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政府关门不算新鲜事

美国联邦政府又一次站在了 “关门” 的悬崖边。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政府要花钱，必须先过国会这关 —— 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预算法案，总统签字后生效。

美国国会参议院 9 月 30 日先后否决两党拨款法案，约 75 万名联邦雇员停薪休假，不能离岗的军队及边境巡逻人员等其他职员暂时 “无薪上班” 。

美国是不是要完蛋了？

当然不是，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政府“关门”是常态，其他国家也一样，所不同的是，其他国家政府发不下工资不会广而告之，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不用通过这会那会，加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就OK了。美国不行，管它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一定要就临时拨款法案举行会议通过。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政府已遭遇 15 次停摆，2018 年那次最典型，共和党政府要给美墨边境 “筑墙” 拨款，民主党在国会坚决反对，预算法案卡了壳，结果政府停摆长达 35 天，几十万公职人员拿不到工资，

美国为何会有如此频繁的政府关门情况呢？

因为美国政府是一种权力分散的制衡机制，两党为争取民心各有各的视角，最后要国会来摆平，这就存在时间上的磨损，政府的效率降低了。

那么 ，一个权力分散的体制与一个权力集中的体制，单纯从效率上说，谁更有优势？

这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从一个政府完整的生命周期去评价。

权力集中的体制最典型的是前苏，权力集中于权威主义的个人，通过个人指令来实现整齐划一的宏大集体主义叙事，指令一旦下达，全国立刻动员执行，短期爆发力惊人。赫鲁晓夫上台后想解决农业困境，1959 年访美看到加斯特农场的玉米丰收后，较上劲了，当即拍板在全苏推广玉米种植。从 1955 年到 1962 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从 1000 万公顷飙升到 3700 万公顷，西伯利亚的农民被要求刨掉土豆改种玉米。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动员速度，是美国权力分散的制衡体制根本做不到的。

但这是短期优势，一旦计划固化，失去了市场经济价格信号，可能带来长期无法挽回的失误，这就是哈耶克为什么说动态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办公室的指令天然刻板，缺乏敏感度，只有当失败到来时，才会睁大眼睛。

玉米生长需要充足光照和温暖气候，苏联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美国 “玉米带” 的自然条件，西伯利亚的严寒更是让玉米大面积冻死。1962 年苏联玉米实际收获面积仅约 1800 万公顷，远低于计划面积，很多地区每公顷单产不足 1 吨，远低于美国等玉米主产国的水平，赫鲁晓夫也落了个 “玉米棒子” 的外号。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短期效率低，但避免了长期致命的失误。

20 世纪 50 年代，双方比拼航天工程，美国从 “水星计划” 到 “阿波罗计划”，每一笔预算都要国会反复辩论，研发方案得接受多部门监督，甚至民间科学家的质疑都能影响政策调整。整个过程吵了十几年，预算也改了几十次，短期进度远不如苏联。但这种 “慢” 换来了稳妥：没出现资源错配的浪费，最终在太空竞赛中站稳了脚跟。

一个权力集中的体制，短期高效，一个权力分散的体制，长期高效，因为有纠错机制；到冷战末期，两种效率逻辑的后果愈发清晰。赫鲁晓夫提出超美计划，20年内，工业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压倒美国，结果怎么样?

1990 年人均 GDP 仅 2748 美元，不到美国的 1/8。而美国虽屡屡因党争陷入政策僵局，却从未出现动摇国本的重大失误，经济和科技持续积累，1990 年 GDP 达到 5.9 万亿美元，是苏联的 7 倍多。前苏GDP与美国比，70年代追到了40%以上，到1991年解体，已经不足10%。

这场冷战里的 “龟兔赛跑”，最终以苏联解体落幕。

政府关门不可怕，这是权力分散下的常态，难的是如何找到短期效率与长期效率的平衡点，这大概就是罗素提出的历史悖论：权力分散的体制总是会被权力集中的体制干掉，而权力集中的体制又往往会瞬间崩溃，自己干掉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