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前夜：孙中山为何向中共伸手？

1924年1月，广州国民党“一大”会场的掌声中，孙中山亲手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写入党纲，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场跨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并非偶然的政治联姻，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革命绝境中，为突破生存困局、实现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从屡次革命失败到转向苏俄与中共，这一过程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外部援助的缺失与降临，最终促成了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历史性握手。

国民党的联共抉择，首先源于自身革命道路的彻底受挫。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始终以“推翻帝制、统一中国”为目标，先后发动十次反清起义，即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最终却因袁世凯篡权而功败垂成。此后的护法运动更暴露了国民党的致命短板：1917年孙中山依托滇桂军阀建立军政府，却因军阀“假护法之名谋私利”而被迫辞职；

1921年组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核心部将陈炯明却于次年6月公然叛变，炮轰总统府，险些置其于死地 。连续的失败让孙中山清醒认识到，依赖旧军阀、缺乏群众基础的革命模式早已走到尽头——此时的国民党虽有“革命党”之名，实则组织松散、成分混杂，“党员多为官僚政客与投机分子，工农群众几无涉足”，根本无力承担起民族革命的重任。

西方列强的长期冷漠，则彻底断绝了孙中山寻求欧美援助的幻想。孙中山早年始终信奉“西方民主模式”，将革命希望寄托于欧美列强的支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专程赴欧美游说，请求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借款100万英镑，却遭国务卿诺克斯拒绝，英国也以“保持中立”为由拒绝对其援助。

1921年广州政府成立后，他致电美国总统哈定请求合作，仍未得到回应；甚至为争取粤海关关余拨付，还遭到列强联合抵制，款项被强行划归北洋政府。更令其寒心的是，列强始终扶 持北洋军阀作为侵华代理人，对真正追求民族独立的国民党百般打压。多次碰壁后，孙中山终于认清：“帝国主义列强只为瓜分中国利益，绝不愿见中国有真正独立的革命政府” ，这让他不得不放弃“向西看”的执念，转而寻找新的国际盟友。

苏俄的主动示好与实际援助，为国民党提供了突破困局的外部支撑。与西方列强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多次向中国释放善意：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主动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1923年1月，苏俄特使越飞与孙中山举行六天会谈，共同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明确表示“苏俄将以道义与物质援助中国革命”，随后即提供近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 。

对亟需资金与军事支持的孙中山而言，这种“雪中送炭”式的援助无疑极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苏俄的革命经验让他看到希望——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严密组织+革命军队”的模式取得胜利，恰好击中了国民党“组织松散、无嫡系军队”的痛点，这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以俄为师”。

共产国际的穿针引线，成为促成国共合作的关键纽带。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民族殖民地理论，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反帝联盟”，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专程赴桂林会晤孙中山，提出两项关键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吸纳工农群众扩大基础；二是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核心，这些建议正合孙中山心意，当即得到采纳。

针对中共最初“反对党内合作”的态度，共产国际于1922年7月明确指令：“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实现合作”。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中共于1923年6月召开三大，正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组织独立性” ，为国共合作扫清了内部障碍。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价值，更让孙中山看到了激活革命力量的希望。尽管中共成立初期仅有百余名党员，但其展现出的组织能力与群众动员力却令孙中山耳目一新。中共成立后即深入工人运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斗争，在工农群体中积累了深厚影响力，这正是国民党长期缺失的“群众根基”。

孙中山曾直言：“国民党在工农中毫无号召力，而共产党人能深入民间，这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反帝反军阀的目标上高度一致——中共二大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纲领，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诉求不谋而合。在他看来，吸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能借助其组织经验改组政党，又能通过其动员工农扩大革命基础，堪称“借新血活旧体”的良策。

1923年10月，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协助孙中山推进国民党改组：起草新党纲党章、建立地方党部、筹备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确立为基本政策，李大钊、谭平山等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入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苏联提供武器装备与教官，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国共两党共同培养出大批革命军事骨干。至此，国共合作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国民党也完成了从“旧式革命党”到“新式革命政党”的蜕变。

这场合作的本质，是孙中山在革命绝境中对“民族独立”目标的执着坚守。他曾对反对联共的国民党元老强硬表态：“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若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这种决心背后，是对革命现实的清醒认知：唯有联合苏俄的援助、借助中共的力量、发动工农群众，才能摆脱军阀操控、打破列强封锁。正如毛泽东所言：“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在国共两党携手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不到两年便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将革命火焰燃遍大半个中国。尽管后来合作因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而破裂，但这场合作所奠定的革命基础、积累的斗争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后续进程。

回望这段历史，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民族危机下的必然抉择。孙中山以“天下为公”的胸襟，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为追求民族独立寻求一切可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