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 李天扬

本文照片均李天扬摄

凌晨醒来，晃一晃头，一下子就清醒了。看枕边手机，4点30分。起床，刚刚站定，电话响了，说情况危急。

赶到医院，进ICU病房，母亲的监护器上，都是直线。医生来，说，就是4点30分走的。

这天，是2025年3月23日。

母亲出生在江苏海门聚星镇北边的一个小村，现在，归启东了。行政区划的变更，让不少讲究籍贯的中国人有点不适。母亲不会纠结这些。她16岁离乡，尽管一生乡音浓重，但她几乎从不说家乡的人和事。直到她离乡72年后，我才请母亲带我回过一次她的故乡，那是2019年春。我写了一篇《聚星镇》，发表在《笔会》。

母亲姊妹兄弟七人，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她，在正中。因为她是最小的妹妹，在大家庭里，没什么发言权；又因为她下面有三个弟弟，还未成年，就随姐姐进纱厂做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既无发言权又有责任感，似乎成了母亲一生的写照。

在姊妹兄弟里，母亲性情最为温顺，家族聚会时，很少听到她说话，她的意见似乎总是可以忽略不计。结婚后，由于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也很难和苏北婆家的亲戚沟通，于是，她常常安坐一隅，不响，微笑示人。

母亲是纺织厂的挡车工，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她做了一辈子。读中学时，我曾去过一次她工作的车间，机器轰鸣，说话须高声。人们以轻声细语为文雅，但，殊不知，很多人嗓门大，是有原因的。挡车工不停地在纺机间走动巡视，布匹上有线头什么的要及时处理。有人统计过，这样八小时下来，约走三十公里。母亲的工厂在嘉定，离上海市区恰三十多公里。嘉定人去市区，都说“去上海”。母亲说：“我每天走一趟‘上海路’。”挡车工要三班倒，十分辛苦，等于每隔几天就要倒一次时差。母亲并不叫苦，工作勤勉而出色，曾评上先进。她只是希望，两个儿子以后能够上长日班。

其实，外祖父的家境，曾是殷实的。1961年冬天，形势稍缓，外祖父凭记忆，用工整挺秀的小楷，背写了一小册《杨氏续支谱》。开头，外祖父写道：“我杨氏宗谱，经兵燹之后，散失已尽，兹就余记所及，笔之于楮。”这本《支谱》，外祖父由殷记起，春秋而唐宋，延绵而下，“宋室南渡，我杨氏南迁至金陵句容”，“迨南宋末叶，元兵南下，廷玉公举家迁移至崇明，是即我杨氏迁崇始祖”，“诚斋公住聚星镇南三里之北致远堂，诚斋公之长孙，即二十世祖际唐公，是即我本生祖也”。因此，外祖父昌九公，为二十二世祖，居“承恕堂”。据此，杨氏是望族无疑。1946年，外祖父“旅食江南”，“次年遂举家迁至娄东”。娄东即太仓。外祖父在这个江南小城，生活了40多年，于家中寿终正寝。述及这次南迁，文字极简。外祖父没说的是，当年离乡，甚是仓皇，家境由此一落千丈，仅靠他当小职员的薄薪，要供养一大家子，是极为窘迫的。未几，便一贫如洗了。二姨母蔚文曾忆及，她常要去菜场捡他人丢弃的菜皮。也因此，姐姐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是势在必行了。这样的戏码，直到今天还在中国许多贫寒家庭中上演。

外祖父，是重视教育的。他的长女，即母亲的大姐韵文，曾读到大学，就学于徐州江苏学院。不幸于1948年初染疾早逝，年仅23岁，葬于南京中国公墓。据墓志铭称，韵文姨母“幼聪颖，好学励行”，进入大学后，“勤勉不辍，心弥苦而志弥坚，意欲俟学成后，培植诸弟，以替亲力”。韵文姨母的墓志铭和墓碑，皆由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先生题写。陈先生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他，是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等到我知道这些，外祖父已经不在了，我无从问他，为什么能请动陈先生。而陈先生直至1989年以96岁高龄逝于南京。如果年轻时的我像后来那样喜欢对往事刨根问底，或有机会去拜访陈先生，问问他记不记得，曾为一位早逝的女大学生书写墓碑。

我曾想，如果韵文姨母健在，大学毕业的她应该有能力“培植诸弟，以替亲力”。若如此，母亲是不是就不用小小年纪去纱厂做工了呢？母亲到晚年，曾忆及大姐放假回乡，教弟妹们唱抗日歌曲，还哼了两句。这是我唯一一次听母亲唱歌。

母亲一生生活朴素清贫，但她十分知足。随手拍下的，总是这样心满意足的笑颜。

从小育我的外祖母，是续弦。她目不识丁，却极能干，嫁到杨家后，面对前妻留下的七个子女，持家不易。她不光自己亲自下地干活，还让三个女儿辍学帮着做家务。这个当年她以为理所当然，后人觉得荒唐的决策，导致母亲和蔚文、婉文两位姨母成了半文盲。三姐妹中，母亲最小，书也读得最少。她连信也没写过。所以，我没有一纸她的亲笔手迹。

虽然母亲从来不谈往事，到她晚年，经我提问，她告诉了我一点儿她的经历：“1947年二姐出来，我就跟出来。在海门青龙港坐船，那里没有码头，小划子把我们送到轮船上。到上海十六铺码头，遇同乡苏再兴，他把我送到斜桥黄家寄爷（按：黄家寄爷为母亲的姑父。海门方言，姑母姑父均称寄爷）家，爹爹再去接。刚刚从乡下出来，去南京给小寄爷（按：杨静言，外祖父最小的妹妹，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入美籍）领小囡，当时寄爷的大女儿出生不久，才几个月。我笨，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后来就走了。跟二姐到苏纶纱厂，学细纱。1949年2月，到嘉定永嘉纱厂（后名上棉34厂），厂长张言雄是海门人。50年代，永嘉厂暂时关掉，到葛隆商店做营业员，饭店里端盘子。当时我的工资高，比商店饭店经理还高，所以我做就做。永嘉厂恢复，我又回去了。”

母亲读书少，从不过问我的学习，十几年，一句也没有。这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她毕竟受了外祖父的影响，也是重视教育的。她总是对我和弟弟说，只要你们读得上，我就会供你们读。不知道这样的话里，有没有含着她自己辍学的辛酸。正因此，母亲50岁到退休年纪时，因为技术好，厂里留用五年，55岁退休时，我和弟弟还在读书，她又去城外的乡镇企业做工。她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算是纱厂里的新闻。

虽然母亲没文化，也不管我学习，但是，她的帮助，对我成为一个读书人，至关重要。我在进小学不久，就养成了近乎贪婪的读书习惯，说手不释卷，毫不夸张。这，全靠母亲。我1973年入小学。之前，我在太仓随外祖父母生活了七年。学龄前，外祖父教我识字，我学得很快，识得不少。所以，当同龄人都野在外面打弹子丢石块时，我一个人在家里看书。父母家里，是一本书也没有的。书从哪里来？都是母亲从厂图书室借来的。

时值“文革”后期，虽然是“文化沙漠”时代，但今天被文学界和史学界有意无意忽视的是，那个阶段出现过一个文学创作、出版的高峰期，出版了大量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最著名的，当然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所谓“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就是指他。但其实，到了“文革”后期，无论是电影、戏剧，还是文学创作，都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远不止这“八个和一个”。母亲为我从厂图书室借来的，正是这些小说。现在我还记得起名字的有：《三探红鱼洞》《沸腾的群山》《大海铺路》《大刀记》《较量》《春潮急》《虹南作战史》《征途》《万山红遍》《激战无名川》《飞雪迎春》《山呼海啸》《矿山风云》，等等，暂记不起名字的，应该还要多。如果从文学创作的标准来看，这些小说带有极深的时代烙印，“三突出”“高大全”“脸谱化”……简直乏善可陈。可是，对我这个喜欢读书的少年来说，这些小说可太重要了。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们，我还会不会成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后来我倚老卖老，常常跟年轻人说，读什么书不重要，读不读，才重要。

正因此，少年的我，是有多么盼望母亲下班带书回家啊。那个年代，几乎是没有作业的，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看书，我看起书来，囫囵吞枣，速度飞快。所以母亲借书还书的“任务”颇重。棉纺厂图书室的书，竟被我看完了。于是，我会有无书可读的“空窗期”，只好请母亲再去借读过的书。图书管理员也会告诉母亲，何时进新书，到了先借给她，算是“优待”。“文革”结束后，这位图书管理员悄悄地把封起来的“前十七年”的“毒草”，如《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借给母亲。所以，我读这些，比同龄人略早些。老版《苦菜花》里的几处性描写，读来很是刺激。“文革”后再版，《苦菜花》也有“洁本”了。走笔至此，深深感激不厌其烦为我借书还书的母亲，是她，在那样一个全民荒废读书的时代，亲手为我建造了一个巨大而坚固的读书地基；同时也很是感激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图书管理员，是他（她），尽力满足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的渴望。

当然，对借书还书大书特书，无非是谈我的感受。对母亲而言，这只是她为家庭尽责的很小一环。因为三班倒，母亲睡觉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是，只要她醒着，永远在忙碌。如果要总结一下，那就是两个字：洗、缝——洗菜、洗碗、洗衣、洗被；缝衣、缝袄、缝裤、缝鞋。这些琐碎的事情，占据了她睡眠之外的所有在家时间。我和弟弟从头到脚一年四季所有的衣着，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小时候不懂事，对此，是颇为嫌弃的，觉得没有同学身上买来的衣服挺括好看。全身被妈妈亲手做的衣衫包裹，现在还有谁，有这样的福气？

母亲的责任心，还体现在对她的弟弟身上。如前所述，因为突然家道中落，也因为大姐早逝，母亲和两位姨母早早地就扛起了打工“培植诸弟”的重担。这份责任心，并没有随着舅舅们成家立业而放下。我们和小舅舅同住在小城嘉定。小舅母不幸早逝，留下两个年幼的表妹。母亲对过早失去母爱的她们倾注了深切的关怀，几乎每周都要请他们一家来大吃一顿。她们从小到大，一直叫母亲“姆妈”。从小失恃的表妹，拥有“姆妈”的爱，绵延近半个世纪。80多岁的小舅舅每年春节、中秋，必来探望姐姐，他脑卒中后不良于行，依然坚持着，直到母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作为女儿、姐姐、母亲、姑母和员工，母亲付出了她力所能及的“最大化”，她的索取，却堪称“最小化”。她活了长长的一生，从来没对他人提出过任何要求。而且，即使我们主动提出要为她做些什么，她一概反对。母亲爱听越剧，这似乎是她最大的爱好。有一段时间，上海越剧院跟我们报社成了一个单位，要越剧票很容易。母亲却一再表示，电视上看看就可以，不去剧场。给她买了新衣服，她不穿。只好不买。想带她出门吃饭，也从来不去。2005年回父亲的故乡兴化，当地领导请我们全家吃饭。父亲倒很享受，母亲饭后却严肃地质问我：“这不就是公款吃喝吗？怎么可以？”母亲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的工作，她甚至完全不知道我工作岗位的变动、升迁。这是她唯一一次批评我。母亲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有一些，用褴褛来形容，毫不过分。如果是她一个人在家，天再冷、再热，都不会开空调。可以说，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外，母亲就是“零消费”。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看书读报的习惯保持了一生。

如果说，勤劳、俭朴，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尚具共性。母亲的通达，似乎就极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小时候，学《岳阳楼记》，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八字，觉得好难啊，要么是圣人要么是高僧才做得到吧？母亲不一定知道这个八字，却在不经意中，完全做到了：她看淡功利，儿子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或事业进步，孙子考上美国名牌大学，喜不形于色；她看穿生死，相濡以沫的丈夫和关系最亲密的姐姐去世，未有悲戚之声。对日常的生活琐事，母亲更不会有任何情绪波澜。然而，超然、通达到一定境界，既非寻常人能及，也非寻常人能理解。比如说，我和弟弟的生日，她开始是从来不会记得，后来，干脆彻底忘记了，问她，也答不上来。妈妈不记得孩子的生日，天下少有。所以，我和弟弟从小到大没过过生日。成年后，我也就不过了。

母亲一生健康，几乎从不生病，到九十岁了，还天天拉单杠。有一天，细雨中，她从单杠上掉下，骨折了。感谢现代科技，做了个小手术，她很快康复。为此，母亲卧床三四天，给了我们唯一一次服侍她的机会。母亲如此健康，大概跟她的超级通达有很大的关系。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也许，是一种天然的禀赋吧？

母亲晚年记性不好，忘记事了，常常这样觉得不好意思。

母亲看穿生死。最亲密的家人逝世，她说一句“人总归要走这条路的”，就过去了。对他人如此，对自己也是这样。到晚年，她常念叨说，最好“一跑头”，既少吃苦，也不拖累我们。

最终，母亲却没有“一跑头”。

3月18日。母亲感到头痛，但没打电话跟我们说。她说，怕我们着急。如常，她一个人，过了在家里的最后一个白天。

傍晚，弟弟下班回家，母亲说了头痛，就躺在床上。以前，她也偶有头痛，这么躺一躺，就好了。这天，躺下不一会儿，母亲吐了，而且颜色不大对。弟弟紧张。我接他电话，赶去，见呕吐物中似有血。开车将母亲送往医院。路上，她说想吐。我们请她忍一忍，她真的忍到了医院。

拍片一看，大面积脑溢血。我和弟弟怔住了。

就这样，母亲进了ICU。她的生命之火，慢慢萎下去，只四天，就熄了。

虽然只有短短四天，让我们的心理，从震惊，到盼望有奇迹，再到希望母亲少受苦，有了一个调适过程。所以，母亲逝世后，我们，也学她，未哭号。

母亲没有“一跑头”，而是在ICU病房里孤独地吃了四天苦，这是她对我们最后的关爱。

那晚送到医院，护士来，例行问患者姓名，母亲大声回：“杨雅文！”

这，是95岁的母亲跟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