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诺贝尔奖，中日都曾有人“口出狂言”，谁笑到最后？

日本在诺奖领域的辉煌成就，映照着中国曾经的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在当时引来一片嘲讽，甚至被中国媒体指责为“狂妄自大”、“痴人说梦”。

而2013年，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在该校的开学典礼上也“口出狂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日本的“狂言”正稳步迈向现实，而中国的“常态”说却在啪啪拍打黄院士的脸......

01日本的豪言，从被嘲到现实

2001年，日本政府在其“第二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一个轰动全球的目标：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

这一宣言立刻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甚至日本国内也不乏质疑声。

日本化学家、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野依良治也公开表示“简直可笑”。

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日本的进展令人惊叹。

截至2025年10月，日本获得的诺贝尔奖总数已攀升至31个（包括30人和1个组织）。其中，本世纪25年时间里，日本已经产生了22位诺贝尔奖得主。

照这样的节奏，日本“5030”计划已经完成了70%多，而时间才过去一半，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非常高。

曾经被嘲笑的“狂妄”计划，如今正稳步迈向现实。

02日本成功的背后

日本诺贝尔奖的“井喷”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其科研体制与文化背景中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持续的研发投入是基础。二战后，日本持续将GDP的3%以上用于研发，其中基础研究占比高达10%-15%，为科学家提供了“长跑式”的研究环境。

教育体系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日本的顶尖大学研究者可以不受短期考核束缚，坚持学术独立与创意。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自由空间。

工匠精神更是深植于日本科研文化中。大多数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成果都是长期专注研究的结晶。例如，2025年获奖的坂口志文的研究坚持了40年，展现了日本科学家的专注与执着。

日本科学的辉煌，主要归功于上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积累。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超过三分之二出生在二战结束前；八成以上的获奖者是在上世纪最后30年间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

所有这些获奖者都是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或专科学业的，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

03中国的预言与现实

当日本稳步迈向其诺奖目标时，中国的诺奖之路却显得更为曲折。

2013年，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黄维在该校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预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这一预言在当时听起来“不像预测更像定论”。

黄维的预测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论文发表量和引用数，二是中国研发投入达到世界一流。

黄院士称，中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黄院士自己就是论文“高产户”！他从29岁毕业至今33年，硬是攒出了2737篇论文，平均4天一篇。这效率，不说绝后也必定空前！要知道爱因斯坦一辈子才11篇核心论文，黄院士身兼校长、常委、院士、主席数职，忙得脚不沾地，却能挤出时间批量生产论文，难怪他认定：“十年后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将成为常态”。

可惜，中国论文的数量虽然已经世界第一。截至2023年，中国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4,227篇，占全球总量的27.7%。

但抱歉，那些论文大都只能用于争取经费、评奖、升职、加薪，与诺贝尔奖没有半毛钱关系。

马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学术论文就像流水线产品，大多是为了发表而发表，对推动人类进步，毫无意义！”

在研发投入方面，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经费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三。

但投入并不等于产出效率，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

04中日对比的深层思考

将中日两国在诺贝尔奖上的表现与目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差异。

忧患意识与自满心态。日本文化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正如1931年出生的宗教哲学学者山折哲雄在《悲情精神史》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总是爱谈沉没而不愿谈崛起，爱谈危机而不愿谈盛世。

即使在新世纪已经产生了22位诺奖得主后，日本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却警告说日本人今后可能不会再有诺奖获得者了，他抨击政府过度压缩科研经费。

相比之下，黄维的预言显得尤为乐观，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他甚至明确表示不以为然。

科研环境的差异。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面临博士数量减少、论文数量减少、大学排名下滑、研究人员国际流动性过低等多重忧患。

2019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开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研发经费投入较多的7个国家中，仅日本单位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者数量呈减少趋势。

教育与科研心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周云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具有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人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很多在中国大陆地区走出去的人，在外国拥有高额科研经费和良好研究条件，但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

他认为，这主要源于“大陆背景的科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盛行功利心态”。

现在黄维院士预言的“十年之约”已近在眼前，现实已经在对他啪啪打脸。作为中国人对这种滑稽的预言真没什么取笑他的兴趣，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创造一个让科学天才自由成长的环境。

面对未来，中国需要的是更多脚踏实地、专注研究的“工匠”，而非惊世骇俗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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