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季如期而至,聚光灯下的新科得主手握奖杯的瞬间,定格成科学史上的又一注脚。
但在诺贝尔奖百年历程中,那些藏在光环背后的冷门故事更耐人寻味:有的奖项颁给了错误结论,有的天才与荣誉擦肩而过,而“为何没有数学奖”的疑问,更是萦绕了世人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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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评选从来不是完美的科学裁决。1927年隆冬,60岁的丹麦医学家约翰尼斯·菲比格拖着病体站上领奖台,成为首位因癌症研究获诺奖的学者 。
他因“发现诱癌螺旋虫”获此殊荣,声称通过给实验鼠喂食含寄生虫的蟑螂成功诱导肿瘤,这一发现当时被视作肿瘤研究的里程碑。
可这位受勋者不会想到,自己的学说将在三十年后彻底崩塌。
全世界科学家反复实验都无法复刻他的结果,1952年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实验鼠患的并非癌症,致病元凶是缺乏维生素A的饮食,寄生虫只是加重了病情。这场持续三十九年的学术乌龙,成了诺奖史上最著名的遗憾。
更令人唏嘘的是同期的日本科学家山极胜三郎。
在菲比格实验的启发下,他1915年通过在兔子耳朵涂抹煤焦油成功诱导肿瘤,为化学致癌理论奠定基础,却因种种原因四度提名均落选,最终与诺奖无缘。这种评选偏差并非个例。
1923年医学奖颁给弗雷德里克·班廷与约翰·麦克劳德,可麦克劳德作为机构负责人根本未参与胰岛素研究,真正的合作者查尔斯·贝斯特反而被排除在外;1918年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发明的毒气在一战中夺走无数生命,连他自己都在战后避世,获奖争议延续至今 。
有些遗憾则源于时代的局限与偏见。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早已走进每间教室,可这位1906年以一票之差落选的科学家,终其一生未获诺奖认可,1907年离世时留下永恒遗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物理学界,却因评审团认为“需时间考验”连年落选,直到1921年才因光电效应获奖,而这一成果的科学意义远不及相对论 。这些疏漏背后,既有评审标准的僵化,也藏着地域与时代的认知盲区。
与误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诺奖著名的“迟到性”。
有的学者要等数十年才能等到属于自己的荣光。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斯1919年就揭开了蜜蜂跳圆圈舞的通讯秘密,1925年又发现摇尾舞的含义,却直到1973年才与康拉德·洛伦兹、尼可拉斯·廷伯根共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发现者瓦尔特·能斯特1931年发表核心论文,历经三十七年等待,1968年才捧起化学奖奖杯 。
这种延迟源于诺奖对成果“经时间检验”的坚持,却也让不少学者抱憾终身。
文学奖的评选则藏着更多隐秘规则与操守佳话。
负责评选的瑞典文学院由十八人组成,推荐材料必须用斯堪迪纳维亚语、英、法、德或拉丁语撰写,这道语言壁垒曾挡住不少非欧美作家。
更令人动容的是诗人埃里克·卡尔费尔德的故事,他身为文学院终身秘书,每次被提名都主动否决,直到退休后去世半年,1931年诺奖才终于弥补这份遗憾,他也成为唯一死后获文学奖的人。
和平奖的归属则常带着意外温度。
2024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日本原爆幸存者团体协会时,成员们全都惊呆了。
这个由广岛、长崎幸存者组成的民间组织,用亲历证词呼吁无核世界,这份来自民间的坚持,让和平奖超越了政治范畴,回归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而在所有关于诺奖的疑问中,“为何没有数学奖”始终最具话题性。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诺贝尔因私人恩怨故意排除数学:当时瑞典最有名望的数学家米塔格-勒弗列尔被传与诺贝尔有情感纠葛,甚至有说法称他抢走了诺贝尔的恋人,诺贝尔为报复便拒绝设立数学奖。
但史料早已证伪这一传言——诺贝尔终身未娶,与米塔格-勒弗列尔的直接接触极少,更不存在所谓的“情敌之争”。
真正的原因藏在诺贝尔的遗嘱与人生轨迹中。
1895年诺贝尔留下的遗嘱中,仅明确列出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数学并未被纳入 。
从科学偏好来看,诺贝尔是实干型发明家,一生专注于炸药、化学等应用科学领域,数学在他的研究中更多是工具而非核心,自然未被列入奖励范畴。
此外,当时瑞典的数学领域已有米塔格-勒弗列尔主导的学术体系,且数学界缺乏像物理、化学那样亟待表彰的突破性成果,也让诺贝尔未将其纳入考量。
为弥补这一遗憾,数学界诞生了诸多权威奖项。
1932年设立的菲尔兹奖每隔四年授予40岁以下的杰出数学家,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2002年挪威政府创立的阿贝尔奖,更是直接以“弥补诺奖空白”为宗旨,奖励全球顶尖数学成就 。这些奖项与诺奖相互补充,共同见证着人类智慧的进步。
鲜有人知的是,诺奖能延续百年且愈发丰厚,全靠背后的投资智慧。
诺贝尔最初留下的遗产仅3100万瑞典克朗,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已惠及千余名得主,如今基金规模已达61亿瑞典克朗,增值两百倍。
这背后是专业投资团队的运作,让诺贝尔的遗愿在百年间不断生长,奖金数额也随基金增值稳步提升。
不同奖项的评选还分属不同机构,这一规则至今未变。
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物理与化学奖,卡罗林斯卡学院执掌医学奖,十八人组成的瑞典文学院决定文学奖归属,而和平奖则由五名挪威议会成员评选。
经济学奖更是“编外成员”,1968年由瑞典央行设立,奖金与评选均委托皇家科学院,却常被视作“第六大奖”。
这些冷门故事拼凑出诺奖的真实面貌:它并非完美的真理裁判,而是带着时代印记的人类智慧记录。
约翰尼斯·菲比格的误获奖项成了科学探索的警示,卡尔·冯·弗里斯的迟到荣光见证了真理的韧性,门捷列夫的遗憾提醒着评选的局限,而数学奖的缺失则折射出创立者的个人视野。
从3100万到61亿的基金增值,从语言壁垒到操守佳话,诺奖的魅力不仅在于表彰成就,更在于这些故事中藏着的人性与时代密码。
当2025年的新得主接过奖杯时,斯德哥尔摩的灯光依旧璀璨。
那些被误颁的奖、迟到的认可、未圆的遗憾,与此刻的荣光同样重要。
它们共同构成了诺奖的百年历程——不完美,却始终向着真理与美好前行,正如诺贝尔在遗嘱中写下的初衷:“奖励那些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而这些冷门故事,正是对这份初衷最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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