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后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才知，他娶她是另有所图，却无恨

被判死刑后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才知，他娶她是另有所图，却无恨。

天还没亮透，上海提篮桥那块儿，院里湿气重得很，墙根都泛着一股霉味，几个人押着个男的出来，脚上那铁链子哗啦哗啦拖在地上，身上穿的衣服也潮乎乎的，他就那么站着，头也没低，直勾勾瞅着前面，嘴角还挂着点笑，法警把枪一举，那男的突然仰头就笑，笑声在高墙里头绕，一个记者站得远远的，捏着相机，本来是来拍行刑场面的。

快门一按，镜头里那人跟要去赶什么场子似的，第二天照片就是头版，黑体大字印着“死刑执行”，可照片上那人一点怕的意思都没有，王孝和，国民党说他“颠覆政府”，三十来岁，就死在上海了，这事儿不是从监狱里说起的，第一次见他，是五年前上海一间小破屋，他坐下就问一个女的“你信神吗”，桌上就几样家常菜。

忻玉英，苏南来的，家里条件不好，到上海投奔未婚夫，俩人十年没见，他第一句话不是问她好不好，是问她“信不信神”，还问“你们村里头，有人骂国民党不”，那女的当时就懵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不信神，村里人都抱怨官府收粮收得太狠，那顿饭是组织上撮合的。

没过几天，又带她去见另一个人，戴个帽子在那看报，眼睛一直瞟她，很快他们就结婚了，这婚结得跟别人家不一样，她是个农村姑娘，他搞地下工作，结婚就是个任务，需要找个身家清白、性子老实的女的，给他打掩护，她就成了那个“壳子”，谁都没想到，后来最放不下的，反倒是她。

屋里摆着麻将桌，墙缝里塞着密信，王孝和白天是电厂的抄表员，一到晚上，屋里就坐满了人开会，邻居都传他身上总有股香水味，说他不是什么正经人，忻玉英听了一年的麻将声，可一次牌也没见人打过，丈夫就让她在门口望风，记下来来往往都是些什么人，她问过，他不说，她也就不问了，直到有天夜里，王孝和撬开一块墙砖，里头是个纸包，让她以后好好看着。

他们生了个女儿，叫王佩琴，那间小屋，外人看着就是个普通人家，自家人心里清楚怎么回事，国民党开始大抓捕，到处清剿地下组织，白色恐怖嘛，忻玉英生日那天，王孝和抱着女儿说“爸爸去上班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她当时肚子都老大了，满上海地找，最后是在提篮桥监狱见着的人，隔着铁栏杆，手上脚上都是镣铐，他想伸手摸摸她的头，铁链子一响，手又缩回去了，就跟她说“家里的东西该卖就卖，孩子送回你娘家带，谁来过，谁说了啥，一个字都别往外说”。

王孝和在牢里写了五十封信，一封是给组织的，一封是偷偷留给她的，怕孩子没名字，就起了个名叫佩民，姐姐叫佩琴，弟弟叫佩民，合一起就是“人民”，还怕她舍不得吃，信里写着咸菜要放点油，红蛋分给同监的难友，她就把这些信一封封缝进棉被里带回了家。

枪响那天，忻玉英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就在家里死等消息，上海解放了，她冲到街上，拉住一个解放军就问“你们认不认识王孝和”，解放军没说话，最后她就拿到了一张烈士证明书，她七十年没再嫁人，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有人劝她找个伴，她就摇头，“那是组织安排的，又不是他自己看上我”，又说自己没怨过，“那个年代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他能陪我这几年，已经算是缘分了”。

几十年过去，还是那间旧屋子，棉被里还缝着那五十封信。

有记者来采访，问她“你觉得当年是被骗了吗”，她就笑，说那个男人死的时候那么坦然，是因为他晓得自己没白死，她一个字不识，不懂什么叫革命，但她懂他不是坏人，后来，那床棉被，那些家书，男人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她全都捐给了烈士纪念馆，有人说她傻，她自己心里清楚，那些东西不光是她一个人的念想，那是这个国家好多人用命换来的东西。

王孝和连个坟都没有，骨灰也没要，国民党那边不让留下任何痕迹，尸首都没给送回来，忻玉英也没去闹，就说“他是为国家死的，人是国家的，不是我的”，她自己也没给他立个牌位，没设灵堂，说“太吵了，不像他的性子”。

孩子都长大了，女儿王佩琴开始到处找父亲的资料，“小时候最怕同学问我爸是干啥的，我只能说死了”，后来她才慢慢明白，她父亲不是死了，是去“点火”了，她跑了好多地方，一点点拼凑出父亲的样貌，在烈士纪念馆，她看到一封新解密的信，是临刑前写的，最后有一行小字，“结婚四年，没能好好待她，来生再还吧”，她在那个馆里站了很久很久。

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挺直腰杆活着，英雄的故事听得多了，都是打仗牺牲，都是大场面，可王孝和跟忻玉英，他们俩不扛枪，不喊口号，一个笑着走向枪口，一个用一辈子的沉默去回应，他们话都不多，可做的每一件事，都撑起了这个国家的骨架。

你要问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可能没有那种风花雪月的，有的是一种信念，在那个年代，好多人凑到一块儿，不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他们晓得，这条路一个人走不下去，你要是问忻玉英后不后悔，她还是会点头，不是说这个男人有多好，是她明白“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选择”，她陪着他下了注，哪怕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局会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