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50年台湾的火车站，两个孩子缩在长椅上，冷得发抖，十六岁的姐姐手里攥着块破布，低头擦皮鞋，七岁的弟弟裹着发霉的毯子，没人知道他们从前住过将军府，也没人敢靠近，父亲吴石被抓那晚，连家里的黄狗都被人打死了。
擦鞋不擦，姐姐抬头，又一个醉汉把皮鞋甩在她面前，她盯着鞋面上干透的泥，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把擦得发亮的指挥刀，昨夜又有邻居把他们赶出屋檐，巷口那张反动家属的标语，让雨水泡得软了。
这时候一辆黑车停在路边，穿大衣的男人下车时，姐姐正把捡来的菜叶往铁皮桶里塞，他低头看了眼她冻得发紫的手指，说，明天起别在这儿蹲了，三个月后教会学校的铜铃响了，穿灰制服的男孩再没出现在街上，他改名叫陈明德，学费单据上签的是陈诚。
大陆那边更难，吴石的大儿子在河南农场扛麻袋，女儿在内蒙古零下四十度的林场医院值夜班，没人敢收留他们，就像没人敢收留那年台北火车站的两个孩子，直到一九七三年，台湾那个擦鞋的姑娘收到一封电报，北京的骨灰盒里装着父亲的勋章。
1991年香港机场，一个穿西装的女士抱着骨灰盒，低头看报纸，三十八年前她被迫离开学校，现在是硅谷的工程师，舷窗外云层翻动，像极了五十年前那场说来就来的白色恐怖，她手指摩挲着盒上“革命烈士”的印，忽然想起一个下雪的夜里，一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在车里抽完半支烟，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放人。
骨灰落到北京香山的时候，陈诚的老婆正翻着相册，照片发黄，两个保定军校的小伙子并肩站着，背后是三十年代的紫金山，没人说得清他们后来站在了哪一边，可那晚车灯的光，确实照过两个孩子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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