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 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序言

李约瑟

中国的创造精神

——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序言

题记：《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是英国学者R.坦普尔编著的科技史著作，2004年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曾任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同事，基于李约瑟授权及多年研究整理中国科技遗产，从中国丰富多彩的科技遗产中，选择出在时间上或科学内容上居世界第一的100个事例，以图文相配的形式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具体生动的介绍。本文为李约瑟博士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序言。

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序言（英文版上）

李约瑟

我热烈欢迎罗伯特·坦普尔编写的这部著作。此书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我编著的、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进行了精彩的提炼。我的这部著作将以大约25册出齐，其中有15册目前已出版或在印制中。

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非凡的发明创造能力和对自然的洞察力，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他们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他们现在却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此我即将在下面较充分地予以说明。近代科学只在17世纪兴起于欧洲，因为到那时最好的进行发现的方法本身才被发现；但是当时及以后的发现和发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赖于中国许多个世纪以前在科学、技术与医学方面的进步。

也许我应该叙述一下我是怎样涉足这一切的。我于1918年进入剑桥大学时，打算学习医学，主要接受的是生物化学方面的培养，而且专攻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在1931年出版了《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又在伯42年出版了《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BIOCHEMISTRY AND MORPHOGENESIS）。但我一向对科学史感兴趣，可以说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对我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一样多。我在1934年出版了《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三年后，我工作所在的实验室接受了几位中国科学家，其中有的是为攻读博士学位而从事有关研究的。我们成了挚友，而这对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我发现，我越是了解他们，就越是接受他们的思想，也就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兴起？第二，我学习了汉语。我学汉语是出于喜爱，这与为了通过剑桥大学东方学荣誉学位课程而学汉语大不相同。那几位中国科学家中一位名叫鲁桂珍的（现在早已成为我的主要合作者），1940年离开剑桥时就已和我约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我们“绝对必须做些什么”。

随后在1942年，要我以皇家学会代表的身份前往中国，结果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都待在那儿，担任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由于这个职务本身需要大量外出旅行，所以我有足够的机会了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我到哪里，总会遇到医生、数学家或工程师这些人，他们对其专业在本国文化中的发展过程有浓厚兴趣，而且能够告诉我应该读些什么书，应该买些什么书（如果能买到的话），等等。这使我获得了不寻常的指导，这恐怕是通过任何别的途径都不能获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花了两年时间组建自然科学处，以协助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48年我回到剑桥大学后，在我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静宁（王铃）的帮助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工作计划就认真地开始实施了。尽管我当时还是威廉·邓恩（William Dunn）爵士生物化学讲座教授，因而需要给研究生讲授许多课程，但我们还是在编写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对于这样一项任务，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现在这部著作已出版了15册，整套书预计至少可达25册。自从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宝库逐渐打开了！我的一些老一代汉学家朋友曾经认为，我们必定一无所获，但他们完全错了。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或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它们往往比欧洲类似的或引进的发明与发现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最早的钟表擒纵装置、可锻铸铁犁铧、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还是皮肤-内脏反射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1985年10月

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序言（英文版下）

李约瑟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的信念、任何星象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伟业所起的作用都要大。他认为这些发明的起源已“模糊不清、湮没无闻”，至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使这类世界纪录恢复了本来面目。

当然，带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西方人总是试图缩小欧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影响，但确凿的证据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例如，至今还被认为是8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首先建造的铸铁鼓风炉，与此前一个世纪中国的鼓风炉形式十分接近；迟至17世纪欧洲勘测人员和天文学家所用的一切磁罗盘才改指北为指南，而中国的指南针早已如此。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未能查清知识从东方传到西方所通过确切渠道。不过我们始终相信这样一种非常合理的推断：在世界某一地方出现的一项发现或发明，与在世界上遥远的另一地方后来出现的同一发现或发明，它们之间相隔时间越久，后者是独立发现或独立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小。

但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同意的话，一个难题就产生了：既然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如此先进，那么为什么科学革命、近代科学仅发生在欧洲呢？这就是我们称为“六万四千美元”的问题，还可以提醒大家，我第一次遇到1937年来到剑桥的中国科学家时，所强烈感受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事实是，在17世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揽子交易”，科学革命既伴随着宗教改革，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企业资本家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其突出特点是自然界的假说的数学化与严格实验的结合。所有古代的和中世纪的科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民族烙印，但是现在首次使用一种通用的国际性的语言来谈论自然界了，这是一种精确而定量的数学语言，是不论肤色、信仰和种族，只要受到适当教育，每个人都能使用与掌握的。实验技术也同样如此。这就像商人通用的价值标准。至于人们怎样看待在这一切当中起首要作用的因素，就取决于各自的背景了。如果是一位神学家，他可能认为是宗教改革起的作用；如果是一位传统的科学家，他自然认为是科学活动首先发生然后再推动其他活动；如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肯定认为是经济和社会变化起主要作用。与此肯定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因素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环境：欧洲的封建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欧洲是军事贵族式的封建主义：农民受到庄园中的骑士主人的统治，而骑士又隶属于城堡中的男爵们，国王则在王宫中统治一切。在战争期间，国王需要得到封建等级中下层贵族的支持，他们有责任为他召集指定数量的军队。

中国的封建主义与此迥然不同，早已被正确地称为官僚封建主义。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前3世纪）起，老的世袭门阀就被逐渐摧毁，而国王很快成为皇帝，借助于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统治，这种文官体系的规模和组织程度是欧洲那些小王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现代研究表明，中国的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增长；只是在其后期才强烈地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妨碍了像在欧洲出现的那种突破。例如，在8世纪初，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从事南北跨度约4 000千米的子午线弧度的测定。当时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派出一支考察队去观察直到南天极20度之内的南半球星宿。的确，也没有别人需要这样做。很可能，将来在对所有的古代文明，例如印度和斯里兰卡，撰写和收集其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时，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欧洲已获得了它们的遗产，产生了一种对地球上一切男女都有效的、普世通用的科学与技术。人们只期望：欧洲传统中在其他方面的缺点不要损害非欧洲的文明。例如，中国和伊斯兰的科学家做梦也未想过要把科学与伦理学分开，但在科学革命中，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终极目标”被抛弃了，伦理学被逐出了科学，事情变得大不相同而更加可怕了。就区分和鉴别不同类型的人类经验而言，这是好事；但如果为邪恶分子利用近代科学的伟大发现进行殃及人类的活动开辟道路，那就非常糟糕和危险了。科学需要与宗教、哲学、历史和审美经验并存；科学单独存在会导致极大的祸害。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和祈求，因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已经交由人类掌握的原子武器那难以想象的危险力量，能够保持在负责任的人的控制中，不能让狂人们将那种不仅会灭绝人类，而且会灭绝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危险力量施加到人类头上。

198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