做事”，就是“创造”，也就是“为”。一般而论，人类通过“创造”或“为”而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无所苛责的。但这也会导致人们过于执念于“有”而产生一种畏首畏尾、不敢行动、患得患失的心态，从而不能尽情享受生命之“为”的美趣。而梁启超的“趣味”美，在金雅教授看来，则是突破功利主义的束缚，破成败之执，破得失之忧，挚情做事，敞怀做人，以“不有”超拔“小有”，而达致“大美”，成就酣畅淋漓的创化和赏悦之趣乐。由此可见，美趣既关乎美学，更关乎人生，无疑是人生论美学极为生动的写照。

表面上看，王国维的“境界”美似乎与梁启超的“趣味”美大相径庭，但在金雅教授的烛照下，却显殊途同归之妙，可谓她所发现的人生论美学的不同面相。金雅非常明确地指出：境界的核心特质是“远功利而求真”。这一概括包含两层内涵。首先，为王国维所推崇的审美境界即是“不关乎厉害之境界”。王国维将美的本质视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审美境界即可突破功利主义的束缚，使人生摆脱欲望的羁绊，不再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从而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王国维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美术不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功利主义作祟，无法超脱于“势力之欲”的诱惑，从而使我国历代诗人多表忠君爱国、扬善惩恶之意，“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却无人昭雪。其次，王国维境界的核心在“真”。王国维将是否能写“真景物”与“真感情”视为是否有境界的标准。所谓“真景物”，就是合乎自然之法的客观外在之景物；所谓“真感情”是指如婴孩般纯真无邪、赤诚真粹的主观内在之情感。真感情与真景物的合二为一，就充分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之趣境。由此可见，金雅用“远功利而求真”来概括王国维的“境界”美，是非常准确的。“远功利”可谓到达境界美之途径，“求真”则是境界美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她又别具慧眼地指出，王国维对“境界”的使用，一方面是将目光落于诗词作品中所塑造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以他著名的“三境界说”为代表，也将目光投向了更加深沉宏阔的人生境界（34页）。如果说“意境”仅仅是一个诗论范畴的话，那么“境界”则可谓兼具艺术与人生的双重视野。如此，她在理论上就很好地把捉了“境界”与“意境”的相通与相异，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金雅教授在书中，对朱光潜的“情趣”、宗白华的“情调”、丰子恺的“真率”、方东美的“生生”，也予以了提掘深阐，不仅揭示了他们共同的美趣人生之追求，也细致精要地阐发了这些现代大师思想的个中三味。同时，该书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还很好地呈现了可悟可行的践行路径，为读者开启了向着美趣人生登门入堂的奥秘之门。

李庆本（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