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举 | 跨越信任的鸿沟系列述评之一

撰文 | 四川文化网总编辑 孙尚举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直指挑动对立、宣扬戾气等沉疴积弊，可谓切中要害。作为长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文人，我们深感这一行动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尤其让我们感触的是，通知中所提及的种种乱象，其最恶劣的后果之一，便是对社会信任基石的持续性侵蚀。这种侵蚀，并非一日之寒，它常常始于一些被无限放大的极端个案。

　　我们犹记得，2006年发生于南京的“彭宇案”如何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在往后十余年间持续震荡，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2007年，当法院一审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为由判决彭宇承担部分责任时，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此事迅速超越了单一司法案件的性质，被公众普遍解读为“好人没好报”的象征性事件。必须强调，此类事件在统计学意义上，无疑是极端个案。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每日发生的邻里互助、见义勇为无声无息，构成了社会运行的温暖底色。然而，为何偏偏是“彭宇案”及其后衍生的一系列类似个案，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人的行为选择——让伸出援手前多了一丝犹豫，让释放善意时多了一分戒备？

　　答案的核心在于“放大效应”。这个效应的产生，涉及一个复杂的传播链条，而“彭宇案”正是诠释这一链条的经典范本：

　　第一环：流量追逐下的“新闻选择”与叙事框架

　　商业媒体平台在“流量为王”的法则下，天然倾向于捕捉那些具有戏剧性、冲突性和情绪煽动性的故事。一个好人好事的平淡叙事，远不如一个“好人没好报”的道德反转剧更能吸引点击和评论。“彭宇案”中“青年助人”与“老人讹诈”的强烈戏剧冲突，以及司法判决带来的巨大争议性，使其成为了流量的富矿。因此，这类极端负面事件被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获得了与其实际发生率完全不相称的曝光度。

　　第二环：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与“情绪共鸣”

　　现代社交平台和资讯平台的算法机制，会精准地将同类负面事件推送给用户。当一个人关注了“彭宇案”之后，算法会持续推荐第二起、第三起乃至无数起“XX地再现彭宇案”的报道……久而久之，在用户的信息环境中，个例被拼接成了“普遍现象”，偶然被强化为“必然”。“扶老人”这一行为在认知中被高度“风险化”。同时，愤怒、焦虑、失望等情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容易引发共鸣和病毒式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负面信息的扩散。

　　第三环：认知偏差下的“社会图景”重构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存在一种“可用性启发”认知偏差——即更容易被记忆中容易回想起的事件影响判断。当关于“信任背叛”的案例因其刺激性而被反复传播、记忆后，它们在公众认知中的“可用性”便大大提高。于是，我们在评估“扶老人风险”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成千上万未被报道的成功帮扶，而是“彭宇案”这个被反复渲染的符号及其后续模仿案例。最终，一幅“人心险恶”、“帮助有风险”的失真社会图景得以形成。

　　正是通过以上三重“放大镜”，个别的、局部的道德失范行为或司法争议，被扭曲、扩散并固化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信任危机。它让谨慎变成了冷漠，让理性的风险防范变成了全面的信任退缩。这不仅是道德环境的污染，更是社会运行成本的急剧增加。

　　中央网信办此次专项行动，正是试图斩断这一恶性传播链条的强力举措。通过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片面放大负面个案”等行为，旨在为公众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社会图景，为温良的社会风气正名。

　　然而，行政监管是外部的“破”，更深层次的“立”，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审视。当我们再看到类似极端案例时，能否多问一句：这究竟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还是被流量和算法扭曲后的碎片？我们是否愿意主动去关注和传播那些默默发生的、构成社会主流的善意之举？

　　重建信任，首先在于识破“信任裂痕”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唯有看清这一过程，我们才能不再被动地成为负面情绪的放大器，而是主动成为社会信任的守护者与修复者。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媒体在其中的责任、群体对立的形成机制，并最终寻找重建信任的文化路径与可行方案。敬请期待。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