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去世，张茜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有贡献没工作，主席：安排工作

1960年春天，吉林省文化局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便条，落款是“陈毅”。纸条上只有两行字：“张伯驹生活拮据，可否设法安置？此人可用。”宋振庭盯着那行洒脱的字迹，忍不住低声嘀咕：“得赶紧办。”这便是故事的又一个转折点。

陈毅为什么对张伯驹如此上心？原因得追到1957年夏天。那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明清书画展》里，两位年纪、性格相去甚远的男人相遇：一位是身着粗布长衫、神情淡泊的收藏家，一位是谈笑风生、军功显赫的元帅。展柜前，陈毅指着《游春图》说：“国宝得留在家里，先生做了大好事！”张伯驹谦声回应，却被这份率真打动，自此二人交情渐深。

得此缘故，张伯驹的往事，陈毅多少听过。张家原本富贵，父亲张镇芳曾任袁世凯女婿的近卫军统领。富家子弟常走官场，他偏不。同龄人买洋楼，他揣着银票满天下收书画。1936年他以四万元买下《平复帖》，这在当时足够在上海法租界买两幢花园洋房。有人揶揄他“败家”，他笑一句：“文物留下，人便不白活。”

抗战期间的绑架更显他脾性。被押走后，他竟绝食抗拒赎金谈判，嘴唇干裂也不松口：“金条我可以不要，字画不能卖。”八个月后，赎金压到四十万，他依旧缺钱，靠妻子潘素典当首饰才得脱身。朋友感叹他傻，他反问：“若失去文化，只剩灰灶俱焚的墙壁，图什么富呢？”

新中国成立，他把手里一百余件顶级文物统统递交国家。登记表上，他写下十二个字：留之社稷，免其流散，吾愿已足。随后却陷入另一种窘境——工作没了、户口冻结、粮票全靠妻子发工资接济。北京的冬夜刺骨，他常披一件旧呢大衣站在院子里发呆。陈毅得知后，把那张便条托人带到吉林，宋振庭立即拍板：博物馆缺专家，来就来，不用手续。

张伯驹犹豫了。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调动意味着离开北京的亲友，也担心给人添累。那年冬天，他终究没成行，理由只是“身体欠佳”。陈毅忙于国事，也没多催，却暗暗记在心里。

岁月飞转，1971年深秋，病榻上的陈毅已是癌症晚期。张伯驹写信问候，言辞极谨：“久闻兄体恙，惶恐未能代劳。”五天后，张茜回信：“仲弘身体欠安，念及旧友，已嘱总理过问你们。”信纸折痕深深，张伯驹看完心如刀割，“早知如此，岂敢打扰？”

1972年1月6日凌晨，电台里传来噩耗：陈毅逝世。北京的小胡同里，张伯驹呆坐在炭炉旁，一夜未眠。三天后，他写好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豪气犹存。裱好后，他托人送到八宝山。那幅字不在显眼位置，却被一个人注意到——毛主席。

追悼会当天，主席穿着睡衣外套步入大厅，扶着栏杆慢慢前行。走到那副挽联前，他停下，用湖南口音念了两遍，点头称好。随后问周恩来：“写联的是哪位？”周恩来答：“张伯驹，收藏家。”主席略作沉吟：“捐宝于国却无安身之处？”张茜正巧迎上前，轻声补充：“他们没工作，也没有户口。”主席抬手一挥：“要让这样的人有出路，你是总理，安排！”

指令一出口，再无人敢拖延。几天后，中央文史馆带着聘书和户口薄赶到那座破败四合院。工作人员笑着说：“过完年就来上班，待遇按副馆长。”老两口彻底愣住。张伯驹握着那张红头文件，喃喃一句：“真成了？”眼泪顺着皱纹滑下，他并不习惯在人前失态，只好侧过身去。

搬进文史馆宿舍后，他又拿起毛笔。八十多岁的手已微微颤抖，但《平复帖》研究笔记依旧写得层次分明。馆里年轻人常凑过来请教，他总说：“古人墨迹，先看气，后看形。”讲到兴头处，还会把自藏的残纸拓片翻给大家看：“别紧张，拿稳了。”这种随意反倒更显真情。

1977年，国家整理《法帖选粹》，缺《道服赞》的高清底片。张伯驹主动捐出，甚至提出自己校勘。有人劝他少劳心，他摆摆手：“能做就做，哪天写不动自然罢了。”那天下午，他坐在窗边核对拓印，夕阳照得白发发亮。旁人说那画面像一幅写意老人图。

1982年2月26日清晨，张伯驹在睡梦中离世。床头的小柜上放着一沓残稿，封面写着《历代书画断代琐记》。封页夹着一张纸，只有八个字：文物不朽，诸君勿忧。叶剑英、邓颖超等送来花圈，挽带上写着“国宝常在，斯人永忆”。

陈毅的那张便条如今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纸色已旧，字迹仍新。两位故人先后离去，留下的却是不易风化的责任感与决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