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上京遗址实证多民族都城融合史

公元12世纪初，女真人崛起于东北地区，建立金朝（1115年—1234年）。“金承辽制，设五京”，上京城是金代五京之一。金上京遗址，即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阿什河左岸，是迄今为止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金代都城遗址。

金上京是金王朝修筑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古代兼具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特征的一处重要的大型遗址。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金上京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今年3月，金上京遗址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揭示出辽宋夏金时期都城建制的联系与渊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又一重要实证。

金上京：女真肇兴地，金朝第一都

上京地区是女真人的发源地，狭义来说，金代上京会宁府区域常被称为“内地”或“金源”。《金史·地理志·上京路》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内地。”

依据文献与对金上京的初步研究，上京城的兴废利用等历史进程可分为初建、扩建、短暂毁弃、重建修缮和逐步废弃5个阶段。

上京城初建于金太祖、金太宗时期（1115年—1135年），这一时期，“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草创时期以营建皇宫为主，现上京城南城遗址中的皇城宫室，主要在这一时期完成。

金熙宗时期（1135年—1149年），对上京城有两次大扩建。通过两次大的扩建，上京城已形成规模，建筑布局有序，甚有以北宋汴京城为蓝本之气势。

海陵王在位时（1149—1161年），开始着手营建燕京（今北京）宫室，并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同时“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其时，上京城结束了其作为金王朝都城的历史。为了断绝金王朝王室宗贵对上京故土的留恋，海陵王还于正隆二年（1157年）“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上京城遭到严重损毁。

金世宗继位后（1161年），开始着力恢复上京城的原貌，并且建造新的宗庙，以砖修葺城墙。同时还修建了新的行宫——光兴宫。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五月，世宗携王室百官巡幸至上京城时，即住在光兴宫。至此，上京城完成了重建和恢复，以陪都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金宣宗时期（1213年—1224年），金王朝逐渐走向衰微。贞祐三年（1215年），金朝大将蒲鲜万奴在东北叛金自立东夏国。同年四月，蒲鲜万奴“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兴定元年（1217年），“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

1233年，蒙古军灭东夏国，上京城也随之被蒙古军攻陷占领。元朝，上京城成为水达达路的重要城站，元朝末年曾设镇宁州。明朝，上京城成为通往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辖区的重要驿站和海西东水陆城站之一。

清朝，上京城彻底被废弃，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据民国时期的志书《鸡林旧闻录》载：“土人相传二百年前，城之楼堞，砖石砌成，草长苔封，甚为完固，嗣为阿勒楚喀副都统运去建筑阿城，古迹遂尽湮矣。”至乾隆年间，阿桂等人奉敕编撰而成的《满洲源流考》一书，始对金上京城有了大致明晰的认识和记述。清光绪年间，历史地理学者曹廷杰亲历阿城调查，结合文献，在《金会宁府考》一文中明确考证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的“白城”即为金上京会宁府故址。

金上京城的重新发现和确认，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日、俄等国学者多次对金上京城进行过考察和局部发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金上京城所做考古工作不多。20世纪60至70年代，多开展一些小规模的调查和勘测。1982年，金上京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世纪初，为配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大遗址保护工作，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对金上京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但考古发现和成果依然不多。

12年连续发掘，揭示金代都城布局与建筑特征

自2013年起，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金上京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本阶段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为了解金代都城布局与建筑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也为进一步推动金上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深化金代考古及中国古代都城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院落布局全景俯瞰（上北下南）。

经过12年的连续发掘，考古工作者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28平方千米，由毗连的南、北两城组成，平面略呈曲尺形，目前累计发掘的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金上京城外城城垣、外城门址、皇城及皇城外大街道路系统开展考古发掘，并重点对皇城及南城（内城）开展较为系统的考古勘探，探明了城址城墙结构，了解了皇城的建筑布局、特征和范围。

通过勘查确认，上京城外城有12座城门，结构特征大体相同。其中，南城南垣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具有显著的唐宋时期门址特点。门址门道及瓮城内有多层路面的使用情况，瓮城墙经过两次补筑修复；瓮城内东北角发现带火炕的房屋，具有特殊的居住使用功能。瓮城墙内侧筑有砖砌一类用于排水的特别设施，为了解金代城墙结构特征提供了新材料。

皇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大致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个部分，中部主要为宫殿区建筑，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分布在中轴线上，东部和西部主要为官署和宗庙区等。

皇城是整个上京城的核心建筑区，金朝的高等级建筑主要集中在这里。金上京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主要集中在皇城区域。2022年—2023年揭示的皇城东南部建筑址、皇城西南部建筑址结构清晰完整，建筑布局规整有序，有整体规划性，均存在早、晚两期遗存。结合两处建筑址所处皇城东南、西南角落的区域位置，推测可能是皇城内重要建筑址附属的府库类建筑。

▲兽面纹瓦当。

2024年发掘的第五宫殿址，是上京城皇城中路核心区首座经系统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皇城中路最后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整体居于中轴线偏东。根据大量出土的被烧焦的构件，推测该建筑毁于火烧。经初步复原表明，这是一座大型楼阁式建筑，具有多层高台基、用材等第高、重檐屋顶、满覆琉璃瓦等诸多高等级宫殿建筑的形制特征。其室内外铺地、柱网结构、屋面色彩的设计营造严整有序，层次分明，彰显了金代皇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主殿用减柱造，营造出大跨度的室内空间，反映出宋金时期楼阁建造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体现了金代高等级皇家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手法与建造逻辑。

通过对皇城区域开展的勘探发掘，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证实宫殿区建筑址的布局、性质及功能。宫殿区建筑采取门址—殿址依次排列组合的布局，外围有回廊分布；东西两侧建筑址由多个单元组成；皇城内建筑址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说明当时的宫殿是不断更新的。

通过考古勘探发掘，考古工作者还初步探明了南城内道路系统和建筑分布。上京城宫城内午门至南城南墙西门址之间存在一条中轴大街，该街与宫城内多重殿址处于一条轴线上，进一步明确了上京城宫殿址—宫城门址—御街—外城门址（瓮城）的轴线布局。

▲迦陵频伽釉陶塑像。

近一个阶段的考古发掘，为金上京遗址汇总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以及数千件文物。其中既有灰瓦、青砖等大宗建筑构件，也有铜坐龙、上京路的官印、腰牌、铜镜，以及窖藏铜钱、银器、瓷器、玻璃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器物。灰瓦有板瓦、筒瓦及瓦当，瓦当纹饰主要为龙纹，少数为兽面纹和花卉纹。其他还有套兽、螭首、迦陵频伽塑像等。大量的建筑构件造型别致，尽显皇家气派，同时也为断定金代遗物编年分期与特征树立了考古学标尺。

实证金源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上京城作为金王朝重要的都城之一，是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和缩影。其不仅是金王朝政权的象征，也是体现以女真人为主体的北方渔猎民族发展进程的物化标志。金上京城的规划和建造，与同时期以及前后不同王朝都城的营建均有着密切联系，这对于正确认识和实证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组成，城墙夯土版筑，城墙上筑有马面、角楼等，并有多个城门，有的城门外附加有瓮城。城垣外均有护城壕。

皇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平面为长方形，略呈东北—西南向，城垣为夯土筑。在皇城中部，有五重宫殿建筑基址整齐地排列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还有回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皇城南门两侧有两个高约7米的土阜，对峙而立，称为阙。两个大土阜间又有两个小土阜，各高约3米。大、小土阜间是皇城南门的3条通道，中为正门（午门），两侧为左右阙门。

这种“南北二城”和“皇城居中”的“回”字形布局特征，是金上京城融合辽宋都城形制的反映，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因俗而治”和“皇权至上”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具体表现，充分体现了女真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持柄人物故事铜镜。

▲龙纹砖。

同时，金上京遗址2015年出土的龙纹瓦当，内饰浮雕龙纹，龙首微扬，口半张，呈腾飞状；2018年出土的金代耀州窑刻花瓷盘，内壁刻花，并有一个“凤”字；2020年出土的金代持柄人物故事铜镜，制作精良，体现了金代高超的制作工艺；2024年出土的多件黄绿相间、带釉的琉璃构件（也叫釉陶），体现了皇家建筑的最高等级……这些都佐证了金王朝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

▲陶凤鸟。

作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上京城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其周围还分布有各类建筑遗址，并且互有关联。目前主要遗存发现有十余处，东部有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小城子遗址、半拉城子遗址；北部有团山子遗址；西部有金太祖早期陵址、孙家屯遗址、宝胜寺故址；南部有新民屯遗址、新民屯圜丘遗址等。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对于这些遗存的基本特征与性质，以及与上京城的关系等也有了新的认识。

遗址外东部的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规模宏大，东南朝向，主殿由正殿、露台、两侧挟屋和后阁组成。该宫殿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其规制和中国古代建筑制度中历代皇帝所用的至尊等级规模相合，其“朝日”郊祀性质凸显。

遗址外南部、北部及西部分布的诸多遗存，是探寻金朝祭祀天地和社稷等礼制建筑的重要线索。新民屯圜丘遗址规模大，形制特殊，应为重要的建筑遗存。据遗存的基本形制特征、地理位置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目前可认定该遗址是金王朝“拜天”礼祭之场所。

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金源故地，还有诸多宗教类遗存。文献中记述的宝胜寺及其故址的初步确定，是金代佛教流行的印证；宝严大师塔铭志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海陵王、金世宗时期佛教的兴盛。作为中国宗教文化重要代表的道教，在金代的上京地区同样得到快速发展与传播。松峰山道教遗存以及曹道士碑的发现，正是金代上京地区道教文化繁荣景况的印证。

金源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京城遗址及其周边遗存是金源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真实地反映了上京城以及金王朝发展的历史，对于深入探索金朝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互动关系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对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勘察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进一步发掘、探究。同时，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就是研究和利用，金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中，多学科归纳整理出的考古成果，也将为遗址公园的打造提供更多学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作者赵永军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金上京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本文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石建杭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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