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红利”叠加“投资效应显现”，今年上半年中国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额突破百亿美元

·大量资金涌入生物医药赛道，催生了众多初创企业，它们充分利用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在成熟靶点上进行快速跟进和优化式创新（fast-follow / best-in-class），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外授权交易激增、临床管线数量跃居全球前列的局面。

10月13日，在2025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开幕式上，一个共识频频被提起：中国创新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丰收季”。上海市副市长吴伟在开幕式透露，2024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接近一万亿元，全年产值突破2000亿元；7款一类创新药、15款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分别位列全国第二和第一。

百济神州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在演讲中用一句话形容这波热潮：“中国人真正下场做新药了。”过去几年，中国上市的新药数量呈指数级增长——2024年共有40多款一类创新药获批，而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个。2025年仅上半年，中国药企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就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数据的高速增长究竟是源于可持续的创新模式，还是特定历史机遇下的集中爆发？中国创新药的未来之路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参与会议的多名企业家、科学家和政府监管者在演讲和讨论中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2025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开幕式现场。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繁荣：“工程师红利”与资本投入

中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并非无源之水。王晓东认为，其核心驱动力之一在于中国强大的“工程师红利”。在药物研发领域，这具体表现为对药物分子的优化能力。

创新药研发如同“寻宝”，首先要通过基础研究找到致病的“靶点”（Target），即疾病的生物学根源；然后需设计并制造出能够精准作用于该靶点的“分子”（Molecule），也就是药物本身。

“我们现在擅长的是做分子。”王晓东说，从传统的小分子药物，到复杂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和细胞治疗，中国科研与产业界在分子设计、抗体改造、合成路线这类工程环节积累了强大能力，CRO（合同研发机构）体系的成熟让从实验到生产的执行效率大幅提升，展现了“做得又快又好、成本又低”的工程化优势，能够快速将已验证的靶点开发成具有竞争力的候选药物。

与“工程师红利”对应的是前几年生物医药行业的资本热潮。北极星创投的邓锋在演讲中指出，当前新药成果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投资周期的滞后体现。

“为什么这几年的投资较往年有所减少，还是出了那么多（成果）？其实就是2018年到2021年那几年在医药医疗方面的投资，才促成了今天的一个爆发。”他说。在那个时期，大量资金涌入生物医药赛道，催生了众多初创企业，它们充分利用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在成熟靶点上进行快速跟进和优化式创新（fast-follow / best-in-class），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外授权交易激增、临床管线数量跃居全球前列的局面。

隐忧：缺乏源头创新

“我们的短板非常清楚。”王晓东说。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新靶点仍然太少”，问题根源在于生命科学和医学基础研究的积累过短、投入不足。“很多人认为新药研发是工程问题，但真正的关键在于biological insight——生物学洞见。”他说。

他举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与隋建华团队发现了乙肝病毒进入肝细胞的受体，解决了困扰领域三十年的谜题，由此催生出针对乙肝的新型抗体疗法，并已获中美两国药监机构授予“突破性疗法”认证。这一案例恰恰说明，基础科研一旦突破，便能开辟全新的药物路径。

然而，这样的突破仍属少数。多数药企更倾向于在既有靶点上“卷效率”，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在资本追逐与监管激励下，大量公司扎推同类靶点，缺乏差异化布局，临床资源被瓜分，整体研发效率反而下降。

“现在中国有很多好分子，但没有足够多的本土企业能消化这些创新成果。”王晓东坦言。

邓锋从投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担忧。他给出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内地医疗健康一级市场融资金额为1066亿元，到2020年与2021年，这个数字来到2249亿元和2370亿元，是近年来的最高峰。

疫情后资本市场趋紧，“虽然创新产出在爆发，但一级市场的投资量和笔数都在下降，很多基金转向中后期项目。”邓锋表示，2024年生物医药投资的总体规模与2016、2017年相当，在700亿元左右，远低于高峰期。一级市场下行、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使得风险资本“越来越没有耐心”。

他提到一个普遍现象——“卖青苗”，即初创药企在早期临床阶段便把研发项目授权或出售给跨国药企，以回笼资金。虽然这能获得短期收益，但也使中国难以形成完整的创新药产业链。“投资人觉得周期太长、风险太大，这让很多企业不得不提前出手。”邓锋说。

破局：呼唤“耐心资本”与全链条协同

面对创新困局，各方正在寻找破局之道。

科研体系层面，越来越多科学家呼吁回归科学本身。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在同场发言中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生物医学研究范式——从病毒抗体结构到基因调控机制，AI可在高维数据中发现潜在规律。他强调，“高质量的大数据是关键，AI与生物学结合将加速新药研发的过程”。

技术产业层面，人工智能药物设计（AI for Drug Discovery）成为热点。从蛋白质结构预测、分子生成到临床试验设计，多家创业公司正尝试把模型能力转化为研发引擎。在开幕式的圆桌讨论中，多位嘉宾提到AI有望让药物研发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驱动，降低设计成本、提高成功率。然而，如英矽智能首席科学家任峰所言，“AI目前仍停留在辅助阶段，它还不能代替人类决策”，技术的潜力与成熟度之间还存在现实鸿沟。

监管与政策层面，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近年来监管部门正在推行数据保护制度和创新药审评加速机制，支持全球同步研发与申报。他表示，监管对创新药研发的“善意”有助于缩短从实验到市场的周期，也推动中国企业更频繁地进入国际合作网络。

资本与商业层面，邓锋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改善退出机制，鼓励长期资本与“耐心资金”；其二是继续吸引外资，让市场化投资和国际并购成为创新药生态的循环动力。“没有良好的退出，就没有新的投资。医药创新需要耐心，也需要信任。”

与此同时，一些头部企业开始尝试“自己走出去”。除了授权交易外，更多企业探索海外临床与自主商业化，以避免被动的“卖青苗”局面。王晓东认为，这是中国药企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