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的隐退生活：抗战胜利那年成为"中将"，54岁被判刑，71岁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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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汪精卫委任袁殊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潘汉年指示：接受委任，收集清乡情报，营救新四军。袁殊上任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报告了清乡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广泛接近日军上层人物和“梅机关”、“金子机关”的情报人员，收集日军调动等方面情报。

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三十余人。其中有一位抗日女英雄吴中，当时任我党苏州县委宣传部长，日军抓到她后严刑拷打，要她交出新四军留在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名单和重要军事情报，她不畏严刑拒绝敌人的拷问，已被吊打了几天。袁殊知道后立即设法营救。

他援引“清乡条例”中“军事归日方负责，政治由中方负责”一条，向日军要人，几经交涉才将吴中引渡到安全地带。

1、“汉奸”身份的痛苦

1940年春，袁殊与陈孚木以“兴建”（兴亚建国运动的简称）代表身份应邀访日。他们面见了日本天皇，受到阿部信行首相、近卫文麿枢密院议长、前外相野村及参谋本部有关人员的接见。

从谈话中，袁殊了解到日美关系日益紧张：阿部、近卫对美国供给中国抗战物资极为不满，对英美占领印支、香港、新加坡颇感气愤，认为这是属于日本控制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日本外务省顾问石岛敏夫、外务省头子野村吉三郎在接见陈、袁时谈到日本的国策是：诱降蒋介石，建立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

袁殊还从《共同社》、《朝日新闻社》记者处得知：日本海军陆战队准备开往南方与英、美作战；日本已有两个师团在中国海南岛进行热带丛林演习战…

袁殊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回国后，率先向潘汉年报告“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重要情报。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是否会放弃南进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此为中苏两党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潘汉年指示，全力搜集日本战略动向情报。袁殊除了从岩井、李士群处了解情况外，还广泛接近驻华派遣军军官，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官员，与“梅机关”、“金子机关”的成员，和江湾日本兵营的军官频繁往来，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有关美日谈判进展情况、日军抽调兵力开赴安南、东条英机上台决定南进等动向，及时向潘报告了“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重要情报。

此一战略情报通过延安转告苏联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果断从西伯利亚调兵，遏制了德军的进攻，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香港沦陷，袁殊利用日本人做掩护，协助潘汉年将被困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和我情报人员安全撤离，并为他们提供路费、安置费。这些同志分别转移到上海、重庆，得以继续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潘汉年与袁殊分析了日本必败的局势，同时也充分估计到抗战的艰巨性、持久性。

为方便工作，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他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便于出入解放区、往来于沪港等地，潘到上海时，有时就住在袁殊家中。上海沦为孤岛，大批文化人撤离到香港和内地，潘汉年指示：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办“灰色报纸”，培养我们的文化后备力量，以达到占领沦陷区文化阵地的目的。

袁殊办了一张《新中国报》，亲自担任社长。《新中国报》原定于1941年11月1日正式发行。发行前的一个多星期，袁殊每晚都亲临报社审稿，他总是对清样“不满意”，提出要修改，一直拖到11月6日晚，才拍板通过。

《新中国报》于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出版，其中的寓意只有深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们心中明白。

在袁殊的要求下，潘汉年将在香港工作的恽逸群调到上海，担任《新中国报》主笔。这位写文章高手发表了大量文章，曲笔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透露新华社发来的电文，报道前线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斗志。

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公署主任，按照潘汉年指示，在镇江口岸建立了江南、江北秘密交通线。他暗中保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梁国斌、李亚农等同志出入根据地。这一年，苏州日本宪兵队清查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查到恽逸群是1927年的党员，遂将恽逮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恽逸群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人。

袁殊冒着危险几次与日本人交涉，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鲁迅夫人许广平也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潘汉年指示袁殊营救。袁殊找到李士群，劝他将许广平从沪西宪兵队引渡过来：“关着也没有用，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反响，不如放了。”李听了袁的“劝说”，将许广平引渡到76号，再由内山完造保释出来。

在镇江的这段日子，是袁殊毕生最为痛苦的时期。

在上海搞“兴建运动本部”时，潘汉年派了一些同志到总部工作，他们彼此之间虽然没有横的组织联系，但遇事还可商量，特别是与翁从六、恽逸群两位同志，经常一起商量工作到深夜。那时也常能见到潘汉年，心中有依靠。

到了镇江，孤身一人，虽知潘在此还派有人员，但不知是谁，茅山革命根据地近在咫尺，却不能去联系。眼看着日本人屠杀、蹂躏中国老百姓，因特殊使命在身，还要表现出拥护他们，袁殊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之中，他只有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以内，在不暴露身份的原则下，做一些减轻人民痛苦的事。

日本战败前夕，袁殊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南京、重庆相互争斗，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情报，并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由于“岩井公馆”经费充足，加上翁从六善于理财，除了定期交给潘汉年作为地下党活动费外，还遵照潘的指示，办了一些企业，买了一批不动产。

2、解放区的日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接受大员纷纷从重庆飞抵上海，为了不被国民党“劫收”，袁殊与翁从六、恽逸群设法将“岩井公馆”的财产保护起来。撤离上海前，他们将三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转交给了党。

这些财产，是他们用性命换来的，但他们全部上交给组织，两袖清风来到解放区，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分别来到兆丰公园集中，等在那里的交通员黄炜、王平带领他们分乘三辆三轮车向青浦驶去。平时这条路线的交通由一名女同志担任，这次组织上临时增派了一名男同志，交通员听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此特别小心关照。

一路上有时换乘小轿车，有时步行穿过乡间小路，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

由于《双十协定》的签订，淞沪支队必须北撤。他们又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北撤部队，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袁殊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

渡江后袁殊一行接着行军去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别宴请他，欢迎他来到解放区。他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必须串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

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饶说交通有困难，劝他留在华中局工作。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

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3、日本问题专家

1946年秋，袁殊随新四军北撤至山东，调到华东局烟台特派员李一氓处，参加新解放区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同时参加破获军统潜伏组织工作。他以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亲自审出主犯及秘密电台地点。当时，有一批被俘的日军军官滞留山东，袁殊也担任了审讯工作，并对日军的大批作战文件进行分析、管理，为我军军事科学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1947年7月，袁殊随李一氓转到大连，编入中共华东局大连工委。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大连办事处冯铉领导下，任中共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多次前往香港主持对港特种贸易。他开设了“博古堂”文物店和“信达商行”，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支援解放战争，袁殊协助我医疗机构雇佣日本的安田药剂师，制造注射针剂，还介绍细川博士帮助我方研制生产炸药，解决前线对医药、武器的急需。

当时，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先后打响，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袁殊利用业余时间为《海燕》、《大连日报》、《辽东日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发表的《大连的春天》、《海燕之歌》、《长春颂》、《北平黎明》、《祝捷之秋》、《十月，前进！》等散文和诗，意气风发，充满革命激情，鼓舞了广大读者，坚定了人们必胜的信心。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

他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分析精辟、准确，文章材料丰富、逻辑性强。在《日本的幽灵》一文中，袁殊从历史上分析日本法西斯产生的特有根源，提醒人们警惕军国主义卷土重来。1952年，他写了有关日本重整军备的报告，指出战后日本得到美国扶植，发展法西斯势力的种种表现，揭露日本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得到李克农的表扬，并转发中央各有关部门传阅。

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4、20年的蹉跎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贡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领导下工作，以“反革命罪”受到株连，含冤入狱。

在铁窗中，袁殊没有消沉，他吟诗自勉：

斗室无涯天地宽，襟怀坦白自长春。
岁寒风雪青松茂，根深千实骨嶙峋。

在二十余年的监禁生活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科技书籍，以陆伍的笔名写了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他身在狱中，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八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转交给李克农。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

64岁的他，以“不戴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终于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

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
三春堤上莺歌柳，墓露林前燕舞塘。
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
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

他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日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诵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了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

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了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5、平反后的日子

平反后的袁殊已年届71岁，尽管疾病缠身，仍强烈地渴求生活，渴求为党工作。在勉强能够书写、阅读的情况下，他撰写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十字街头的文化骑士》、《红色小开》，发表了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散文《萱花开了》，翻译了反映日本劳动阶层生活的中篇小说《出租孩子的店铺》、《牛棚的臭味》。他还接受各方人士的采访，尽自己所能，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党史资料编委会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

1984年，在小儿子曾虎的陪同下，袁殊来到阔别了30年的江南。

在上海，袁殊会见了一些老同志和文化界的老朋友。他拖着病残之躯来到江湾立达学园旧址和宝山路938号“岩井公馆”旧址，回顾少年时期艰难的求学之路，回顾几十年前从事情报工作的历程。在离开上海前夕，他还特意到龙华烈士陵园，悼念50年前牺牲的左联五烈士。

在日程安排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袁殊专程来到宜兴归径乡陆林村潘汉年的故居，与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共同瞻仰了潘汉年生前的照片，向当年共同出生入死的老领导，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回京后，袁殊写了《屐痕重印江南路》，以纪念这次江南之旅。

这一年的秋天，袁殊脑血栓复发。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书写、阅读。他的字迹旁人已难以辨认，愈来愈严重的白内障终于使他不能再书写、阅读。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及其受牵连同志平反的文件中强调指出：

“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干部，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人物必然是复杂的，他们需要独立进行秘密活动，使用各种特殊手段。因此，他们的行动不易弄清，常常找不到第二者的证明。但是，党既然给了他们这样特殊的任务，允许他们进行特殊的活动，审查时就不能以关系复杂、接近敌人、无人证明等等理由作为怀疑的根据…应当从他们的长期斗争历史，工作实际效果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党忠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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