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征程丨刘佳：文学给了我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

刘佳，青年作家，1998年生于重庆黔江石会镇，第五届重庆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作品》《汉诗》《星星》《广西文学》《滇池》《飞天》《山东文学》等刊物，被多种文学选刊转载。

刘佳：文学给了我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你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是否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契机？

刘佳：其实，早期的文学创作完全是出于偶然，我是从大三开始进行创作的，想着既然读了文学院，还是该写点东西出来，就像来到重庆就该吃吃火锅似的。

我认为文学是一个既不挣钱也不专业的专业门类，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文学院不培养作家”，这是由于高校文学院的传统培养模式与文学创作实践存在差异，所以我在文学院能“励志”于成为作家，无疑是个“逆行”的选择。

环境也催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在大学里接触到了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作家，次仁罗布是我们学校的驻校作家，而尼玛潘多是我的师姐，加上时任文学院书记的李伟团老师也专注于文学创作，因此经常会有作家来学校举办文学讲座。这种身边人写作的氛围，让我对写作产生了极大的欲望。我非常喜欢次仁罗布老师的《杀手》和《放生羊》等作品。

上游文化：创作环境有了，你的创作冲动也有了，那么，具体到作品创作上，你的创作灵感又是怎么萌发的呢？

刘佳：起初是创作短篇小说，和大多数创作者一样，早期创作灵感都来自故土，我创作了一些乡土小说，那背后的文化观念与传统令我着迷。毕业后我又到了广西，再一次远离故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在工作后开始创作关于工业文明、城市化以及女性困境的文学作品。

我比较懒，诗歌篇幅短小创作耗时短，所以其间转向诗歌创作，同时也恰在诗歌创作后才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2021年我的首个作品发表在《飞天》杂志上。收到样刊后很激动，当时比较爱八卦名人轶事，得知苏童也是从《飞天》开始的，无形中自己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要感谢《飞天》的编辑离离老师，在投稿邮件中我留的收件信息是有误的，他花了很大功夫才和我取得联系。就这样，我一直写到今天，将来也会继续写下去。《我在岛屿读书》是我这几年追过的唯一的综艺节目，也从中学到很多。

上游文化：从重庆黔江到陕西求学（编者注：西藏民族大学校址位于陕西省），再到广西工作，地域迁移如何影响你对“故土”与“异乡”的文学表达？诗歌《年初远行》中“女工”的漂泊感是否与你自身的迁移经历形成互文？

刘佳：地域迁移让我的情感更加丰富，与一个人长久地呆在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其实，那一组以女性为主题的诗歌，多是以我妈妈和我姐姐为写作对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经历都投射到了我身上。我妈妈是一个极其温柔又勤劳的女人，一辈子都在工地劳作。我无比敬佩我妈妈，但我不忍用温柔和勤劳这几个词就概括了她的一生，和她所经历的生活。我回忆起我妈妈就有一种愧疚，因为我在工作之前不曾理解过她。我姐姐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从黔江远嫁到了湖北黄冈，后来又去了浙江绍兴，我们见面机会非常少，我十分想念她，想念我的外甥，到现在我才见过他三次，以至于后面我不那么期待回家。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我整个大学生活都是这么度过的，因此我想要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待着，也享受那种漂泊感。

上游文化：你提到“诗歌篇幅短小创作耗时短”而转向诗歌，这种“效率优先”的选择是否影响了诗歌的情感浓度或语言锤炼？从小说到诗歌的体裁转换，是否也会存在创作思维的断裂或者衔接？

刘佳：这是一个偷懒的行为。其实，每个体裁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我觉得诗歌是最具抒情性的一种体裁，很符合我这种有灵感才写作的人。追求效率其实不是真的追求效率，更多的是一种即兴写作。突然来袭的创作冲动我认为对诗歌的把握度会更好，因此不会影响诗歌的情感浓度和语言锤炼，这更多受到个人生活和阅读经验的影响。各种体裁是可以随时转换的，比如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写诗歌，诗歌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转换是对另一种体裁的写作有启发的，就像一种食物吃腻了就想换另一种食物。

上游文化：在你看来，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佳：现在文学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现实生活对个人与历史而言更像是虚构的，因此我需要保持丰富的情感和清醒的意识去感知自我，感知独特而微妙的真实生活。文学能让我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是很有趣的，现在很多人是生活在被人制造的生活当中的，逐渐失去了感知自己与生活的能力，世界到处是符号、是陷阱，我们无法形容这个世界，我们都逐渐变成了失语者。

上游文化：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创作，那么你现在的创作灵感又来源于哪？

刘佳：这就不得不说到我的童年了。我走上创作之路，并不是因为童年的非凡经历与痛苦经历，也没有受到过多少书香的熏陶。我家世代务农，家里对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能考个大学，是大学就行。尽管看起来要求不高，但我的童年最大的遗憾仍是没能好好玩儿，除了课本也没读过几本书，好像只买过两三本童话故事书装装样子。

不过，这些童年记忆仍然成了我的重要创作灵感之一，比如频繁搬家的漂泊感，从乡下到城市求学时的那种不适感与孤独感，一个不健谈的乡下孩子必将面临的种种难堪遭遇等，我都记忆犹新。从一定程度上讲，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属于过去的，过去的事多了，当再也逃不出一些事情的影响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在对过去的追寻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乐趣，如同梦一般，看似虚幻、神秘且亲身经历。这些构建了我的文学世界，我想那才是确定的如血液般注入我身体的真实生活。比如《城南旧事》，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国内文学作品之一。

创作的另一部分灵感来自社会事件。我有一个看新闻关注热点的习惯，每次看到令我感触的事件我都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写下来，深度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来表达我个人的情感与观点。

另外，文学创作离不开广泛的阅读与大量的创作经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我在读到好作品时能明显感受到我的文学疆域在一点点开拓，不管是从内容、思想、结构还是语言上。我在大二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觉。许多作家的确也从阅读中汲取灵感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大量的创作经验实际是在训练，让思维更敏捷，思考更深入，形成个人的语言和叙述风格。“创意写作”课程就突出这一点，这也打破了“文学院不培养作家”的笑谈。

上游文化：你后来又接受过重庆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的一些文学创作培训，这些专业的文学训练与你早期“偶然走上创作道路”的自由状态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平衡“学院派理论”与“直觉式写作”？

刘佳：到重庆文学院、鲁迅文学院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类似于创意写作专业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觉得两者本身不冲突，并且存在内在联系，无非一部分是写作者个人具体的写作方式或者风格，一部分是对这些写作方式或者风格的分门别类。所以，很多创作者也在尽力避免理论家或者各种流派给自己过多束缚，就像近几年提出的“新南方写作”。很少有作家是为了“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去写作与之相应的内容，反而我们可以自由写作，创作者最主要的就是创作作品，不信奉任何主义、任何流派以及任何表达，都是变化的。

上游文化：你对文学创作又有怎样独特的理解？

刘佳：文学是一种没有范式的表达，是自由的开放的，我认可一个观点：也许正是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时候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客观来讲，我们面对的世界是没有清晰界限的，文学的内核就好似一种你对它的感觉。

最好的写作状态是轻松舒适的，不过也因人而异，我就是等待灵感来了才写，过程会很顺畅，如果有卡壳就会停下来，再等一段时间再继续写。写作千万不要为难自己，不过适当保持写作状态是有必要的。

文学创作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创作自由不代表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作品首先是自己的，发表过后又是读者的。不管是从读者还是从自己，所要传达的思想方面都要有较高的要求，纵然发表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事，但是保持文学风骨和文学的尊严更为重要。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讨巧的事情，我认可文学创作的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对文本的创新和对生活的理解这一类的看法，我曾听过东西老师对他自己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构思，就展现了独特且奇妙的视角。他也举例说到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朱山坡老师的新作《蛋镇诗社》也是极好的例子。

上游文化：当你将新闻热点转化为诗歌时，比如《永不凋零的夏日》中的工厂生活，如何避免“消费苦难”的争议？是否会与事件当事人沟通，或通过虚构手法模糊真实细节以保护隐私？

刘佳：这是我自己在玩具厂工作时的真实经历。有一段时间辞职后就去找兼职，便去了玩具厂，一开始我觉得那会是只用动手不用动脑子的活儿，后来没过多久我感受到了流水线工作所带来的恐惧。窗户是密封的，几个吊扇长时间发出轰鸣声，中午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下班。以前我很难想象整天都看不到蓝天白云的状态，说得更直接一点儿，就是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原本属于人才有的生活。“消费苦难”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在我的文学创作上来讲就一点：我们需要看见、直面苦难，不要修饰逃避也不要为苦难赋予一些美德和意义，尽管我们在苦难背后不难挖掘出一些令人动容的品质或者精神，面对苦难我们需要改变，改变这样的现状，这才是进步。

上游文化：作家都是先有阅读，后有写作，从你的文字中我能感受得到，在你贫瘠的童年阅读之后，你还是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将你的阅读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刘佳：我的阅读十分杂乱，不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无法欣赏那些经典而不喜欢的书，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读书习惯。读书往往是一个提升自我审美的过程，应该涉猎各种题材、各个领域。我最开始也读一些畅销书，后来才慢慢读些经典，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安徒生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等人的作品。也喜欢挑一些像基约翰·麦家恩、曼波·贾尔迪内里、宫本辉等北欧、南美和日本的一些当代作家作品来读。近期又买了好几本由李以亮老师翻译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国内作家像苏童、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我也很喜欢。我也会关注一些社会学、哲学和传媒学方面的书籍，像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就很有意思。艺术都是相通的，多看一些电影、欣赏绘画甚至是听听音乐也是好的。我对外国文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关注《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等杂志及其公众号，能读到一些最新的外国文学译作，了解到外国文学的创作趋势，包括《星星》《十月》等杂志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外国文学翻译栏目，这些是我琐碎日常中的主要阅读来源。

上游文化：想听听你当下的创作情况，以及创作困境？

刘佳：我目前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兼顾小说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在文学与日常中如何去找到平衡点。之前在许多刊物上也发表过作品，不过的确也很难体现出个人创作风格，虽然发表不是我创作的目标，但换个角度讲发表是一个最直接的肯定，因此还是要尽量在各种文学杂志上多露露面。不过，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作家好像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他们并不追求作品的发表。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和表达形式，也没必要达成一致。

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要走创作这条路的话最好是养成习惯，坚持写下去。也要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像《诗刊》就开设了“数字诗界”栏目，从各种媒体平台发布的作品中选稿，《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草原》等杂志编辑都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现新人的经验，2023年，《北京文学》的编辑丁莉娅老师就这样发现了我，我也顺利在《北京文学》上刊。创作还要自信，在阅读与创作中总结经验，培养审美，文学不是谁说好就好，谁说不好就不好的事儿，各种理论说辞都不一样，不要被那些束缚住，我创作的绝大部分的诗歌、小说也是还没能发表的，但不一定没有价值。

我常用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来打趣，这是天才型的作家。如果不是也不要紧，晚一点儿也没什么关系，像汪曾祺，还有像王蒙先生一生都在持续创作，而且都写出了经典作品。

上游文化：你提到“很难体现个人风格”，是否尝试过通过跨文体写作、方言诗歌等特定形式的实验来打破瓶颈？例如，在《永不凋零的夏日》中用“复调式叙述”呈现工人群像，是否为风格探索的一部分？

刘佳：有过很多尝试，看到不同并且我也喜欢的作品风格时，我会模仿并改变自己的风格。很多文学作品都有体现出这样的群像写作，很多作家也是因此享誉文坛。对我来讲群像写作会使我的关注点更加集中，更深入地走进一个群体，走进生活，那些来自生活的间接经验很重要。

上游文化：现在文学发表的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你所说的，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被《北京文学》编辑所发现，那么这种“社交媒体平台投稿”模式对你的创作心态有何影响？是否会为了迎合平台偏好，比如语言的轻量化、主题的年轻化，而去调整你的写作风格？

刘佳：“社交媒体平台投稿”这种方式其实很早就有了，不时都有一些出圈的诗歌或者小说，只是没想到被看到的是我而已。这当然是一种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其实，目前杂志的发表风格还是比较单一，大概就是两种，看得懂或者看不懂的作品，加上杂志刊发的作品其实质量参差不齐。我很少看杂志，也有很多朋友提醒过应该看看目前的杂志方向是什么，可我没看，我认为还是要看经典作品，所以在创作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我会持续在社交媒体平台更新作品，很有趣的现象是那些作品风格多样，都有属于自己的受众，并且那种交流是平等的、真切的。

上游文化：文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刘佳：大学毕业后的生活是迷茫的，其间我做过企业文秘、流水线工人和乡村中学教师，长时间的迷茫会消磨一些创作热情。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考、表达、与人交流大部分都源于文学创作，还认识了很多搞创作的朋友和老师，我们经常一起坐着喝茶聊文学，文学给了我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

文学也让我关注到了许多大事件，深深影响着我的创作和生活。

上游文化：你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但你的诗歌中仍有“解放碑”等重庆地名，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厚重”如何转化为诗歌中的意象？重庆地域文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隐性影响？你是否计划创作以重庆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刘佳：在2019年夏天，我随姐姐在重庆中心城区住了接近一年，那时我和姐姐有空去照母山坐坐、去解放碑的小吃街吃东西等等。那段时间是我最宝贵的经历。姐姐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到了重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逢年过节见面。后来姐姐结婚了，我时常怀念那段无法被时间磨灭的时光。姐姐在重庆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我一度以为她会留下来，最后我俩都没能留在重庆。我没有特意把重庆元素融入我的创作，但重庆地域文化对我的影响毋庸置疑。我一直关注着重庆的变化，重庆人是勤劳的奋斗的热烈的，身处异乡之后才知道它有多伟大，我无比自豪。我想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一些东西，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一直都想创作一些关于重庆抗战那段历史、关于棒棒军的作品，此外就是我的出生地黔江，在武陵山脚下应该有我童年的故事。

刘佳诗歌欣赏——

在一所乡村学校

我诧异满地的苦楝树籽

一大早就不见了

它经历一天阳光明媚的日子

刚学会说话，像小孩口中

含着一颗糖，嚼碎掉

我走在籽堆里，只听声音

没有流汗的苦恼，忘记苦楚

我走进它了，听懂了它为什么

脱落繁茂的枝叶

这个时节并不长久

告诉它的无非是一群候鸟

从教室透过窗就能捕捉到这些

空气比往日的更凉

我为此感到高兴，当然也为

悄然、无预感的对话

一定有人来过，我猜想

互相交换奇妙的想法

桌上摆放着一杯淡茶

和几本专注于文学研究

与创造的书籍

它们该懂得如何描述此刻场景

在一所乡村学校

凉爽的日子，苦楝树籽掉落了

空荡荡的树下

眼前，没有人影

2025/9/15

夜幕降临

夜幕降临了

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

但我们有个约定

前往一家位置隐藏的小酒馆

——“桃苑酒馆”

小吃街如此喧嚣

但她不引人注目，在夜里开张

（一开始我以为

她陷入了不覆之地

这准会让许多人忧伤）

像一只精灵。你见过她吗？

总是不知所终

她美丽的名字就挂在石壁上

门前有几道阶梯

慢慢地踏上去，别慌张

给予梦最好的尊重

走吧？走进

小巷中如幽灵般的屋子深处

浑身坚硬的家伙

（像穿着中世纪的铠甲）

或许真是这样

但是，她会消化发生的一切

当我们的眼神开始跳舞

“你看见什么了吗？”

——橙子味的气泡水

——蓝色鸡尾酒

——和薯条。丰富的肉食

灯光不断爬上脸颊

又褪去

却总是一言不语

2025/7/15

它该继续跳舞

我们蹲下

在草丛边看一只流浪猫

穿梭在林中，有动静

它便冷不丁地扑上去

来回蹦跶，令人爱极了

体型娇小像刚出生的样子

干净，没有粘上泥

也没有打结

它披着一身白色羽毛跳舞

出租车在脚前缓慢停下

它还不知情

它将要失去一个热心的观众

“收养了它吧！”

亲爱的朋友！

“粮食太贵了。”他说

整条街都在黄色灯光中面对失落

但我确信，一个晚上

它都会继续跳舞

在一处草丛的林中

它也不需要观众

“我想带走它。”

顺手拍了拍抚摸它的手指

“离开这片草丛林。”

我不得不关上车窗

它该继续跳舞

2025/7/26

傍晚

我想我们同样疲惫

美丽的晚霞

你降落在玉北大道时

就像落到了我的心尖

让沉闷的时间能轻易被打发掉

说我们同样疲惫

说坚持做一件事的人值得歌颂

说你红晕的脸

说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

有人埋着头，没有看你

凝视着眼下，碗和汤勺

足以为人称道，他们

猜测以后的天空会和今天的一样

我们走起路来像一颗球在滚动

碾过蔚蓝的天空

丝毫没有反悔的余地

不错过生活的任何一次忐忑

哪怕是一点儿

让人愉悦、没有了饥饿感

的傍晚，一旦开始就难以结束

四月，稻田长出第一茬水稻苗儿

艰难的生活应该离我们远去

2025/5/21

站台洗礼

下午六点，车站迎来最后一批旅客

黄昏与一个女工同样慌张。她不停喘息

似乎在说，追赶落日是毕生最浪漫的事

刺骨的风雕刻着她的双手，皲裂的肌肤

如同沟壑般嵌入一个女人的手指，干涸

的一日黄昏啊，再也不需要一朵雪花点缀

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双手悬空

疲惫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眼睛是心灵

的窗户，她见过了太多灵肉的博弈

她眼神充满善意，她就这样盯着车票上的

文字。愿上天庇护她，请在不喧闹的地方

安坐。歌德说：“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

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一个五十岁的女工，她慌张，又稳重

她并不是孑然一身，丈夫、孩子与未来

早已隐藏在，她剖过的腹部以及勤劳的十指

年初远行

凌晨，悄悄收拾好行李

把衣物、挂念一齐打包

从阳光路到解放路。雏菊园的春天

迤逶蜿蜒，蹒跚而行，是此般梦幻

灰白破旧的春色，迫使她预算

这一年的收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她珍视这些箴言，它们构建了一个女工

的人生字典，它们曾来自贫瘠的土地

陡峭的山岗，扩散的黎明，欲坠的微风

她均一无所知，步入知命之年

似乎已不容许惊叹

——《汉诗》2024年第2期

永不凋零的夏日

是的，玩具厂装着许多人的青春

不过并不是全部。整日亮着的白炽灯

和太阳没什么区别，光照着工人们的脸

白、泛白、苍白，这是车间的拟人化

我们抬头，蓝天只在周日属于一群人

而另一些时间，只属于密不透风的窗户

我们生来属于流水线，就像流水线属于车间

车间比拟另一种生活，我们比拟一块铁

或者能重复一生的某些动作，在呼吸

与吊扇的漩涡中重复一些名字

复调式地平等地叙述每个夜里的明亮

同时按下两颗按钮铁柱就向下捶打

那是一种溶接，对每个人步入尘烟前的锻造

如果我们目不转睛，就能留住不朽青春

它的苦闷与叛逃在车间深处发出喘息

方形格窗分割掉天空的蓝，白云从此破碎

永不凋零的夏日，与我们隔着一堵墙

当然我们没时间感受差异化的生活，要是

流水线能补偿我们一些利息，那么荣幸至极

——《北京文学》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