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一革命者即将就义，刑场上突然发疯喊道：家里有狗，速回

“1947年4月16日凌晨一点，陈队长，外面动静不对，胡宗南的人似乎已经堵到巷口！”守夜的年轻战士一边压低嗓门，一边把半截香烟按进泥地。夜色混杂着火油味，庆阳古城的空气像绷紧的弓弦，随时可能断裂。陈斌抹去袖口尘土，只简单回了两个字——“按计划”。

消息没出偏差。三天前，延安方面刚刚电令庆阳地下党组织突围求援，可通信器材在轰炸里被炸得七零八落，只剩一对半好半坏的耳机。县委当即推选人选，熟城、懂联络、不露声色，陈斌成了唯一的答案。他清楚这一趟是九死一生：“活着回来，就能把几万百姓从饥渴里捞出来；回不来，庆阳就得靠自己撑。”短短一句，被他压在心里，从未说出口。

换上灰布短褂之后，他借着夜色挤进“客来投”小客栈——组织在庆阳最隐蔽的联络据点。老板谷大成惯常把煤油灯抹得半明不暗，门口挂着半壶旧茶，外人进来只当他是个守财的小生意人。谁能想到，就在“客来投”二楼，一条数十公里长的交通线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维系着陕甘宁的生命线。

意外来的很快。凌晨两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沉默。“二哥，我是老四，家里房塌了，借宿一夜！”腔调有点生硬，可谷大成确实有一个远房兄弟外号“老四”。一时疏忽，门开了，冷光一闪，一把撒了石灰粉的麻袋迎面盖下。陈斌拔枪已来不及，重击落在头顶，眼前一黑，他在昏迷里只觉得叹了口气——此行没走出城门就折了。

醒来时，身下是冰冷的土台，周围墙壁渗着咸涩水迹，典型的国民党宪兵队地牢。守卫用粗麻绳捆住他的手腕，粗糙得像砂纸。审讯官翻着战报，阴阳怪气：“听说你们想冲出包围？把名单交出来，给你留条活路。”陈斌没搭理，只盯着墙角一只缝隙中爬出的蚂蚁。鞭子落在背上，皮肉炸裂，他咬牙不吭声。那天夜里，他甚至打算用墙角的铁钉结束性命，免得泄密。

就在这时，看守换班，一个端着饭盘的新兵偷偷把指节抵在他掌心，塞进薄薄一张纸。陈斌没抬头，心里却陡然一紧。夜深后撕碎纸边，只八个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立刻明白，组织知道他被捕，正在部署救人。但越想越不对：敌人防线密不透风，贸然劫狱是送死。很可能，敌人故意留下“活口”，等待同志上钩。

两天后，宪兵队张榜示众：二十名“共军要犯”将于四月十九日上午行刑，地点东门外菜市口。公告贴得通红，甚至用扩音喇叭反复喊：“欢迎旁听”。陈斌心里一沉，猜想变成了事实。监狱里忙乱一夜，国军给他们换上破旧囚衣，铁链叮当直响。清晨微光里，庆阳百姓被迫聚到菜市口，胡宗南部队机枪居高临下，一副随时射击的架势。

脚步踏上木制断头台，陈斌看见人群里几张熟脸。李叶，县委交通员，一向梳麻花辫，此刻剪成男式短发，脸色苍白。她肩上扛着菜篮假装赶集，目光不停扫视。再往左三步，是一名穿长衫、戴圆框眼镜的中年人，衬衫鼓鼓，极像藏着短枪。陈斌心里“咯噔”，几乎可以确定，那是敌军埋伏点。

这一瞬间，生死抉择落到他肩头。若沉默，同志闯入火网；若示警，行动彻底暴露。他想起两天前那张纸条，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黄雀”，正是站在台上的自己。于是，一声嘶哑的吼叫划破街口：“家里有狗，速回！家里有狗，速回！”他像疯子一样重复，嗓子撕裂般疼。

菜市口瞬间寂静，老百姓面面相觑，很多人不明所以；可李叶像被雷劈中，整个人僵住。那条暗语只有庆阳地下党骨干才懂——“家里有狗”意味着埋伏，“速回”则是立即撤退。她短暂犹豫，狠狠咬唇，转身挤出人群。其余几名同志相继撤离，动作看似慌乱，却保持着规律的节奏，一步三折，很快消失在巷道口。

台下敌军岗哨察觉有异，枪栓上膛，却来不及追赶。长官恼羞成怒，命令刀斧手立即动手。烈阳下，陈斌对着已空出大片的街角露出一个不算动容的笑。旁边囚犯低声问：“兄弟，你怎么还笑？”他低低答了一句：“值得。”随即，把最后一点气力用来挺直脊背。

枪声与尖刀几乎同时结束了一切。十九分钟后，刑场草草收拾，国军才发觉现场没抓到任何“同党”。他们不明白，一场血色钓鱼被台上那句看似癫狂的喊叫彻底打碎。照例的报纸宣称“匪首伏法”，未提及空手而归的抓捕计划。

两年后，人民解放军横扫陇东，甘肃宣告解放。李叶随西北野战军进城，在废弃档案室翻出了那份行刑名单，厚厚一摞尘封公文里，赫然写着“利用公开处决吸引外匪潜伏成员，务必全歼”。她把文件合上，没有说话，只把角落里一枚弹壳拾起装入衣袋。

同年冬季，庆阳县烈士陵园初步落成，陈斌和十九名同志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正中。那些看似平常的八个字，也被刻在碑后，不作解释。偶尔有人好奇询问，当地老人会摆摆手：“暗号，识货的人自然懂。”说话间，呼啸北风掠过陵园，拂动松柏，沙沙作响，好像那年菜市口上最后的呼喊仍未散去。

历史并不会给英雄留长篇自传，有时只剩一句莫名其妙的口令。可正是这句口令，让潜伏小组安然退去，也让解放庆阳的主力保存了骨干。陈斌未曾写下豪言，甚至没来得及留张照片，可他的选择，凝固在那天的碎阳之下，足以抵得上一支部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