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文龙及东江镇受迫的经济动因——从东江海贸谈起

明朝的灭亡与女真的崛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长期居于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在崛起之后即刻成为明朝最为恐怖的掘墓人，萨尔浒之战后，明朝更是再无力制约女真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这样的态势之下，明朝几乎时刻有覆亡之危，不过就在这一时期，辽东的东江一地，以毛文龙为首的东江明军开始兴起，以东江为核心的辽西防线，成了明朝经略辽东军事最为重要的助力。

可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辽东巡抚袁崇焕却在崇祯二年，罗列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于双岛前线，将这位有着数年抗金经历的明朝大将斩杀当场。此事被后人称之为双岛之变。对于这一事件，史学家们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毛文龙之被杀是袁崇焕肆意妄为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毛文龙在辽西的所作所为确有不法之事，袁崇焕杀毛文龙虽是矫诏，但若以法理论并无不妥。这桩一直未能有定论的历史公案，在如今更是有了诸多讨论。

而笔者所更为关注的，其实是毛文龙被杀一事背后所隐藏的明代边军粮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明代朝廷与军镇的冲突，尤其是明末东江地区贸易的独特态势，更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接下来我们就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东江建镇：后金肆虐于辽东的结果

所谓的东江镇，其实即“鸭绿江以东军镇”，明代以降，辽东问题就一直都是明朝君臣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女真崛起之后的那段时间，明朝对于辽东局势变化带来的边患，有着切实的考虑和担忧。但由于国力的限制，明朝中后期对于辽东问题一直显得极为克制。所谓的东江镇，其建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意外。

明代万历四十七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明金战局的重要转折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后两势力之间的交锋就自此消失，事实上，后金对辽东的攻伐到得天启年反而更加激烈，天启元年，辽沈陷落，而后金睿亲王多尔衮却在此时开始了对辽东汉人的煎迫，其一改先前皇太极兼容并蓄的民族政策，大肆推广剃发令，这一事件也使得当地辽东平民开始心向明朝。

此时，以百户身份奉命招抚辽东沿海群岛势力的毛文龙，机缘巧合下竟成为了当时辽东人心中明朝在辽东的旗帜人物，受后金迫害而逃的辽东民众多投于麾下。就在同年的七月十九日夜，发生了震惊辽东的镇江大捷：毛文龙攻陷镇江，并以此遥控沿海千余里内军堡。自此，仅率一百九十七名士兵入辽的毛文龙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改变了辽东局势。

在这之后，由于后金的绞杀，再加上大明辽东各地巡抚经略的“观望不进”，镇江失陷，毛文龙及镇江民众则退避至皮岛。至此，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已在事实上形成。

二、粮饷问题：遏制东江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东江镇虽然名为大明军镇，但事实上由于交通和补给的困难，在建镇之初，东江军民其实很难得到明朝的财物支援，而士兵最为关心的粮食和饷银问题，更是无从落实。

不过，虽说如此，这时的东江镇却已经是明朝辽东一带相对而言仅次于宁远的边防重地，尤其是皮岛及周边岛屿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水文环境，使得后金既无力围剿东江镇，同时又必须时刻防备这片位于其东部的明代军镇。为防止东江镇的袭扰，同时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后金不得不“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

明朝朝廷对于东江镇也同样寄予厚望，一来，是上段所言东江镇对于后金的袭扰和牵制效果，二来也是因为自明金开战之后，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就宣告断绝，东江镇的存在也成为两国间最为重要也是唯一的交通和贸易航线。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镇江大捷以及之后东江建镇这两事件，虽然均在朝廷意料之外，但是对于东江镇的存在，朝廷依旧乐见其成，为此，明朝对于东江镇士兵的给养问题也极为重视。

然而，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东江以地理位置来看，几乎可以算是明朝与辽东的“飞地”。虽然其距离京师的直线距离极近，却因为海上补给的困难，对东江镇的运输成本，也同样远超后人想象。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为现实，由于东江镇建镇之初，收拢了大量被后金驱赶追杀的难民，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江镇，不仅有为数不多的士兵，还有着数量几乎是前者十数倍的老弱。

在毛文龙所上的奏折中，对于此时东江军的人数，有着较为中肯的统计，称“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之所以说这一数字较为中肯，是因为在毛文龙入驻皮岛之前，曾经率辽东军民逃难至朝鲜，而朝鲜国王顾忌这些辽东军民可能与本地土著发生争执，推脱称“百万军民如何相顾”。而即使因为之后的饥荒和战乱有所减损，五六十万之数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只不过，以朝廷来看，即使东江镇真能“合兵民五六十万”，朝廷也绝不可能为其军费买单，因此，对于东江镇的兵饷钱粮问题，朝廷只以其兵丁数量作为依据给发。最终，经过一系列的交涉，最终的结果是朝廷每年为东江镇输送部分饷银，根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自天启二年开始，这笔饷银一共拨付了6年，其中粮食为934579石，银两1050971两。

这一数字看似巨大，然而事实上以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这笔物资仅仅足够支付辽东士兵每年一万余人的饷银和两万余人的粮食。

事实上，如果再计算上明代吏治中所特有的“漂没”（派发银钱与粮食时官吏的克扣），则还需要扣除其中的三到四成，而这种陋规在明代末期几乎已从潜规则变为定例（“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这样的饷银，显然无法满足东江镇的实际所需。

三、东江贸易：涉及三股势力的交易中枢

为了弥补饷银的不足，毛文龙及治下的东江镇，开始进行了诸多努力。其中，效仿明代边军的军屯制度是一种最为常见也是最容易想到的解决之法，《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记载“公招集辽民，安插屯种。周回岛屿，星列棋置，如石城有田一万亩，设参将刘可绅领兵二千人防守”。

然而，这些岛屿地处辽东沿海，土地常年被海水浸泡，土壤盐碱化十分严重。因此在这些岛屿上屯田往往颗粒无收，在这种局面下，东江镇选择了更为有利可图的方式：海上贸易。

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东江镇的建立使得朝鲜和明朝贸易线得以延续，因此，对于东江镇来说，朝鲜与明朝之间的贸易，成了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

东江贸易发端于天启三年，这一年，毛文龙上书天启皇帝，称“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淮胶等处，招商运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船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米必两平籴粜，货听其市卖取利”。为保东江不失，朝廷很快同意了他的要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贸易线上，所涉及的并不仅仅只有明朝与朝鲜，正与明王朝战至白热化的后金也是其重要的贸易对象。《明史》记载，“（毛文龙）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这里所说的“参”，即是女真所贩售的“辽参”，可以说，如果以私通外番来论，毛文龙的确有可杀之处。袁崇焕所列十二条大罪中“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之说，也并非完全的构陷之词。尤其是在明金大战的背景下，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资敌。

然而，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毛文龙之所以要开展与后金的贸易，又何尝不是不得已为之？

自东江建镇之初开始，粮饷问题就成为困扰东江军的致命威胁。而当地所驻守的南兵饷银问题更是如鲠在喉。即使是东江镇最为困难的时刻，由于多方原因，毛文龙对于处于东江镇中的八千南兵依旧只得以关宁军镇的饷银标准给予粮饷物资。

这些南兵并非北地常见的军户，而是自愿招募的募兵，因此其饷银之高远超普通士兵。在支付这些士兵粮饷之后，剩余三万左右的饷银和十万石粮食就成了东江镇杯水车薪的最后物资。

而贸易所带来的商税收入是巨大的，对此，朝鲜派遣至辽东的官员有着更为直接地感受，所谓“接置客商，一年税收，不啻累巨万云”就是对这一时期东江商税收入的最直观评价。

四、移镇风波：尾大不掉与朝廷离心

贸易收入的增加，使得东江镇原本长期遭到的制约开始逐渐缓解，岛上军民的状况更是有别于之前。然而，这样的收入同样使得朝廷对东江镇开始离心。

明代对武将的抑制和监督本能早已植根于每位文臣的心中，对于朝廷来说，粮饷的运送以及支配工作，即是一种为求战事顺利而进行的资源调配，同时也是朝廷防止边镇尾大不掉的重要手段和抑制措施。而对于辽东一地就更是如此，由于地处东北，与朝鲜、女真邻近，明朝对于辽东将领的管控本就趋于弱势，在这种局面下，无需军粮支持即可自给的军镇，无疑成为了明朝上下最为可疑的敌人。

若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在双岛之变发生之前，袁崇焕等官员就曾经多次上书要求东江移镇，所谓的移镇，即将东江军迁至山海关内屯驻。这种移镇要求，与其说是战略需要，不如说是朝臣对东江镇的猜忌，其动因自然是为了将逐渐脱离其管辖的东江镇重新掌控在内。

这其实从当时袁崇焕所上的奏折也能看出，为了进一步控制东江镇，袁崇焕曾经进一步强化辽东海禁，并据此告崇祯帝“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辽东巡抚以职权设计催逼一地之总兵，并直接上告皇帝称对方“有死无生”，如此冷静的谋划和陈述，足以见明朝朝野上下对于东江镇的观感究竟如何了。

事实上，对东江镇的杯葛和抵制，在天启二年起就已然出现，当时的御史夏之令曾经在奏疏中肆意贬损东江镇与毛文龙的功绩，并要求皇帝下诏将毛文龙召回，就连东江军也在撤回之列。

以东江一地，牵制后金在辽西的肆虐，一直都是毛文龙为首的东江军将最为重要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在明朝君臣眼中，这些深入敌后数年的大明将士，反而是其最为恐怖和重要的敌人。

在天启年间，由于后金的肆虐，东江移镇的建议并未真正被朝廷所采纳和认可，尤其是在天启六年之前，由于战事的恶化，朝廷对于辽东局势已经陷入悲观和绝望之中，再加上东林与阉党之争，明朝对于位于辽东一隅的东江镇，虽然有所忌惮却并未有所行动。

然而，崇祯初年的宁远大捷，却成了后续一切的导火索。宁远大捷是明朝对抗女真过程中少有的大胜，而在此战中，宁远的军事意义也被重新定义，朝堂上将之视为阻遏女真进入山海关的军事要地，相比之下，一直仅能以牵制作用起效的东江军自然无人问津。

不仅如此，在此战中曾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的袁崇焕更是藉此成为辽东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而其所坚持的东江移镇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被定下了基调。在这之后不久，

双岛之变骤然发生，毛文龙身死尚方宝剑之下，而他的死，也为之后爆发的吴桥兵变埋下了伏笔。

结语：

笔者在小时候，曾经在清代宫廷剧中第一次得知袁崇焕和毛文龙其人，而在这部戏剧中，袁崇焕的角色是已然定型的忠臣形象，而毛文龙却仅仅出现在旁人的口述中，以其被杀一事，引出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以及其之后的悲剧结尾。这也是笔者对于毛袁公案最初的印象。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明史也有了更多的兴趣，对于发生于双岛的这次事变，我也有了更为细节化的思考：官居一品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竟被袁崇焕矫诏擅杀，后者却在行此大逆之后未遭丝毫处罚。如此吊诡之事又如何解释呢？

在笔者看来，双岛之变是明末辽东局势转折的重要事件，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明金萨尔浒之战，在这之后，失去了领导核心的东江镇，最终走向变乱和毁灭。皮岛旧部，有的出走它地继续抵抗，有的投降女真飞黄腾达，而原本可以在东部沿海牵制后金的最后力量，也自此消散。

袁崇焕“矫诏斩帅”一事，在一些史料的支撑下，似乎可以被解释为袁崇焕为了执行其平辽政策的无奈之举。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毛文龙以及其代表的东江镇，会成为某些文臣眼中“海内靖平”的障碍，其实源自于明代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实行的重文抑武之策，这种政策虽非天子的“宪言”，亦不是写于典籍中的法令，但是却被明代君臣一以贯之的坚持施行。

在这些人眼中，袁崇焕杀毛一事，并非私仇而是公义。但以史实来论，曾经只身入辽抗金的毛文龙及其麾下东将军，又是何其无辜。大浪淘沙之下，笔者相信，这些虚妄和凉薄之说最终会被历史所遗忘，而毛公等武人，最终也会得以在史书中平反昭雪。

参考文献：

1、《明史》

2、《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

3、费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