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是孝道，还是新型啃老？

本文来源：青年探索杂志，作者：赵怀娟（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赵怀娟 ｜就业困境中的“全职儿女”：类型分化与成因分析》

在社会竞争加剧叠加就业压力下，一部分青年选择了特殊的职业形式——“全职儿女”，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22年12月，豆瓣成立了“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讨论小组（下文简称“豆瓣小组”），半年内就有4600多人加入；在小红书上，关于“全职儿女”的笔记更是数以万计。如何看待这一群体，却存在争议。

“全职儿女”究竟是“新型啃老族”为自己套上的美化滤镜，还是老龄化社会下青年面对就业压力时以亲情为着力点回归家庭的现实生活形态？“全职儿女”作为一个含混且充满争议的话题引起热议。那么，如何辩证地分析“全职儿女”，了解这一群体的具体画像及其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主要特征与成因，并讨论其治理之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选择：“全职儿女”的内涵界定与类型分化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智能产品的普及，各种青年亚文化在网络社区生成、传播、流行，成为年轻人纾解自身压力、寻找社会认同、建构人生意义的实践载体。“全职儿女”作为部分年轻人在时代大潮裹挟下的职业选择，经网络聚拢与扩散后迅速跃升为社会热点。

1. “全职儿女”概念溯源

作为一个新名词，“全职儿女”的出现并非无迹可寻。在国外，研究者将那些不在校读书、不就业或不接受培训的年轻人称为“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即NEET），其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除了“尼特族”外，还有“袋鼠族”“赖巢族”等群体符号指代那些已经成年却仍然跟父母同吃同住需要父母给予一定经济支持的子代。

在日本，这一群体也被称为“儿童房叔叔/阿姨”“食草系”“蛰居青年”等，被认为是“低欲望社会的代表”。目前，依赖于家庭的青年群体的规模不断增长已成为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

步入千禧年后，我国也开始关注不升学未就业的青年群体，并将源自西方的“尼特族”一词转化为颇有道德谴责意味的本土词汇——“啃老族”。认为这些年轻人虽然具备劳动能力但不工作，仍然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依赖父母和家庭。人们斥责其“啃钱财”“啃劳力”“啃关系”，是可耻的寄生虫。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这一群体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蹲族”“光想青年”“躺平族”等新词汇先后出圈，令人眼花缭乱。逃避竞争、脱离社会、宅居度日，无疑打破了社会大众对年轻人应当“奋发有为”的角色期待。有研究者慨叹，我国青年“巨婴”现象已成为“令人担忧的一个社会症候”。那么，当下出现的“全职儿女”是不是“啃老族”另一种呈现？能否将之与“躺平族”“巨婴”等词汇画上等号呢？

2. “全职儿女”内涵界定

笔者认为，对于“全职儿女”应当审慎定义，并充分关注这一概念的积极意涵和丰富外延。其一，“全职儿女”一词的亮点是“职”，即它是一种职业。既然是一种职业，哪怕是在私人领域，从业者也应当付出劳动、遵守约定。其二，这一职业是由“儿女”充任的，职场是家庭，工作对象是家中长辈。当然，“全职儿女”是基于亲情构建的角色/身份，与在公共领域中就业相比，私人领域通常缺乏严格明确的职场规范。但即便如此，“全职儿女”一词的基调依然是以付出换取支持，强调子代对家庭的责任。而这也正是其与“啃老族”“蹲族”等群体的不同之处，因为后者的主要表征是索取和依赖，散发出的是一种“消颓气质”。

所以，将“全职儿女”等同于“啃老”“摆烂”是不科学也是不公正的，过多宣扬这一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妥当的。在发达国家，对于“尼特族”，学界也主张关注其不同成因，并强调其具有多个面向和多样化的价值内涵。2012年，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发布报告，分析了年轻人成为“尼特族”的五个原因，包括失业、照顾家庭、无所事事、正在找工作，以及从事旅行、志愿服务、自主学习等情况。可见，在“尼特族”中，真正主观上不愿就业、无聊度日的只是一部分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全职儿女”时较多强调这是一种新的角色或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对其划定明确的年龄范围。笔者认为，若关注其作为儿女的身份特质，则他（她）们既可以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也可以是辞职回家的中青年人，抑或是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

基于此，本文拟将“全职儿女”定义为：与长辈共同生活，向其提供家务处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并从长辈处获得一定经济报偿的子代。这一概念显然扩展了目前媒体关于“全职儿女”定义的外延，将实际上早已存在，但被忽视的中老年“全职儿女”也囊括进来。下文对“全职儿女”的讨论将据此展开。

3. “全职儿女”类型比较

依据“全职儿女”的生活状态，笔者尝试将之划分为两种类型（见表1）。其中，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大多是年轻人；未就业或短暂就业；暂时栖居家中备考或找工作；承担部分家务劳动，为父母提供情绪价值，从而换取父母的支持，如免费食宿、经济补贴等。目前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正是这类“全职儿女”，这一类型群体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和就业压力影响而产生的。

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则相对较少受到关注。这一类型群体有些是辞职或失业的中青年人，想“换个活法”；有些是已经退休或不再打工的中老年人，因父母需要照料而返回家庭。这类“全职儿女”通常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经济资本，生活经验较丰富，短期内无明确的职业规划，因而会包揽较多的家务，为长辈提供较为全面的支持。

有些人会在喘息调整后再次出发，有些人则会在较长时间内充任“全职儿女”的角色。在一些家庭中，中老年“全职儿女”甚至会成为家庭生活的安排者和家庭资源的支配者。这类基于家庭或自身原因“归巢”的子代因主动选择沉默，或因不擅用现代媒介被动失语，从而被社会所忽视。

当然，不论何种类型，成为“全职儿女”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从个体角度看，是子代对现实的妥协。在豆瓣小组，有留言者坦言“去年（2022年，笔者注）七月底八月初，我从澳洲留学毕业回来，开始找工作。但今年找工作竞争很激烈，我就想着慢慢来，没想到慢慢就成了一个全职女儿。”也有人诉说生活的无奈，“三年来就是陪我爸看病，陪我妈看病，陪我爸看病，再陪我妈看病。”

从家庭角度看，则多是家长们对社会高度内卷、入职与上升通道狭窄的被动接受，当然，其中也饱含了父母对子女的深情。在豆瓣小组，有留言者自述，“我爸说我是他持有的一只长期股票，眼下找不到目标就先歇着，等形势好了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轻人不能算是“啃老”，更像是家长帮子女完成人生的过渡阶段。

二、进退之间：“全职儿女”的分类画像与角色体验

目前选择当“全职儿女”的是哪些人，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一新身份对他（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在豆瓣、小红书、微博上搜索了有关“全职儿女”的话题素材，共整理出55份以“全职儿女”身份发言、且有实质性内容的文本。通过对素材的分析，大致可勾勒出“全职儿女”的基本轮廓，感知其角色体验。

1. 样本概况

在55名“全职儿女”样本中，女性为46人，男性为9人，占比分别为83.6%、16.4%。可见，“全职女儿”是“全职儿女”的主体。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年龄分布较为集中，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还有少量曾短暂就业的年轻人。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则年龄跨度较大，通常有或长或短的职场经历，充任“全职儿女”的时间也相对较长（见表2）。

“全职儿女”缘何会以女性为主？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其一，女性更愿意倾诉和表达，尤其是在陌生人聚集的网络上。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女性用户移动社交的主动性不断增强，在陌生人社交平台上的活跃度是男性用户的1.5倍。其二，父母更期待儿子“志在四方”，更倾向于保护女儿，因而更能接受女儿“归巢”甚至是“赖巢”。其三，女性更易遭遇性别歧视，被劳动力市场排斥，因而“成为尼特族的可能性要远高于男性”。

2. “全职儿女”的分类画像

笔者将样本素材输入微词云，由系统提取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并生成两类“全职儿女”的基本画像。结合素材与图1，可将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的基本画像描述为：

其一，这是一群遭遇“就业难”问题的年轻人，以女性居多，对家庭有较高的经济依赖；

其二，受教育水平较高，约八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就业潜力大；

其三，把“全职儿女”作为权宜之策，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包括求职、考研、考公、留学等，一旦机会到来就会改变现状；

其四，具有自我责难和自我否定心态，感到焦虑、迷茫，坦言承受了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时因此引发亲子冲突。

在豆瓣小组，组长如是描述该群体的心态“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GAP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可见，这类“全职儿女”渴望“出发”，希冀独立，主观上并不愿长期依赖父母。学者将这类未就业但有就业意愿的青年群体称为“积极尼特族”，认为他们主观上有就学或求职意愿，客观上有理性思考和行动能力。

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的基本画像可描述为：

其一，这是一群主动或被动离开职场的中青年人，以女性居多，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其二，他（她）们离职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身体或心理原因）、家人需要照顾等个体或家庭因素；

其三，离职后社会交往收缩，暂无职业发展规划，多能接受并积极履行“全职儿女”职责；

其四，对于“全职儿女”身份，有一定的矛盾心态，既对眼下的安适感到开心又对未来表示焦虑，既自感有用（能照顾家人）又自觉丢人（不挣工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老年“全职儿女”较少参与网络社区讨论，因而这里描述的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主要是中青年人。

当然，要成为“全职儿女”需要一定条件保障。

其一，经济条件，即亲代要有较稳定的、较好的收入，能够为子代提供支持。

其二，观念条件，即亲代与子代能够在认知层面契合，即父母可以接受，子女本身也愿意。毕竟，同意子代充任“全职儿女”就意味着亲代要拿出一定的资源予以交换，因而这必然是双方达成共识的结果。

其三，环境条件，即“全职儿女”所处的家庭环境较为宽松，社会舆论压力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分析所搜集的素材可见，城市中产家庭更有可能成为“全职儿女”的实现之所。这类家庭通常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且大多只有一个子女，子代的生存压力较小；亲代受教育程度较高，观念较为开明，能接受子代慢就业、缓就业。而陌生人汇集的城市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包容度，更能接受新事物。因此，出生于城市中产之家也可作为该群体特别是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的一个特征标签。

3. “全职儿女”的角色体验

“全职儿女”是一个被年轻人自己创造和定义的词汇。在豆瓣小组，它被解读为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在打一种新的工”，可见，年轻人试图为这个群体“脱耻”，以便将自己与“啃老”“巨婴”等区别开来。在豆瓣小组发布的“教教我怎么没有心理压力”的话题下，有组员发帖“在家里承受的心理压力比打工要大多了”，有参与讨论的组员建议发帖者把成为全职儿女“合理化成别的，如自我充电、暂缓就业”等，并强调“心态建设至关重要”。把“儿女”与“职业”关联起来，既有几分戏谑和自嘲，又有几分挣扎与不甘，反映出该群体试图构建积极正面的自我形象，以纾解当下“青年人无法回避的发展焦虑和精神痛点”。

基于对纳入研究的55份网络平台讨论文本分析，表3归纳了两类“全职儿女”的角色感受。从积极方面看，这两类“全职儿女”大都认可家庭作为人生港湾所给予的安全感，都认为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有利于自己调整状态或启动新规划。其中，相对稳定型的“全职儿女”总体上心态更坦然，更能体会付出家庭劳动带来的价值感与成就感。

在豆瓣小组上，组员们分享：“找保姆一个月要7000元，而且交给别人还不放心，还是我自己来吧”“做全职儿女，（我）修复了与父母的关系，（学会了）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不觉得丢人，父母年纪大了，姐姐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顾，我一个人，自由，就辞职回家了”。与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相比，相对稳定型的“全职儿女”更安于现状，更认同自己的选择，因而角色的自洽度更高。

从消极方面看，两类“全职儿女”都面临着一些困扰。其中，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通常被感恩与愧疚两种感受拉扯，一方面感激父母的理解和接纳，另一方面又担心被贴上“废物”“无用”等负面标签，因而会对“全职儿女”的身份感到迷茫，想摆脱又摆脱不了，存在角色认同危机。有豆瓣组员说，“看着爸妈朝九晚五上班，觉得自己好废啊！”“我妈目前还算支持，但是亲戚烦人的破嘴一天叭叭个不停”。同时，他（她）们正在备考或求职中，也容易敏感焦虑，从而引发代际矛盾。有小红书博主吐槽：“在家‘二战’被当成家人的情绪垃圾桶，再加上自己的学习压力，根本消化不过来。”

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的主要困扰则源于：

一是劳动付出多，特别是遭遇家中长辈生病的、失能的，往往会承受较大的身心压力；

二是面对他人非议，会感到沮丧、没有底气。正如有一位豆瓣组员所说的那样，虽然病房的阿姨们“羡慕我妈妈有姑娘陪护，但是一听到我没工作，还是会有点给眼色”；

三是职业韧性不足，缺乏重返职场的勇气，对未来感到迷茫。豆瓣小组组员分享“在国企工作了半年，身心透支，现在没有什么追求了，只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在另一社交平台小红书的博主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在家待久了，对找工作莫名恐惧”；

四是担忧长时间与社会脱节，会损害自身的社会功能。有2位微博用户表达了这种心境，“照顾父母没错，可是，（我们）得有自己的人生，……不能与社会脱节。”“如果多年后父母不在了，我还能养活自己吗？”

三、现实困境：“全职儿女”现象产生的社会成因

关于不就业群体的形成原因，现有研究大致有两种主要的解释路径：一是归因于个体的“精神医学”视角，较多从心理疾病、人格障碍等因素阐述该群体的社会逃避问题；二是归因于群体的“文化变迁”视角，较多结合青年亚文化、文化冲突等议题分析该群体的生活实践策略。

这些视角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但笔者认为，理解“全职儿女”现象，必须将之置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可以说，“全职儿女”的出现，既是个体及家庭的被动调适，也是特定群体对发展困境的趋避突围，更是当前社会系统摩擦的结构性后果。

1. 经济增速放缓下的青年就业困难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叠加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挑战，使得世界各地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质量令人担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23年趋势》报告，2023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14.1%，均高于全球平均失业率5.8%，青年失业率较高是全球性问题。近年来，我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震荡上行，实现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压力增大。

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主要是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青年群体，经济运行压力导致工作岗位缩减、引发就业困难是其成为“全职女儿”的重要原因。在小红书上，有位女生抱怨道：“我现在就是全职女儿，但不是我想做，是没地方给我上班。985+qs前50+cfa+frm，找工作大半年没人要”。在就业难的困局中，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她）们只能寄居家中，一边备考或找工作，一边为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相对稳定型“全职女儿”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企业裁员、创业失败等原因不得不按下工作的暂停键。

事实上，近年来青年人的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1999~2019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总人数却增长了3亿。据国际劳工组织粗略估算，目前全球有4成多青年人处于就业状态，有4成在做兼职、找工作或参加培训，另有约2成的青年人已经成为“尼特族”。在一些发达国家，青年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低迷，被正式录用的年轻人急剧减少，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宅居父母家中，或只能阶段性就业。面对经济压力，失业青年们只能降低欲望，减少消费，避免社交。这警示我们，如果不能激发经济活力，实施有利就业的社会政策，我国的“啃老族”“蹲族”以及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群体规模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当然，客观地说，青年人就业难有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的总量性问题，但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错位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教育失配问题突出，其中就体现在过度教育问题，即个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工作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我国中小学教职的“博士化”现象即是典型例证。

在就业竞争压力下，职位的学历门槛进一步提高，超过了其工作所需要的教育程度，进一步挤压了本专科学历、双非院校、无工作经验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使其极容易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有调查发现，“未找到合适的工作”（70.56%）是青年尼特族形成的主要原因。无奈之下，这些年轻人只能通过考研、考证等提高就业几率，或参与考编竞逐，以期能够“成功上岸”。备考期间，为了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做“全职儿女”就成为部分青年人的权宜之计。

2. 激烈职业竞争下的个体心态变化

对于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激烈的竞争往往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996”“白加黑”等企业的加班文化普遍存在，使青年人感到身处藩篱、压力巨大。为了立足，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只能拼命去“卷自己”“卷别人”，争做不知疲倦的“社畜”“打工人”。通勤时间长、生活成本高、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担心失业，是很多职场新人的真实处境。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增大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社会高度内卷也进一步恶化了青年人的职业生态。在豆瓣讨论小组中，1位35岁的女性自述，“30岁遭遇集体裁员，一下子找不到方向，就得了焦虑症。”有组员这样解释自己做“全职儿女”的理由，“工作压力太大，KPI各种事情，早出晚归，实在受不了。”

面对来自职场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一些人开始迷茫于工作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丧文化”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它“展现出一种颓废沮丧的消极认知指向，传递生活无意义、人生没方向的悲观情绪”，其后果之一就是年轻人陷入认同危机，甚至出现社会性退缩。

“咸鱼翻身还是咸鱼”“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却一定轻松”，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些年轻人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如工作体面、有房有车等，选择“倦鸟归林”，辞去让人身心困乏的工作。在小红书上，2位博主感慨道“全职女儿第三年，决定不焦虑了! ……爸爸妈妈都不怪我，我为什么要批判自己啊!”“早懂得有全职儿女、工作没多大意义就好了。”

同样被就业与职场压力裹挟的还有家庭。我国家庭一向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把“教育自救”视为在社会阶梯上攀爬的路径。尤其是城镇中产家庭更是将子女教育作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内容。然而，在持续多年的高投入之后，很多家长不得不接受学历趋于贬值、教育投资回报不断减少的残酷现实。

青年就业难，无论是总量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自然都是大部分家庭难以解决的。为了“共克时艰”，家长们只能调整心态，继续短期或长期地支持子女，由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就业难度大的压力。可以说，接受“全职儿女”，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无奈退让，是代际双方同向调适心态的结果。而中产家庭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与较为民主的家庭氛围也为“全职儿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3. 老年照护危机下的家庭被动应对

如果说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的出现与就业难问题相关，那么，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的出现则往往存在一个重要诱因：家中长辈需要照护。当前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民政部《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老年人是各类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也是失能人口的主体部分。

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失能老人，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哪个年龄组，未来需要照护的老年人都将迅速增加”。年老体衰、病残失能，使得老年人不得不依赖他人，如陪诊、代购、助浴、家务协助、精神慰藉等。

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依靠家庭提供非正式照护是我国绝大多数老人的期望。然而，在社会流动高频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女性就业普遍化的当下，非正式照护已独木难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就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人们在面对老年照护问题时的无奈与恐慌。当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照护危机便难以避免。

对此，家庭的选择通常有二：其一，转向社会照护，但前提是家庭具有支付能力、信任且愿意接受正式服务；其二，在家庭内部协商，对涉及照护的相关事项进行决策。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较快，但体系割裂、内容单一、质量不高等问题也备受诟病，因而老年照护仍较多在私人领域解决。

家庭协商主要围绕金钱与人力展开，如果经济条件欠佳，就要讨论“谁出钱”和“谁出力”的问题，如果经济条件较好，就重点解决人力问题。有研究发现，在扩展型家庭，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通常较多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即“出力”），照料机会成本较高的子女则较多提供经济支持（即“出钱”）。

换言之，对在职人群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的中年人有更大的概率充任“全职儿女”，因为其遭遇企业裁员、职场歧视、再就业难的风险更高，担任“全职儿女”的机会成本也相对较低。当然，独生子女往往无法选择。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通过照护老人履行赡养义务，并由此获得一些显性和隐性的收益。可见，部分中老年“全职儿女”的出现是老年照护危机催生的结果。

四、分类治理：“全职儿女”困境的纾解之策

“全职儿女”不是懒散度日的“摆烂”，也非消沉无望的“躺平”，虽依赖家庭支持，但仍对未来抱有希望，并有意识地承担了部分家庭责任。这正是他（她）们不同于“啃老族”“巨婴”的地方，也是“全职儿女”这一概念值得关注之处。所以，总的看来，在“佛”“丧”“蹲”等青年亚文化盛行的当下，“全职儿女”呈现出了相对积极的社会面貌。

但不可否认，他（她）们与上述群体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如果长时间无法脱困，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就可能转化为“蹲族”“啃老族”，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理策略，进行分类疏导，使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有信心和决心，使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能安心和尽心，从而达成公私两域的和谐稳定。

1. 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导向就业的治理策略

工作是年轻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必要的人生体验。青年人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往往抱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既注重工作的谋生功能，也看重其所具有的作为实现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工具意义。他（她）们渴望通过就业将数年所学付诸实践，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并回馈家庭的付出。也正是因为如此，短期过渡型“全职儿女”才积极备考和求职。

但是，近年来青年就业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个体与家庭境遇，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作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重点任务。

从发展的角度看，需着力化解就业难的总量性与结构性矛盾。其一，提振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推动新业态健康发展，扶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为年轻人创设更多的就业岗位；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双循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就业质量。其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合理调控高等教育规模，不断优化专业布局；引导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层次、类型和学科地位，改革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对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

从预防的角度看，需不断强化政策设计与支持力度。

其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要紧紧抓住稳增长、保就业这个核心，围绕着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出台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就业政策，持续改进财政、货币、产业、人才等具体政策工具。

其二，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加大鼓励扶持力度，引导年轻人以创业解决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其三，高校要强化就业指导工作，提升大学生的求职能力，引导其转变择业观念。

其四，完善就业公共服务。要加强宣传，打破政策和就业信息壁垒；访企拓岗，促进需求双方相互了解。

从补救的角度看，需积极帮扶不升学未就业青年群体。

其一，加强就业统计，开展青年就业启航计划、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等专项工作，摸清该群体的基本情况和求职意愿，建立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帮扶机制。

其二，创新就业信息服务方式，重点关注就业困难青年和长期失业青年，增强其就业信心。

其三，打造适合青年特点的就业服务模式，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加强青年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增强青年职业发展能力。

其四，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强化劳动权益保护，完善失业保险、社会救助与就业服务的联动机制。

2. 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导向照护的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国情。在“长寿时代”，老年人带病存活十分普遍，长期照护的刚性需求必将不断增长。然而，当前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体系都存在着照护资源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老年照护所面临的人力短缺尤为突出。在少子化叠加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下，照护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就此而言，对于有实际照护需求的家庭来说，“全职儿女”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当老年照护缺乏人力与市场就业存在压力相交织时，将人力资本不足、收入低、不愿重返职场的人群导向照护服务，可能会为破解数千万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因此，应切实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其一，要充分肯定和积极宣扬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引导人们转变观念，尊重包括“全职儿女”在内的各类家庭劳动者。

其二，相关涉老部门要创新政策工具，将相对稳定型“全职儿女”转化为家庭照护者，使之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力量。具体措施可包括：向其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促进其更新观念、掌握照护技能；为该群体发放津贴、提供救助、降低税负，减轻“全职儿女”的经济压力；推广上海、南京等地的实践经验，向家庭照护者提供喘息替代服务，减轻“全职儿女”的身心压力。

其三，要努力推动各类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其四，持续帮扶中老年“全职儿女”，解决其在重新就业和社会融入方面的后顾之忧，如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支持“全职儿女”参加职业培训、社区联谊、社会服务等，强化其社会支持系统。未来，对于家庭照护任务结束、有就业意愿的“全职儿女”，可提供就业服务，将之疏导到护理、家政等行业，支持其创造经济价值；对于希望参与社会的“全职儿女”，可鼓励其从事志愿服务，助力其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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