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刚走就内讧？哈马斯清算"亲以部族"，激烈交火开抢权力蛋糕

据法新社10月13日报道，多个消息源13日称，哈马斯安全部队上周末在加沙城与一个部族武装成员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亡。

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哈马斯与杜格穆什家族之间首次爆发小规模冲突。

12日晚上，加沙城萨卜拉街区发生枪战。

一名当地居民说：“大约200名哈马斯安全部队成员在现场，交战直至他们完全制服该家族成员。杜格穆什家族成员中有死有伤，安全部队中也有伤亡。”该街区直到晚上9时30分左右才恢复平静。

不止内讧那么简单！清算 “亲以部族”，实则在抢最后一块权力蛋糕

当加沙街头的枪声再度响起，这场被哈马斯定义为 “清算亲以叛徒” 的行动，看似是对 “民族败类” 的惩戒，实则是以色列军事压力减弱后，加沙权力真空下的必然厮杀。

在哈马斯宣称 “维护民族利益” 的口号背后，是对加沙最后权力蛋糕的激烈争夺，而以色列的 “分而治之” 策略，则成为这场内斗的隐形推手。

哈马斯对杜格穆什氏族的攻击，始终包裹着 “打击以色列合作者” 的道德外衣。

在冲突爆发后，哈马斯明确将对方定性为 “巴奸”，指责其在战争期间绕过哈马斯控制的援助网络，私自协调以色列援助分发，甚至暗示其接受以色列扶持以对抗哈马斯。

这一指控精准击中巴勒斯坦社会的敏感神经 —— 在与以色列长期对抗的语境中，“通敌” 是足以剥夺合法性的致命罪名。

但真相远比指控复杂。

杜格穆什氏族作为加沙历史悠久的地方势力，数千族人以隧道走私维系经济，手握独立武装，既是哈马斯潜在的盟友，更是天然的竞争者。

从历史记录看，该氏族非但不亲以，其部分武装还曾与 “基地组织” 关联，多次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2010 年其高级成员甚至死于以军空袭。

面对以色列战时的拉拢，氏族领导人公开宣称 “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管理加沙城的请求”，其社区反而因拒绝合作遭以军报复性轰炸。

在加沙传统社会结构中，氏族势力与宗教武装一直存在权力制衡，2007 年哈马斯夺取加沙控制权后，虽压制了杜格穆什氏族的公开反抗，但始终未能彻底瓦解其根基。

如今以 “亲以” 罪名动武，不排除是为铲除权力竞争者寻找的正当性借口。

权力真空，哈马斯统治根基动摇

内斗的直接导火索，是哈马斯在两年战争中遭受的毁灭性打击。

据以色列数据显示，哈马斯及其盟友的战斗人员死亡人数过万，卡桑旅等核心武装重型武器基本被摧毁，作战模式从正面对抗退化为零散游击。

军事力量的衰弱可能直接传导至治理层面。

哈马斯掌管的医院、警察、环卫等民政体系在轰炸中濒临崩溃，储备应急资金耗尽，官员因恐惧定点清除而逐渐缺席公共事务，“几乎已失去对加沙的控制”。

这种权力真空为地方势力崛起创造了空间。

在拉法地带，塔拉宾部落出身的亚西尔・阿布 - 沙巴卜趁机组建 “人民力量” 民兵，控制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这一援助核心通道，通过拦截物资积累财富，甚至建立起包含检查站、仓库和自制身份证明的准政府体系。

杜格穆什氏族则凭借在加沙城的深厚根基，在哈马斯援助网络之外形成独立的物资分配渠道，成为区域内不可忽视的权力支点。

对哈马斯而言，地方势力的扩张已触及统治核心利益。

援助物资是战后加沙最关键的资源杠杆，控制分发渠道意味着掌握民生话语权；而独立武装的存在，则直接挑战哈马斯对暴力手段的垄断。

当杜格穆什氏族拒绝配合哈马斯的战略部署，甚至形成 “替代权力网络” 的雏形时，军事清剿成为哈马斯维系统治的最后选择。这场冲突本质上是 “虚弱的统治者” 对 “崛起的挑战者” 的绝地反击。

以色列推手：“分而治之” 的战略阳谋

加沙内斗的背后，清晰可见以色列 “以巴治巴” 的战略影子。

这一延续数十年的策略，在本轮冲突中呈现出新的形态：通过扶持反哈马斯地方武装，既削弱对手实力，又避免直接占领的成本与舆论压力。

以军发言人埃菲・戴弗林曾公开承认，以方 “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哈马斯的力量”，包括移交缴获的武器。

2025 年 6 月，以军更是直接向 “人民力量” 移交拉法东部部分防区，允许其自行维持秩序，形成对哈马斯的战略牵制。

以色列的扶持并非毫无条件，而是精准绑定自身利益。

以 “人民力量” 控制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这里是国际援助进入加沙的核心通道，以色列通过支持民兵组织拦截物资，既能确保援助流向符合自身意图，又能借民兵走私网络渗透情报人员。

更深远的图谋在于制造巴勒斯坦内部分裂 —— 当哈马斯与氏族武装自相残杀时，以色列可顺势宣称 “加沙已无合法对话者”，从而无限期拖延最终地位谈判，维持对加沙的实质控制。

这种策略成功搅动了加沙的权力浑水。

哈马斯明知以色列在背后挑动对立，却陷入 “两难困境”：若放任地方势力壮大，统治将被架空；

若武力清剿，则正中以色列下怀，加剧内部撕裂。此次对杜格穆什氏族的打击，虽短期内巩固了哈马斯在加沙城的局部控制权，却进一步暴露了巴勒斯坦阵营的分裂，让以色列的 “分而治之” 战略收获实效。

对哈马斯极端化倾向的警惕，基于事实与国际共识的认知

哈马斯组织本身其实带有极端宗教主义色彩，这一属性也决定了其难以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设性解决力量。

哈马斯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其意识形态中包含宗教极端主义元素，主张通过 “圣战” 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否定以色列的生存权。

在加沙的统治实践中，其将宗教极权与军事控制深度绑定：通过教育体系灌输仇恨思想，将儿童塑造为 “潜在战斗力量”；

对民众实施严苛的宗教规训，女性权利被严重压制；甚至将国际援助物资转化为维系统治的工具，优先供给武装人员而非急需救助的平民。

这种治理逻辑不仅违背现代文明准则，更将加沙社会拖入 “暴力循环 — 生存恶化 — 极端化加剧” 的恶性循环。

哈马斯多次发动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虽然本身有反抗性质，我们结合巴勒斯坦的历史原因可以理解，但本质上来说仍是以暴制暴。

即便其以 “抵抗占领” 为口号，但其对无辜生命的漠视、对国际法的践踏，始终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背后的极端思想与部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存在意识形态关联，这种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对其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与约束。

中国虽未直接使用 “恐怖组织” 定性哈马斯，但对其暴力行为始终持明确批评态度。

多次强调 “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所有行动都应遵守国际法”，本质上正是对其极端化倾向与暴力逻辑的否定。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从未模糊，始终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支持其主导的民族和解与建国进程。

我们承认合法代表，推动内部和解，锚定 “两国方案”。体现了对历史正义的坚守，也蕴含着对地区和平的务实考量。

我们坚决反对以色列的非法占领与过度使用武力，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益。

但也清晰认识到哈马斯的极端化倾向对地区和平的危害，因此始终将巴勒斯坦合法政府作为对话与合作的对象，推动通过政治谈判而非暴力对抗打破僵局。

对哈马斯而言，清算杜格穆什氏族或许能暂时稳住阵脚，但无法逆转其统治根基动摇的现实。

军事力量损耗、治理能力衰退、民意基础流失的三重危机，已使其陷入 “打得了对手，守不住江山” 的困境。

对地方氏族而言，即便击退哈马斯的短期攻势，也难逃被以色列当作 “棋子” 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加沙被封锁的绝境。

当哈马斯与氏族武装在街头交火时，最悲惨的仍是普通民众。

他们躲过了两年空袭的轰炸，却可能死于同胞的枪口；盼来了停火的喘息，却可能要面对更混乱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