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兴化的七年（原兴化市委书记吕振霖）

文章比较长，但是看得出来吕书记对兴化的感情很深，特别是他文章内对于兴化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以及91年那场洪水的描述，霎时间仿佛把思绪拽回了那个年代，感觉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所以特将此篇文章全篇转载，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在兴化的七年

吕振霖

2021年9月

我是1990年8 月从江都县委书记调任兴化市委书记的，到1997年4月离任，前后在兴化工作近7年。这7年的兴化工作经历，留给我人生最难忘的一段记忆，也使我对兴化人民和这块土地留下了深厚的情感。

今天,很感谢方捷书记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在兴化工作七年的一些经历和感悟。

一.我来兴化工作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火红年代，也是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蝶变的年代。解放思想，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活力；改革开放，又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江苏大地更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

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在苏南农村，率先先突破单纯农业经济的束缚，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苏南的无锡县因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被誉为华夏第一县，无锡、江阴、常熟、武进“四小龙”以及后发先至的张家港等一批快速发展的先进典型，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争相参观学习的标兵。苏南乡镇企业的向苏中苏北依次推进，在我原先工作的江都县，受益于上海钢铁冶金、鞋帽服装、石油化工、轻工食品、鞋帽服装企业的合作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也一直走在苏中苏北的前列。我们兴化的戴南也是苏北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枝独秀，以不锈钢、自行车曲轴、小煤电为主的乡镇企业，也率先进入到亿元乡镇的行列。发展乡镇企业成为全省各级干部工作的第一要务。

外向型经济加快起步。90年代初，从苏州的昆山市与台资企业合资创办的第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开始，拉开了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大幕。以苏州市为代表，抢抓国家对外开放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大量外资的进入不仅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强大新动能，而且有力推动了乡镇企业的改制重组，特别是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州率先对外开放的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进一步拉开了苏南与苏中苏北的发展差距。

城镇化发展势头迅猛。江苏的城镇建设从8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主要还是为了适应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从省委对张家港文明卫生城市典型的推出，到各地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小区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城镇建设管理和工业经济的组织化水平。后来发展到以经济开发区为基础的城市新区建设，又推动了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高潮。江苏城镇化建设起步早、发展快，由南到北，梯次展开，成为江苏“两个率先”的重要标志之一，一度引起全国的高度关注，费孝通曾多次到江苏调研，总结江苏的经验写了很著名的书叫《小城镇、大战略》，在全国很有影响力。

现代交通建设加快推进。交通是市场经济命脉。90年代在江苏大行其道的时髦口号是“要致富、先修路”。为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苏南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大对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沪宁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我们建立了现代交通的发展理念。张家港8车道的进城发展大道，又使我们增强了加快改变发展环境的紧迫感。从此，江苏从南到北掀起了以大规模现代化公路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改革开放政策宽松。90年代初，我们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全社会思想比较解放，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全社会改革开拓的热情高涨。所谓遇见绿灯跑着走、遇见黄灯抢着走、遇见红灯绕道走，是那个时代各级地方干部的口头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家港的保税区，那就是张家港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千方百计争来的。以秦振华为代表的张家港人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精神，至今仍然对我们起着激励和鞭策作用。

我们兴化一直是闻名全国的农业生产大县，在七八十年代，粮食年产量一般都在24-25亿斤左右，棉花年产量70万担左右。水稻和淡水水产产量均为全国第一，是名符其实的全国农业第一县。可以说，兴化人民为我们国家发展大局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一点也不比苏南地区少。

但是由于国家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通过严格控制农产品的价格（农业与工业产品剪刀差），为建立国家工业经济体系和城市发展提供积累的原因，直接导致了我们成为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的必然结果。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调任兴化的上一年即1990年，我们兴化的财政收入才7000多万元，大约只有江都（1.5亿多）的1/2还不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农业既不富民、也不强县，只是为国家做贡献。那些年我们兴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许多乡镇连砂石公路也不通，下乡工作还要乘小汔艇，市政府就有汽车和小气艇两班驾驶员。兴化的对外通道也只有从高邮到盐城的一条7 米宽的简易沥清公路，当时的盐靖路还只是5米宽的沙石路，常常是晴通雨不通。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扬州市委曹鸿鸣书记在对我进行调任谈话中，特别要求要发挥在江都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镇化和现代交通建设的经验，加快兴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我一直以此作为我来兴化工作的使命所在。

二.我在兴化工作的主要思路和工作重点

作为兴化市委书记，我在兴化的7年，工作的主要思路和主要任务，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加快工业振兴；二是改造发展环境，打通兴化对外通道；三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强城市的幅射带动功能；四是坚持深化改革，激活经济发展合力。

如果问我，在兴化最困难的工作是什么？要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最困难的是转变发展思路。因为，我们兴化是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农业大县，不仅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也创造过很多辉煌，多次受到党和国家以及上级党委政府的表彰（顾桂喜同志曾作为农业大县的代表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也正因为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解放和发展眼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一轮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起的工业化城镇化浪潮中，如果我们仍然陶醉在农业大县的光环里，不能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转变思维方式，调整发展思路，我们兴化与苏南苏中的发展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作为主要领导，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转变发展思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上来。

关于推进农业转型。当时我所提出的主要思路，就是要农工接轨，用工业化的思路研究农业、布局农业、发展农业，大力推进特色农业的发展和产业化经营。通过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市委经过慎重讨论提出，粮食可以从22亿以上的年产量调整到20亿（底线18亿）左右，留出空间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按照市场导向、效益导向，持续调减棉花种植面积，鼓励地面增高在1.0米左右的低洼地区大力发展水产生产。那几年的冬闲季节，在我们西北部的农村，主要的农活就是挖渔池，水产养殖得到很大发展，很快成为全国淡水生产第一县。与此同时，以朱同年等为代表的一批水产专业大户涌现出来，沙沟、安丰等一批水产品市场陆续形成，并带动了水产品运输业的发展（为了支持沙沟水产品市场，市里提前修整沙沟的石油路面）。在垛田、东谭一带，以香葱为主的蔬菜种植业形成规模，并带动了一批脱水蔬菜加工企业的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国家粮食收购价格偏低导致销售难，但在兴东公路和车路河戴窑段一带，许多农民自发组织建成粮食自由市场并形成一定规模。我们发现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规划，帮助规范管理，加强政府支持与服务（包括修整石油路面），推动市场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形成苏北粮食交易、加工、运输的重要基地。中央电视台曾专程前来采访并专题报道。后来，虽然国家有关方面曾提出要关闭这个市场，但是农产品市场放开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我们顶住了这个压力，使这个市场得以持续发展。今年初，省粮食集团的老总王刚告诉我，现在我们兴化车路河畔的粮食交易、加工、运输一体化市场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大米生产流通交易基地了，我听了之后很开心。

农业发展思路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优化，大大激活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全市农业的特色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增收致富。

加快工业振兴。市委把振兴工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作为市委一把手，说实话我那时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工业经济上（我刚到兴化时，曾有一位外地工作的兴化人写信给我，说东面一个大烟市 ，西边一个大烟 ，对家乡的发展提出的批评，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当时在我们班子层面，大家都知道无工不兴，但兴化能否把工业搞上去，信心不是很足）。市委市政府把工业经济发展作为考核和评价区、乡（镇）两级党委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市属工业主要由市经委主抓，乡镇工业由乡镇工业局主管。推进工业振兴的主要思路：一是在工作指导上，我们明确市属工业立足现有基础，突出以机械制造、纺织、制药、轻工为主导；乡镇工业主要鼓励支持能人创办企业，要求每个乡镇都要结合小城镇建设，规划一个工业小区实行相对集中发展，不提倡村村办企业。发展项目要因地制宜，但考虑到兴化处在里下河水网地区里，而且是地势最低的“锅底洼”，我们特别强调全市不得新上有污染的化工项目。二是抓住省委省政府支持县域创办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遇，我们通过主动上争，在苏北第一批获得省级经注开发区的授权，而且在我们的争取下，省级开发区分为“城区片”和“戴南片”，形成“一区两片”的发展格局。三是组织干部到上海郊区挂职学习，既学习发达地区工业经济的组织领导经验。又以上海为基地组织招商引资，通过每两年举办一次郑板桥艺术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推动招商引资；市委市政府多次到上海、北京、深圳、南京等地组织经济推介会；各乡镇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工业人才和项目，戴南的钢帘线、垛田与韩国商人合资的脱水香葱、市经济开发区与康师傅合资的顶新脱水蔬菜、热电项目、昭阳镇与日本商人合资的电子无器件项目等等。那时我们兴化的工业基础差，新上项目包括重要的技改项目都要靠引进投资或者请人家提供技术合作。四是建立工业发展扶持资金，我们利用国家当时对棉花生产销售从计划向市场化机制过渡的经营政策窗口期、农民进城落户交纳城市建设配套费开拓预算外资金渠道，建立起支持工业交通发展的财政周转资金，与银行信贷配套起来，重点扶持诸如热电厂、钢帘线、汔车齿轮、轴瓦、纺织、化肥、医药、药用玻璃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发和重点技术改造。那时，国家信贷规模十分紧张，几乎所有重点企业和重要项目建设都有财政资金的支持配套。为了使财政周转金的盘子越做越大，我们在政策上对企业采取减税让利政策，但对财政周转金参照银行利率，实行有偿使用，由于给企业大量让税，因而并没有增加企业的负担。在当时，为了振兴兴化工业，我们宁可勒紧裤带，也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所以那时我们兴化企业的税负是很轻的（1%销售额）。在我离开之前，市级财政周转资金的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五是建立工业经济现场办公会制度。市委市政府大约每两个月就要对市属企业和重点乡镇企业进行一次现场办公，由市委书记、市长带队、与工业计划金融财税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参加，实际上就是一次高效务实的现场调度，通过深入分析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资金运行和企业管理情况，落实支持措施，提出工作要求，并在下一次的现场办公会议上检查落实效果。通过持续几年的努力，特别是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和一批重点项目和技术改造上马，显著提振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信心，快速提升工业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拓展对外交通。在市场经济时代，流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但兴化由于长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加之低洼水网地区的特点（十里公路一里桥、筑路难度大、成本高)，公路交通建设明显滞后，更不要说铁路建设了。为了加快解决交通短板，我们把加快发展对外交通摆上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日程，提出举全市之力，强补交通短板。一是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当时设想经过10年的努力，完成盐靖和高兴东两条高等级对外通道建设；改造打通拓宽城区出城道路；完成农村公路黑色化、等级化改造。二是市委建立城乡交通建设领导小组。明确由市委一位副书记（李柏荫同志）主抓，加大重点交通工程建设的组织协调力度，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三是积极向上争取，从我开始由市领导带队，轮番跑省政府、交通厅、财政厅，争取盐靖、兴东两条一级路纳入省级项目计划并尽早开工建设。四是发动群众多渠道筹集交通建设资金。交通工程建设投资大，除了省级专项补助外，市级财政通过严格预算外资金管理，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力。但当时我们兴化的财力十分有限，工程建设的地方配套资金主要还是通过社会筹集的办法。我们提出面向全社会发放交通建设股权证（主要是为了逃避农民负担的政策红线）的决策方案。关于土方工程，我们当时把盐靖河疏浚水利工程与盐靖公路土方工程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农民义务工的政策来解决。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段顺口溜，叫做“盐靖河上挑河工，挑断了扁担压弯了腰，不但工钱拿不到，回去还要掏腰包”。可以说，我们兴化早期的交通工程建设，主要是依靠全市干部群众手挖肩挑、艰苦奋斗、自我奉献干出来的。五是突破不通铁路历史。90年代中期，国家规划建设新长铁路，原来国家已经批复的新长铁路规划线路是沿长荡河的东岸，全部在盐城境内，并不经过我们兴化(原因是兴化境内地形复杂，河网多，建设成本高）。我们获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我们兴化实现对外铁路交通的一个重要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全力上争。我们先后多次上南京、跑北京，上南京主要争取请省交通厅和省政府的出面支持；跑北京，主要审诉我们兴化是一个粮食大县、水产大县、人口大县，又面临水灾后重建的艰巨任务，恳请国家考虑兴化对国家一直以来的巨大贡献、兴化大量农产品对外运输的实际需要、水灾后兴化重建的艰巨任务等诸多因素，将建设的新长铁路一定要落地兴化。经过我们的艰苦顽强的力争，打动了国家有关部门，国家发改委会同铁道部专门派出专家组到我们兴化实地察看地形、听取意见。最后，硬是在我们兴化的强烈坚持下，国家重新修改了设计，新长铁路在我们兴化境内落地建站，结束了我们兴化没有铁路的历史。当我看到今天我们兴化现代化交通网建设的巨大成就，真是感慨万千、倍感振奋。

重塑城市形象。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功能作用越来越突出，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心，更是对外招商引资的主要硬环境。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的幅射和带动。那时我们与苏南、苏中的差距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是城市经济、城市能级的发展差距。水灾之后，市委市政府开始把更多的工作精力往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转移。一是修订城市规划，按照加强城市功能区建设的要求，扩大城市规划范围，确定城市的主体架构，完善城市的交通体系，把提升城市能级、塑造现代城市的文明形象，作为新一轮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二是以经济开发区和城市主要干道延伸建设为重点，努力拉开城市架构，包括开建作为城市中轴线的长安路，拓宽丰收路，改造阳山路，改道过境省道，以及建设经济开发区的主要路网等。三是加快老城区改造，组建城市开发指挥部，成立城市开发公司，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探索运用市场机制开发经营城市。我们按照经济补偿和就地安置相结合的政策，开展大规模棚户区拆迁；对城区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扶持，减税让利，实行企业包干，搬迁主城区的粮库、粮食加工等企业。对拆迁出来的建设用地，在政府先期进行“七通一平”整理后，再向开发商公开邀标议标（那时还没有公开招标），进行城市道路和商品房建设。四是推动城市商场建设，支持商业局和供销两个单位分别建设了商业大厦和供销大厦，并借鉴温州、常熟的经验，建设了楚水招商城，不仅塑造了城市形象，而且有力激发了城市商业流通的发展活力，商业大厦和供销大厦两个商城借助节日开张，连续多天都是百万元的营业收入。楚水招商城的建成开业，不仅为创建卫生城市清理出来的小商贩解决了就业出路问题，而且极大地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五是挖掘城市文化，通过修建四牌楼，兴建郑板桥纪念馆、刘西载故居，创办郑板桥艺术节、兴化历史名人展，举行郑板桥亲民思想研讨会等多种举措，弘扬兴化历史文化，提振兴化市民的自豪感，扩大兴化对外的影响力。

三.我在兴化七年工作的一些感悟

（一）、生命至上，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天职

从1991年的5 月21日到7月16日的55天，兴化经历了历史上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在这55天的时间里，降雨1293.8多毫米，为常年降雨量的5.7倍，远超过常年一年的降雨量，最大降雨强度1小时200多毫米。水位超过1.8米警戒水位长达26天，其中，3米以上高水位持续10多天。7月8日11时，里下河水位兴化水位突破1954年历史最高水位3.06米；7月15日20时，兴化水位猛长至3.34米，全市破圩沉圩302个，地势最低的荡朱乡水位高达3.45米，3700多座圩口闸、排涝站被毁坏，地处里下河“锅底洼”的兴化一片泽国，全域80%被淹没在水下，192万亩农田（85%以上）受灾绝收，2200（90%以上）多个企业被淹停产；90%以上的城区被淹，棚户区和绝大多数底层居民家庭全部进水民；暴雨冲倒上万农户房屋。“船在路上游、车在水中行”。洪水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市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

在特大洪涝灾害面前，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发扬“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洪抢险斗争。万众一心、团结抗洪，堵决口、保村庄，筑围堰、保粮库，抢圩堤、守闸口，兴化人民以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绘就了一幅幅英雄的抗洪图，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奋斗曲。在洪水暴涨最为严重的时刻，我们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动全市上下连夜转移数十万受淹严重的群众。在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面前，全市没有因灾淹死一个人，没有因灾饿死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单位企业因灾少发工资,即使有些困难企业，也在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优先保证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

兴化的抗洪抢险斗争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上级领导同志亲自询问里下河地区的汛情、灾情，李鹏总理亲临我们兴化视察慰问（我与总理在停机坪的一段对话），中央80%左右的部长来兴化视察支持我们的抗灾斗争，省委领导曹克明副书记、扬州市委姜永荣书记和副书记黄翠玉等领导同志多次来兴化支持和指导兴化的抗洪斗争，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甚至国外华人华侨都通过各种方式，向兴化捐款捐物，给全市干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在与特大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全市从洪水中夺回了80多万亩的秋熟作物。洪水退后，我们又及时组织全市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时间、争季节，对完全毁损的田块，水退一块、抢种一块，决不抛荒一块地，及时补种改种70多万亩晚秋作物。水产养殖在遭受洪水逃渔损失后，及时组织渔苗，清塘补养。全市工业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抢修设备，陆续复工复产，全力夺回被洪水灾害所造成的缺失。大灾后反思，反思后大干。入秋以后，全市出动数万劳动力清理河道、拆除坝埂、修筑堤防，掀起冬春水利建设热潮。弘扬伟大的抗洪精神，迅速完成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复工作，推动兴化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战胜这场重特大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一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战胜重特大洪涝灾害的根本保证；二是百万兴化人民是战胜重特大洪涝灾害的无比伟力；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战胜重特大洪涝灾害的主要保障；四是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兴化经历了这场重大考验，也更加坚定了兴化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二)、抓机遇要有一种“抢”和“争”和精神

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后，我们一手抓紧灾后的水毁修复，一手谋划兴化的长远发展。当时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建设省级经济开发区的重要政策举措，我们认为这是发展我们兴化发展环境、加快兴化工业化步伐的重要机遇。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请求省里支持我们灾后重建为契机，抢先在苏北各县市之前、在全省首批申报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在申报的过程中，我们还根据兴化工业经济主要分布在县城和戴南镇周边地区的特殊性，计划把戴南工业小区纳入省级济开发区，形成“一区两片”的规划布局，积极向省里争取获批。经我们多次去省向有关部门和省领导做工作（获得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家正、曹克明等领导的支持），省政府作为当时唯一的特例予以批准。这为后来戴南乡镇企业特别是不锈钢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特别是2003年环境整治，如果戴南没有省级开发区的牌子，整个不锈钢产业就很难生存，更难发展。

我们借鉴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得到的启示，率先在苏北推进农村集镇规划建设，我当时提出“一区两翼”的集镇建设规划布局，“一区”就是集镇商业区；“两翼”就是乡镇企业小区和集镇住宅小区，并深入指导各个乡镇运用市场化方法进行集镇规划建设（主要是盘活农村的闲散土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规划布局在兴化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统一规划、科学布局，避免了遍地办厂、村村冒烟的后果；二是集中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为吸引民营企业投资落户创造了条件；三是与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发展互动发展，加快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三、对外开放，需要建设具有特色的展示平台

创办中国兴化郑板桥艺术节，是我们在灾后加快对外开放、推动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决策。郑板桥，是我们兴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都对郑板桥一生清廉为官、心系黎民的情怀给予高度评价。我们作出举办郑板桥艺术节决定，既是为了弘扬我们兴化的历史文化，学习郑板桥的为民情怀，也是利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经过认真调研和论证，决定选择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密集的四牌楼片区，通过拆迁部分民居、新建郑板桥纪念馆，整修船厅等历史文化遗迹，初步形成四牌楼文化街区，作为郑板桥文化艺术节的主要活动场所。虽然灾后市级财政十分困难，但是，市委市政府还是安排了500多万预算外资金建设郑板桥纪念馆。为了提高兴化的社会影响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我们通过文化搭台，约请文化艺术界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家、大师和社会名流为我们艺术节题写节名，为郑板桥塑像，参加郑板桥官德座谈会、在兴化名人书画展上挥毫、参与艺术节午台表演等。并在北京、南京等地邀请部省级领导为我们的艺术节站台。

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动员各乡镇、企业抓住艺术节这个重要机遇，全力以赴办好各类经济洽谈会，开展招商引资，组织攻关，争取部省有关方面的项目审批、增加信贷，为加快兴化济发展创造条件。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连续两届艺术节取得丰硕成果：在向上争取方面，我们争取到了省财政厅持续多年的无息、低息财政周转金的长期使用；争取到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优惠信贷额度的支持；我们还争取到交通厅对盐靖公路和高兴东公路等交通项目的支持等等。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与北京城建集团(7000万元）、省电力公司、南京汽车厂、常州柴油机厂、无锡纺织厂、南通醋酸纤维材料厂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新上了兴达钢帘线、顶新脱水蔬菜、热电、纺织等一批工业项目，加快了工业经济发展步伐，促进了城市商贸繁荣。

在九十年代初，我们作为一个县级市，利用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举办艺术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促进了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又扩大了对外开放，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多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这在当时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省内外引起高度关注和各地的积极效仿。

(四)、城市建设要有超前的发展眼光

经过灾后半年左右的努力，全市经济社会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我们决定修订兴化城市发展规划。当时邀请了江苏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的一个工作专班，在经过较长时间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规划草案。我们组织市四套班了联席会议进行了至少三次讨论。

讨论的焦点在如何确定长安路和东大门这两个地方的规划建设定位。我在当时的主要想法，打通兴化对外出路，是推动兴化对外开放、加快工业化进程是紧迫任务，因此提出把长安路定位为兴化城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和兴化对外的主通道。规划宽度为60米以上(比英武路宽1倍)，列为首先建设的重大项目，四线落地、高标准建设。但也有很多同志提出，在历史上东大门是兴化城的中心，号称金东门，应当把恢复金东门作为城市优先建设的重点，重现金东门的历史辉煌，并认为规划长安路60米（当时的英武路仅30米)，四线落地，建设成本太高，而且收益较慢，需要财政投入太大；而建设金东门的成本相对较低，通过建设车路河大桥，也能缓解市民出行交通问题。当时双方的争议还比较大，两三次会议都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最后我折中提出，长安路作为城市中轴线、60米路宽的规划标准不变，着手进行项目详规设计和开发方案论证；对金东门要抓紧详规设计和实施方案研究，创造条件建设条件。考虑到当时大家的分歧意见比较大，在后来实施过程中，适当推迟了长安路的开工时间。直到1995年我从中央党校假期回来，强烈感受到对外开放和加快城市建设的紧迫性，在与市委市政府和人大政协几位主要领导思想基本统一的基础上，决定正式动迁建设长安路工程。

现在看来，长安路建设先于金东门改造的决策是正确的。与后来地级泰州市的成立，向南与泰高路、兴东路对接，向北与兴盐路连接，不仅从极大地上缓解了城里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为搭建现代城市建设的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同样也为后来更高水平规划建设今天的金东门、彰显金东门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留出了空间。

(五)、领导干部要用敢于用创新的手段破解发展中的难题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按照当时省交通厅的政策，盐靖公路不仅要求地方负责土方工程的投资，而且要负担一定比例的路面铺设投资。水灾之后的兴化，虽然没有背上什么债务包袱，但自身财力还是非常脆弱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筹？当时，中央和省里对增加农民负担的政策纪律非常严格，被省纪委列为政策纪律的红线，就是不能碰的高压线。为了规避直接的农民负担政策红线，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最后我提出采用交通建设“股权证”的方法筹集盐靖公路建设基金。经市委市政府集体决策后，我专门设计了交通筹资的股权证的样式，特别是背面印有三条说明：大意是说，一是此证作为盐靖公路建设投资凭证，遗失不补；二是不作为有价证券，不得在市场流通和交易；三是作为在盐靖公路建设债券，在工程建成运行收益中分期偿还。我们采用这种方法主要目的是既能有效地筹集到交通建设资金，又能避免农民负担政策的纪律追究。事后，省纪委虽然也浱人来兴化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但并没有认定我们政策违纪。交通建设股权证向机关干部（县处级2000元/人、县处级1000元/人）、企事业职工（100元/人）和农村60岁以下劳动（10元/人）的标准进行分摊，我印象总计筹集200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全部用于盐靖公路工程建设，不足部分安排了部分财政预算外资金，解决了盐靖公路地方配套资金问题。后来，盐靖公路沿线的其它地区也都套用我们的办法筹集建设资金。

(六)、人民群众是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

由于长期农业经济结构、又地处水网地区，我们兴化城市建设管理相对滞后。到了90年代初，创建卫生文明城市在全省掀起热潮，省委在张家港召开城市文明建设现场推进会，苏南城市建设的速度和管理水平，使我们倍感压力。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兴化真正重视现代城市建设和管理是从80年代中后期期才真正开始。我到兴化时，当时也就是一条只有1 公里左右的英武路是新建设的，城市建设起步晚、投资少、欠帐多，加之经历91年特大洪涝灾害的严重冲击，城市建设管理上与苏南、苏中差距更大。

为了加快推动我们兴化城市建设和管理，市委市政府决定93年实现省级文明卫生城市的首创目标，并向全市人民作出庄严承诺。为此，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一是通过重新修订城市建设规划，扩大主城区建设范围，明确主城区路网架构，调整城市道路建设标准。二是改建扩大城市干道网，打通丁字路口，解决交通堵点。三是拆迁脏乱差问题突出的棚户区，推进老城改造，建设商业、供销大楼，树立城市形象。四是建设郑板桥纪念馆，改造文化街区，刘西载故居，举办郑板桥艺术节，彰显城市历史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五是整治市容市貌，治理后街小港，解决脏乱差问题，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首次在我们兴化开展文明卫生城市创建，一开始就引起很大反响。反对的态度有之，怀疑的态度有之，观望的态度有之，消极怠工的态度也有之，总之，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市委市政府的思想统一，态度坚决，四套班子全部参加分工，各领一条线。我们先后在大会堂召开过多次干部大会。期间，有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公然违背市委市政府关于严禁给三轮车、摩托车增发新牌照的规定，经群众举报、并经核实情况后，我们在大会堂召开临时常委会，并在接下来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宣布对这个部门负责人进行停职检查。这一措施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极大推动了文明卫生城市的创建工作。

在推进卫生城市创建活动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棚户区的拆迁和市容整治。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卫生城市建设和管理，在棚户区拆迁中，我们实行原地安排拆迁户住房，在拆迁过渡期间给予一定住房补贴；在治理市容市貌过程中，我们从书记、市长到四套班成员分别带领有关部门和机关干部深入到街道社区的小衔小港，带领群众清理垃圾、修整路面；在整治过多的三轮车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家庭本来就困难，一旦失业更加困难，市委市政府决定，对这些家庭每户安排一个小孩到市里城建城管事业单位或比较好的企业就业；为整顿散落在大街小港的个体摊贩，我们规划建设了楚水商品市场，为他们按排商铺，实行阶段性免费免税；为了清理布满城市河网的垃圾回收船舶，我们在城郊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和临时回收垃圾堆场。总之，我们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既要让群众感受到文明卫生城市创建所带来的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又尽可能不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顾跃进的父亲顾彪是一位在我们兴化各级干部中很受尊敬、也很有影响力的老同志，当时已经70多岁。一次他走在大衔上，发现地下有一只烟头，便主动蹲下身子把这根烟头捡起来用纸包着放进口袋里。这件事被当时看到的同志告诉我时，我深受感动，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广泛流传，对推动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我陪一位省领导来兴化时，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交流时，他们至今仍然认为，当年的城市建设管理的一些重要决策，为今天的兴化城市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作为的铁肩膀

我在兴化工作几年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企业家是一个地区最为重要的人材，也是影响一个地区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今天兴化钢帘线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标杆性企业，但是这个企业的成长历经坎坷，并不一帆风顺。当年从一个3000千瓦的小火电，为戴南镇单独建网供电，由于刘锦兰同志的精于管理，企业有了一些积累。92年春天，刘锦兰同志抓住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引进汽车钢帘线生产项目。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在于，当时国内汽车工业虽然已经起步，但汽车轮胎钢帘线全部依赖进口。在市委常委会讨论重大项目时，我就说过，这个项目如果成功，将成为兴化工业的一个标志性产品，一定要举全市之力，支持这个项目成功。

由于当时在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又是处在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兴化，不仅缺技术、更缺少人才，在建厂试产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在建成投产最初两年，一次又一次的试产，一次又一次的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改进，不仅消耗了企业大量的积累，而且引起了很多的社会质疑。当时企业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给企业鼓劲，我几乎每10天左右就要到企业去了解情况，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信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刘锦兰同志家庭的计划生育问题。在当时，计划生育是党员干部的一道红线。兴化又曾经是省里重点监管的县市之一，好不容易摘掉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市委市政府对党员干部有明确的纪律要求，那几年我每两个月就要到每个乡镇进行一次计划生育工作现场过堂。正因为如此，戴南镇党委根据省市委的有关规定，对刘锦南同志作出免去企业法人代表的处分决定。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时任戴南镇党委书记的刘元太同志在党委会一结束，立即给我打电话报告有关情况。当时，我也正在召开市委常委会。接了刘元太同志的电话后，我的思想很复杂，戴南镇党委按照省市委的有关规定处理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如果就这样处理了一个重任在肩、很有作为、又处在创业发展关键阶段的企业家，对兴化工业发展的打击是沉重的。客观地讲，当时我们兴化的工业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像刘锦兰这样有作为的企业家不多。保护一个企业家，有可能发展起一个产业；相反，毁掉一个企业家，也可能就毁掉一个产业。我把这个想法直接在市委常委会上提了出来，得到了绝大多数常委同志的支持。最后会议决定，要求戴南镇常委重新讨论对刘锦兰同志的处理意见，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对优秀的企业家不建议按照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求进行处理，可以按照对一般党员和群众的办法进行罚款处理。同时决定，第二天由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翟建平同志和戴南区委书记陈德根同志以及镇党委书记刘元太同志找刘锦兰同志谈心做好工作。这样处理，在企业处于艰难爬坡阶段，让刘锦兰放下了思想包袱，对后来企业的兴旺发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要做事就不能有私心

我在兴化工作的七年，正是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经济转型，要调整思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要提拔使用一批眼界宽、思路新、能干事、自身硬的优秀年轻干部。在80-90年代推进这些转变的过程，不亚于一场革命。

我在推进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也曾遭于过非议。在实施丰收路拓宽改造过程中，移植了原来道路边上的法桐树，一部分人不理解，认为兴化水网地区，栽树不容易，道路改造破坏了原有的绿化，他们习惯于原有的那种生活环境。但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仅7米宽又穿越城区的过境干道已经严重影响交通安全、阻碍城区发展，影响城市形象，拓宽道路、改道过境线路既缓解当前突出矛盾、又是立足长远发展的必然措施，我们顶住了压力。

在1994年，国家棉花收购仍然实行计划体制，但市场交易已经在地下涌动。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利用国家计划收购价与地下市场交易的双轨价差，进行投机倒卖谋取暴利，极少数干部也参与其中。由于地方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工商部门到了几乎放任不管的地步，我市棉花收购面临失控的危险。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为了保护干部，必须采取雷霆之力。我在市四套班子联席会议上，郑重表明态度，强调政策和纪律的严肃性，对领导干部打招呼。市委市政府连续发文严明棉花收购政策和市场纪律，并组织市领导下去检查。在此基础上，市委责成公安机关配合工商部门依法抓捕在全市大肆非法收购经营棉花、谋取暴利的惯犯。这一雷霆手段一下刹住了疯狂的地下棉花市场，为市级财政挽回上亿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也保护了一批干部。

经过这次棉花市场整顿，我们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是也引起极少数人的不满情绪。1995年下半年，中纪委收到一封举报信，诬陷我为了个人升迁，向时任省委副书记曹克明家里送春兰柜式空调机一台，价值10000元。当时，曹克明书记已经是党中央号召全党学习的楷模，在抗洪救灾期间，曹书记抱病坚持和我们奋斗在一起，灾后回到省里为我们兴化灾后发展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兴化人民从心里感激他。曹书记作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自我要求十分严格，他家里的空调也不是春兰牌子。收到这封诬告信，我个人感到十分气愤。当即要求省市纪委来兴化调查，根据曹书记指示，时任扬州市纪委副书记的钱小平副同志带队到兴化进行调查。实际情况是，1993年，我到省委党校青干班学习，时任省委党校校长的胡福明同志，召集班上的几位县委书记和县长学员座谈，希望支持党校学员俱乐部建设，要求每位书记县长都要做贡献。我作为学员班长，当时认领了一台柜式空调，其他同志都认领了其它的支持项目。假日回到市里，我专门在市委常委会上报告了这件事，并决定以兴化市委名义赠送省委党校，由兴化市棉麻公司具体操作（因兴化棉麻公司与泰州有协作关系），为此，我还与时任泰州市委书记朱爱群同志打了电话，要求保证质量、价格优惠。同时要求兴化市棉麻公司在赠送的产品上要刻上中共兴化市委赠送的字样。这件事，是支持省委党校发展，用途正当、操作规范，不存在任何问题。事情查清后，钱小平同志与当事人见面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责令当事人向我道歉。我与当事人见面时，看到当事人羞愧难当，我在批评他不应该给我们全党楷模的脸上抹黑的同时，欢迎他对我继续严格监督。

这件事给我的体会很深刻;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任，必须始终心存敬畏、处处严于律已，只有干干净净做人，才能敢于担当做事。

我离开兴化已经25年，但是，往事悠悠，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7年的兴化工作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为厚重的一部分，我一直很珍惜。我也很自豪曾经在兴化这块土地上留下过我的脚印，我更感激兴化人民这七年对我的教育、促进我的成长。

离开兴化，我一直十分关注兴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很珍惜每一个能够为兴化发展服务的机会。现在虽然离开工作岗位，我仍然像一个兴化人一样,关注兴化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发展成就。

今天的兴化，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奋斗，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文明、人民幸福。兴化在全省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这之前，我还认真阅读了方捷同志在中共兴化市第十三届党代会上的报告，报告擘画了兴化启航新征程、创造新辉煌的宏伟蓝图，我坚信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有全市人民的砥砺前行、共同奋斗，兴化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