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永远的怀念——记外庐先生

一、思考

作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学生的特点之一，就是他非常注重独立思考的训练，希望学生在科学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1957年在侯先生主持下，我们开始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著工作。记得在第一次编著会上就发生了意见分歧，侯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说：“对韩愈思想如何分析，会上有不同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取得一致，但个别人有保留。”是的，争论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参与此书编著工作的老一辈学者因住地分散，和侯先生的接触较少。我们几个年轻人就住在历史研究所，随时可以向侯先生请教。在如何分析和评价韩愈的思想体系(不是文学成就)问题上，我们和侯先生做过几次讨论。各持己见，毫无拘束。侯先生并没有先定调子。讨论之后，由侯先生总结，请杨超执笔写成韩愈的一章，最后由侯先生修改定稿。

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写过程中，关于社会史部分，侯先生的年轻助手们对他的封建土地国有制提出了一些质疑。侯先生很高兴，并不责备他们。他很重视这些意见。于是，助手们和侯先生研读《资本论》关于地租部分，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又对一些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加以分析。经过反复辨析，大家认为侯先生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而提出的学术见解。既然是学术见解，就可以讨论。经过师生间的探讨和研究，侯先生对“国有制”的含义和范围做了明确的叙述，他说：“我所讲的‘国有’即马克思所指的‘国家’(例如东方专制的帝王)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这是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韧的追求》)

平时，侯先生面孔有点冷峻，有人见了他，觉得他不容易接近。开始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后来我们在他领导的研究室里工作，随时可以和他讨论问题，逐渐有了这样的实感：哪怕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对他的观点提出尖锐的质疑，他也从来没有愠怒过，没有显露出不愉快的神色。“文革”后期，侯先生身体不好，我有机会住在他家近一年。有一次他对我说：“过去我和你们几位年轻人每隔两三天就要讨论一次学术问题，主要是要培养你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对我的观点，你们不要认为是我的学生，就全盘接受。你们要敢于对我的观点挑刺。”我是深深理解侯先生培养学生的苦心的。

我们师生间的文稿可以相互修改，侯先生鼓励我们这样做。我至今怀念和侯先生一起写书的美好时刻。那时，侯先生自己执笔写成的稿子送来，年轻人在他的稿件上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我们写的稿子，交给侯先生，一两万字，甚至三四万字，用不了几天，侯先生就把改稿送来。他改得很细，从内容到文字，从引语到分段，都做了详细修改。我们细读他的改稿，得益很多。侯先生平时很少给我们讲如何搞科学研究，然而，他通过和我们讨论问题，以及帮助我们修改文稿，亲切而又实际地带领着我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至今我仍能感受到当时读侯先生为我修改过的文稿后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愉快。老师呵，您是我们走上科学研究道路的带头人!

二、“游泳”

侯先生幽默地对我们说：“是到水中去学游泳，还是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根本不下水呢?”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只有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呀!”侯先生好像抓住了什么,笑了起来，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下水是要喝几口水的，不怕肚子疼吗?”我们知道他的话里含有深意。

三十多年前我不知道受到什么影响，总想有时间坐下来读几年书，做工作好像是浪费了光阴。我还有一个错觉：在工作中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不够系统似的。侯先生关于“下水游泳”的话正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呢。

1953年我到西北大学不久，学校便让我给文科学生开逻辑学的课。有一次我正在讲课，看到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先生站在窗外，他一直听到我下课。我带着紧张的神情问他讲课中有没有错误。他带着鼓励的语调说：“错误还没有发现，大体上还是清晰的，不过学例大都是教科书上的老一套。其实、关于逻辑的举例,实际生活中有的是,你可以找一找,这样，你的讲课可能会生动一些。”侯先生的批评一点不错，我的举例全部是从逻辑书上摘出来的，干巴得很。后来我根据侯先生的指点，给西北大学法律系学生讲逻辑学课，好像有了一点进步。

侯先生是“教书出身”,他二十七岁就在哈尔滨教书，老子的经济思想及其相关内容(后来写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就是他讲课的讲稿。后来，他又在香港从事过教学工作。他对教学工作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鼓励我不要脱离教学专搞科研工作，要我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一段时间他写书的任务很急，要我做些助手工作，于是根据他的建议，学校同意一年里有一半时间我在北京跟他写书，另一半时间回到学校教课。侯先生对我说：“你半年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带回去讲半年。”我确实这样做了，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一学期搞研究，再一学期集中时间讲课(同时讲两门课，再加上一点专题报告),这样效果还好。侯先生跟我闲谈，有时也有一些表扬我的话，比如：“你的文字写得比较清楚，这得力于你搞教学工作。时常讲课，要让学生听懂，你就得把讲稿写清楚，使讲话有条理。”有时候侯先生也批评我：“你写的东西太呆板，可能写教材写惯了。其实教材并不是刻板的东西，也是可以写得很生动的。讲课切忌呆板，要讲得生动些，使学生容易接受。”

有几年我们在侯先生指导下写书，工作量很大，真正是夜以继日地干。侯先生不断地给我们加码。一开始，我们心里没有数，自问：“能顶得住吗?”把加码的任务接过来，干下去，有了成果，交给侯先生。他看了笑眯眯地说：“行嘛!这就是我的培养方法：在水中学习游泳。我看你们刚能肩负五十斤，我立即加码到六十斤；你能挑起六十斤的担，我立即让你挑七十斤的。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工作中不断前进提高。”初时，我在“层层加码”的情况下觉得“苦”,但过不了多久，“苦”就变成了“乐”。如果没有侯先生的“层层加码”法和“下水游泳”法，也许我很久都不能独立工作。事过境迁，我回想起侯先生的这种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方法，感到有不少值得回味之处。

三、青年

侯先生很喜欢青年。他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几年间(1950—1958年。1953年他的工作重点已转到北京，很少来校),经常和学生接触，这是西北大学一些老人都记得很清楚的事。他时常在午饭时候到学生食堂去，和学生们谈心。在我的印象中，侯先生很少谈他个人的事，好像不善于谈心似的。西大的老人说：“侯校长谈心，不是谈他个人的事，而是谈他的学术观点。”是的，完全是这么回事。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氏族制的影响和家、室的意义，关于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关于豪强地主与庶族地主等的认识，都属于他的创造性的学术观点，曾经在西北大学学生食堂的餐桌上不拘形式地跟学生们讲过。1952年，我到西北大学工作，有时到他宿舍请教。他不谈校政，不谈个人私事，总是讲述他的学术观点。有时我不能理解，和他有点小小的争辩。他笑着说：“就谈到这里吧，等我想想再说。”

“文革”时期，侯先生由于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体日益衰弱，脑血栓病情严重，那时我住在他家，他经常对我说：“我想易地疗养。”我问：“您想到哪里去?”他很明确地回答：“我想到西北大学去，我很怀念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时间。”显然，这一个愿望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文革”结束，学校工作逐渐走上轨道，侯先生已瘫痪在床，别说到西安，连出家门一步也很难了。那时，我时常坐在他的床头，谈起西北大学的“旧人”。他总是说某某大学未毕业就调出工作，很能干，笔杆子很利；某某当时在学生会工作，组织能力很强；某某沉思不语，像个哲学家，很善于思考问题……谈的都是人家的优点。这些当年协助侯先生在西北大学工作的年轻朋友，在侯先生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也都已年过花甲了。我想说明，侯先生所赞扬的不仅是青年。他多次向我说，在西北大学，文科方面的傅庚生、陈登原、陈直、马长寿教授等都是学有所长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很大，西大文科的青年教师要依靠这些教授的培养。

侯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以后，他直接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录用了几位青年同志。侯先生敢于用人。当时李学勤是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因病离开大学，在家疗养。侯先生看了他写的文章，又做了进一步了解，聘他到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把很重的工作任务交给他。还有杨超，当时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同样病休在家。侯先生看了他翻译的文章，经过全面了解，也聘他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侯先生经过考核，又吸收了几位青年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侯先生重视培养青年，对青年从德、才两方面有严格要求，重视梯队建设，集体攻关项目从不间断。“文革”以后，侯先生已不能亲自执笔，但由于有邱汉生老先生的指导，这方面的著作没有中断。

四、自责

有这么一种误解：侯先生仿佛是一位颇为自负且缺少自我批评的学者。其实不然。作为他的学生。我们相处近四十年，我深感他是经常自责，并从自责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的。不过他的自责很少形之于色。是的,喜怒哀乐,侯先生总是深藏在心里，很少全然暴露于外。

1962年侯先生因失去老伴。心脏病发，住在北京宣武医院。我们几个年轻助手经常去看他。有—夜,他的精神好些,要我和他谈谈西北大学的情况。当时我是年轻教师，在学校没有兼任何行政工作，不了解学校的情况，我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侯先生带着惊讶的眼神看着我，缓慢地说：“我想谈我那几年主持西北大学校政，令我抱愧的是，有些事我未能实事求是地办，在运动中伤了一些朋友。”我问：“您指哪些事?”他说：“比如‘三反’,比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那时毕竟年轻，不假思索地说：“这些事和您没有关系，党支部领导，当时搞错的地方，后来都平了反。您在病中，最好不要想这些。”侯先生冷静地说：“我是校长，我怎么能没有责任?哪能像你讲的那么轻松?既然有过失，就要有认识，不能诿过于人。”侯先生的自责是深刻的，是真正的肺腑之言。

大约是1964年吧，侯先生率先研究方以智哲学，发表文章介绍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说，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影响。不久就引起一场批判运动，说“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侯先生开始有点紧张，对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了解。方以智思想中确有‘合二而一’的辩证思维，我这么看，杨献珍的文章也这么看，这错在哪里呢?”侯先生要我们把方以智的《东西均》整个再读一遍，然后对照侯先生写的分析方以智思想的文章，看看二者是否相符。我们仔细做了对比，觉得是契合的，没有什么毛病。侯先生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做任何自责。我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要坚持自己关于方以智具有‘合二而一’辩证思维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侯先生并没有因外界压力而有过什么自责一类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侯先生的自责是真正发自心底的对科学负责的自责，而不是一种虚伪的不真实的自责。

关于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还可以写许多话，以上一鳞半爪的记录，特别显示出侯先生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我现在只写这个主题，其他方面只能俟诸他日了。

（本篇选自张岂之著《春鸟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作为西安北大校友会成立40年纪念活动征文的特稿）

作者简介：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1946至1950年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到西北大学任教。曾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安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安北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