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扎赫拉，我在伊朗长大

电影《喀布尔的女人们》

对于许多阿富汗女孩而言，她们的道路早已注定：在重男轻女的童年中长大，一生的喜悦只在当新娘的那天成为“一日女王”，然后重复着母亲生儿育女的命运。

扎赫拉，一个在伊朗出生，在阿富汗难民家庭中长大的女孩，也曾遵循着这个剧本。直到有一天，她打开科幻书，知道了在遥远的美国，有一群能复活恐龙的科学家。“婚姻不再是我追逐的梦想了……我向安拉祈祷，赐我一个充满故事与冒险的人生吧……”

然而，在伊朗，阿富汗难民的权利常因政策变动而朝不保夕。她被逐出大学课堂，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还因为国籍不断丢掉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刻，她又获得机会，重返学校。

今天单读分享入选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第二篇，《波斯王国不在了》，讲述（ 点击阅读第一篇）前，于伊朗与阿富汗之间挣扎求索的前半生。明天，单读将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本文获得单向街基金会“水手计划”支持。

波斯王国不在了

撰文、摄影：丁海笑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儿。在我们的文化中，生女不如生男金贵。所以当我诞生的时候，人们告诉我的父亲：‘你绝后了。’我想父亲对我——第三个女儿的到来是沮丧的。我还记得弟弟出生时的情景，人们在房子前的空地上宰羊献祭，当时的我既害怕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兴奋，纷纷向我父母道喜，而这些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扎赫拉说道。

在阿富汗的传统社会中，男孩的数量往往决定着家族的地位。儿子越多，父亲在族人中的威望就越高，越受人尊敬，女儿则不同。人们普遍认为男孩长大后可以替家庭工作，帮助家族脱贫、变得更有影响力。

“宗教也多少会鼓励人们生育，我记得许多谚语中都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拥有更多的孩子，安拉就会来帮助你。’阿富汗人的观念依然照旧，伊朗人倒是会进步些。”

扎赫拉与弟弟

去德黑兰周边的帕克达什特市安家之前，扎赫拉的父母在伊朗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四处打工，哪里有活干就朝哪里去，有阵子在帕克达什特，有阵子又在马什哈德。直到扎赫拉出生后，一家人才逐渐地安顿下来。

彼时的他们一贫如洗，住处是由农场主提供的劳工房。要住进这种房子，全家老小都得下地干活，靠种地抵房租，要是搬去别处，就得真金白银地交租了。农场主不用支付工钱，就能让这些阿富汗人扎在土地上，无偿地替他们耕种。那些作物大多是伊朗人三餐里常见的香料或者沙拉菜，比如罗勒、香菜、番茄、黄瓜、哈密瓜、甜瓜等，根据季节轮种，供应德黑兰的餐桌。

他们所住的土坯房不过是临时居所，盖得十分粗糙，泥砌的墙面凹凸不平，结构也很不规整。一排房子有八九间屋，有的住一户，有的住两三户，十几口人挤一间。只有一盏灯，那已是全部的电器。整排房子共用一个水龙头和一间厕所。

“我们全家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那个房间既是客厅、厨房，也是卧室，有时连我祖父、叔叔也住在一起。”

四弟出生两年后，母亲又怀孕了，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从出生那天起，两个孩子就疾病缠身，其中一个被诊断为先天性脑瘫，只能终身坐轮椅，吃饭、起居都需要照顾。父亲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不得不进厂打工，以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母亲又怀上了第七个孩子。

“童年让我最怀念的是色彩，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像黏土一样灰暗——没有色彩，没有装饰，没有任何鲜艳的东西。唯一的彩色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布头，那是母亲缝纫时留下来的，或者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将它们做成玩偶……”扎赫拉将石头做成娃娃的脸，树枝做成躯干，将五颜六色的碎布裁成小衣服。

“等我长大一点后，他们告诉我，我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我是女孩，女孩不应该玩耍，她们应该为组建家庭做好准备。玩耍、爬树，甚至跑步，对女孩来说都是不好的……因此我总是嫉妒我的弟弟，因为他们才是被关注的焦点，我却不是。”

“唯一能让女孩们高兴的事情，是我们成为新娘的那一天，那一天的你宛如女王，拥有自己的婚纱、化妆品和一切专属于你的物品。所以小时候的我总是爱画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碧眼、金发——我从来不喜欢我的黑头发。”

一个又一个弟弟出生后，母亲要同时照料七个孩子，忙得顾不过其他事，扎赫拉五岁便学会了读和写，替母亲完成了政府扫盲班的所有作业。到她入学前，已经能通读小学课本了。上学对她来说无比乏味，唯一有趣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那里让她发现在自己的村庄之外，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界。

扎赫拉读到的第一本书是《侏罗纪公园》，她从书里得知，“有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家，那里有一群被称为科学家的人，他们能让恐龙复活，可以驾着汽车和直升机自由穿梭……”

从学校回家是一段漫长的路途，她边走边读，完全沉浸在书里的世界，差点被车撞到。妈妈半开玩笑地说：“将来你要是嫁人了，娶你的人不用准备婚戒，只要一个书架就足够了，让你念书给他听。”

她对那些科幻小说尤其着魔——“未来的人类会发生什么？他们是否仍然会像我们一样的贫穷？或者世界会变得人人平等，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人类能否到月球旅行，潜入海底，钻入地心？”

三年级的绘画课上，扎赫拉画了 UFO，“这是银河系中的不明飞行物”，她告诉老师。老师却问她为什么不能像个正常孩子一样，画一栋房子、一棵树和一个家庭？因为她已经知道：外面还有一个辽远的世界，那些她未曾去过的地方藏着更多、更有趣的事物。

“我一本接着一本地读我能找到的书，除此之外，我的童年太无趣了。你只能等啊，等啊，等到你长大了，等到有一天结婚，成为那一天的女王，然后生儿育女，就像我妈妈的命运一样。自从读书之后，那便不再是我追逐的梦想了……于是我总是在向安拉祈祷，赐我一个充满故事与冒险的人生吧……”

从小学到中学，扎赫拉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成绩名列前茅。当她逐渐长大，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别的同学家里有电视机，自己有单独的房间？她开始为自己的原生家庭感到羞愧，时至今日，这种自卑感依旧困扰着她。

扎赫拉高中毕业仪式视频截图（左一为扎赫拉）

当时伊朗的学制是五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毕业后上一年的预科，再参加春季的大学入学考试。2003 年秋季的一天早上，预科才刚开学，扎赫拉正在上课，一位女老师突然闯进来，声嘶力竭地嚷到：“谁是那个阿富汗女孩？”她故意把“那个”一词说得很重。

“我是。”扎赫拉低声回答，她是班里唯一的阿富汗学生。女老师神情冷漠地说道：“你不被允许上学。”

“突然之间，构成我身份的一切都被剥夺了——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当个好学生，而他们把我赶了出来，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

阿富汗人向伊朗的迁徙之路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开放边境，接纳了大批阿富汗难民，给予其有限的公民权利。1990 年代中期塔利班的崛起，及本世纪初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又导致有更多的难民逃亡到伊朗。目前生活在伊朗的阿富汗人已达数百万名。伊朗政府的朝令夕改，导致其对阿富汗难民的态度也反复无常，这多缘于国际局势的风谲云诡、善变的政府和恣意的民众。

扎赫拉一家较早地取得了伊朗的临时居留卡（Amayesh），根据欧盟庇护署（EUAA）的研究报告显示，持卡者享有极为有限的教育、医疗和指定领域（通常为基础性劳动行业）的就业权，但未经允许不可离开其登记省份，也不得申领驾照和银行借记卡（截至 2021 年）。居留卡需每年续签，逾期可能面临注销、拘留甚至遣返的风险。

伊朗尚无明文规定阿富汗难民子女的教育权利， 导致适 龄儿童一部分进入伊朗的义务教育系统，一部分进入阿富汗定居点的自治学校（后逐步被政府关停），其余儿童被迫辍学。高等教育机会更是严格受限， 2003 年，伊朗通过一项针对外国国民的教育政策，最大程度地限制了阿富汗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参加大学预科课程。

在老师宣布新政的第二天，扎赫拉还是去了学校，她坐在熟悉的教室里，却已不再是学生，她只是一名未经许可的旁听者。老师有时禁止她进入教室，有时默许她来听课，但测试时不收她的试卷。周围同学对待她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她才逐渐地面对现实——她必须去工作了。

她干过制鞋、理发、美容、服装销售、食品加工、给家居雕像喷油漆……许多工作短到连她自己也记不得了。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干了五年，制作“芒托”（一种黑色的穆斯林女性服饰），她被允许居家完成。她常会突然丢掉工作，和其他失业的伊朗人不同，这并不是受到伊朗的经济问题——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而是她的国籍——阿富汗。

而自 2007 年起，伊朗便不再派发临时居留卡给新申请的难民，而那些新抵达的难民大多非法滞留在伊朗，不能工作、上学，随时面临被捕和遣返回国的风险。

她记得在制衣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工友阿里出去买东西，她却再也没能见他回来。原来阿里因为没有合法的证件，被街上巡逻的警察带走，要将他遣返回阿富汗。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等的命运。

伊朗工地上的阿富汗少年

在辍学两年后的一天，姐姐回家后对扎赫拉说道：“你知道你可以重返学校了吗？”当时扎赫拉还在食品厂里上班，听到消息后，她只是淡淡地应了声：“挺好的，帮我报名吧。”第二天姐姐回来告诉扎赫拉：“学期结束了，明天将是你的首场考试。”

尽管辍学在家，但扎赫拉从未放弃过学习，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复学后的第一场测验。她半工半读，两年后，被伊朗的顶尖学府德黑兰大学录取，那是每个伊朗孩子都梦寐以求的大学。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她的手上还缝着衣服。

“我仿佛刚从最艰难的处境中爬起来，转眼就跃上了云端。”她为这迟来的喜悦感到一丝失落，人生仿佛跟她开了一场玩笑，在她被生活重塑了自我的时候，上天却又还给了本应属于她的东西。

扎赫拉的人生似乎即将迎逢一丝的转机，而命运的河流不止，终究将扎赫拉一家推向了不同的彼岸。

随着阿富汗的战事趋缓，新政权对境外的阿富汗侨民不断地抛出橄榄枝，希望大家回国参与新阿富汗的建设。毕竟这是一个由海外流亡者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伊朗也和新阿富汗达成协议，鼓励难民们自愿遣返。

伊朗出台了一项新规，阿富汗人只要放弃其难民身份，返回阿富汗取得新阿富汗护照，就能以留学生身份入读伊朗的大学。

“于是在 2010 年，我第一次被‘送回’了阿富汗，我说‘送回’其实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阿富汗。”

为了能进入德黑兰大学，扎赫拉去了趟赫拉特，取得了阿富汗公民身份，申请了新阿富汗护照，正式地成为了一名“阿富汗人”。

不过，扎赫拉入籍阿富汗的代价，也意味着她主动放弃了难民的庇护权。留学签证一年一签，男生必须返阿申请，女生则可以在伊朗的基什岛（Kish Island）办理。完成大学学业后，扎赫拉将不能以难民的身份继续留在伊朗。对于未来，她的前途未卜，可能随阿富汗动荡的局势而随波逐流。

扎赫拉虽在伊朗长大，会讲一口纯正的波斯语，却逐渐和其他的外籍留学生走到了一块——尽管处境上有所不同，但她们惺惺相惜，通过说波斯人的小话或揶揄身边的男性，来交换彼此的友谊。在她的眼里，自己从未真实地生活于这片土地，而是抽离的，有意无意地被排除在“伊朗人”的范畴之外。

大学彻底改变了扎赫拉。她开始质疑过去的一切，开始思考“我是谁”“想成为怎样的人”。当她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一切为之变幻，她觉察到内心深处蕴藏着对诗歌、艺术及文化的热望，以及旅行，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而就在那时，我正好碰到了你——你活成了我梦想的样子。当时的我，梦想着环游世界，跟不同的人交谈，学习陌生的语言，观察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也许再将这些见闻书写成文。而眼前这个跟我同龄的家伙，竟然过着我魂牵梦绕的生活，或者说，他正过着本该属于我的人生。我不知他是否知晓，或许我该告诉他，我曾如此地嫉妒他，但我没能说出口。你背着行囊无所畏惧地浪迹天涯，虽然我知道你也有所惧，但如果是我，我至少不会害怕。我像是困在笼中的囚鸟，而你却是自由翱翔的飞鸟。”

作者在伊朗搭车的旅途中所摄

大学二年级时，她便辞去制衣厂的工作，开始兼职为企业翻译英文信函，收入不算丰厚，但可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昔日的工作经验也为她的生活带来了益处，发型可以自行设计，还能亲手为自己量体裁衣。

可她的兄弟姊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大姐在 13 岁那年，接受了一位同族男人的求婚，那个男人承诺将支持她念完大学，但婚后即反悔了，她不幸沦为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14 岁怀孕，生育了四个孩子才得到一个男孩。二姐患有天生的肺疾，对念书也不感兴趣，至今未婚在家，靠做些简单的手工活谋生。

某天，读高中的弟弟放学回家，宣布要跟朋友一道偷渡去土耳其。父母一辈子都在逃亡，从阿富汗到伊朗，他们深知那都是些什么日子，现在总算是安稳一点了。房子虽小，但好在一家人团聚，孩子、孙子也纷纷长大、成家，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最小的弟弟却不懂得这些流亡的苦楚，走的态度很坚决。而他的父亲当年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似乎是烙印在家族血脉里的宿命，历史总在重演。

“这个家总是在吵架，每个人都争论不休，各说各话，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扎赫拉说。但母亲偏爱自己的小儿子，赌气地说道：“我的孩子要走，我也要跟着去。”

扎赫拉清楚地知道，阿富汗人在伊朗没有未来，永远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力气为生，朝不保夕。她果断支持弟弟的决定，从工友那里打听到了蛇头的信息。不到两周时间，这个家庭便各分东西，从此骨肉相离。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不得不做一个残酷的抉择——谁该离开，谁该留下……”

大姐的丈夫比她大十几岁，患有中风，需要她独自撑起整个家；二姐是个裁缝，事情来得突然，舍不下家里的衣服；扎赫拉不想放弃学业，而且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四弟在德黑兰的一所农业大学念书，是除父亲外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他要留下来承担照顾姐姐的责任，而且如果计划失败，只有他有资格去出面跑关系。

最后，扎赫拉的父母决定带上一对双胞胎弟弟——其中一个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无法正常说话和走路。他们先到了乌尔米耶，与那里的蛇头会合。伊朗与土耳其之间群峰林立，全是危险的山道，为了提防边境线上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只能昼伏夜行，还得轮流背着残疾的弟弟，攀爬崎岖的山路，经过整整两周的艰苦跋涉，才终于抵达了土耳其。

一到土耳其，他们就直奔联合国难民署，申请第三国的庇护。七年之后，他们被美国接收。而她的四弟后来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先随一群非法移民流浪到了希腊，在街上睡了好几个星期，又辗转到了德国，在难民营里待了数月，最后到达西班牙，获得了公民身份。

“我记得那是 2012 年，是我人生中最晦暗的一年，也就在那一年，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情……”

扎赫拉刚过完 26 岁生日的那个周末，从姐姐家回到德黑兰，在她租住的“家”附近——位于德黑兰城乡之交、密布着黄灰色块建筑的区域，被四个陌生的伊朗男人当街拦住。

“他们可能喝醉了或者嗑药了，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国度……他们开始碰我，我咒骂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发疯一样殴打我……”

光天化日之下，四个男人在大街上用随手的木棒轮番对她拳打脚踢，他们看上去有三四十岁，眼睛里充满着仇恨的情绪，叫嚣着波斯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围观的伊朗人里没有人出来制止，也没人敢伸出援手，他们只是冷漠地、似笑非笑地冷眼旁观着，有人甚至在用手机拍摄下这血腥的场面，嘴里嘟哝着从未见过男人对女人施暴，兴许能传上 YouTube。

“我掏出手机想报警，他们就把我的手机砸了，又将我所有的东西都毁了。只有一个老妇人过来想帮我，结果被他们一拳用力揍过去，把她的半边脸都打青了……”

暴徒离去后，扎赫拉在那孤立无助地躺了几个小时，没有人上前来。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惊恐绝望地走向警察局，该向谁求救呢？她想到半年前扔下她、偷渡去土耳其的父母，他们或许也自身难保。没有人可以依赖，她只能拨通了一个最熟悉的室友的电话，让她取来自己的护照，交给面无表情的警察。几个警察用猎奇的眼神扫视她，不屑地瞥了一眼她的护照：阿富汗。顺手便将它扔出门去，用波斯棒（Persian Meel）一般的警棍指着她，厉声地说道：“滚！”

滚，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她又能去往哪里呢？去依靠她已成家的姐姐？去找那半工半读的弟弟？或者去投奔刚刚被土耳其政府收纳、不用再露宿街头的年迈的父母？还是继续回到自己住的那条街……“不！”这辈子也不想再回去。

她想到了死，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作为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后裔，早已习惯在寒风中、在冷嘲热讽的夹缝中艰难地活着——“在那之后，我开始受到心理创伤，感受到人们是多么的麻木不仁。我开始变得懦弱，变得不够坚强，不再足以支撑自己……”

当她第一次向我倾诉这些时，浑身颤抖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放声哭泣。那时她已经四个月没有回家了，即便是那个简陋得只够容身、仅有过几年残碎回忆的暂租房。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她就一直更换着住所，躲避着警察、流氓、小偷、种族主义者无处不在的骚扰。她说她害怕直视陌生人的双眼，那会让她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即便是在行驶的列车上面面相窥的乘客，也会让她感到恐惧。

我静静地听着，偶尔补充几句看法，但大量的时间里，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像一个偶然窃听者一样忐忑不安。我们谈话的基础是不平等的，并非像两个初涉世事的小伙伴在分享彼此的秘密，因为与我身体上的流浪不同，她是国籍上的流浪，是这个世界的流亡者。

在德黑兰，人们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的经济制裁——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与原本交好的美国决裂，从此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张倨傲的古波斯面孔上都挂着一副气馁的神情——“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过着近乎赤贫的生活。”

德黑兰贫民窟

然而，人人都渴望逃往美国。我碰到过一位年近五十、事业有成的医学教授，他终其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移民美国，为此他孤注一掷，花光了所有积蓄，却还是被美国拒之门外。在一遍又一遍的挫败之后，他有些悲壮地对我说道：“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在夹杂着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后，波斯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异国、异族、异教徒持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越是敏感而谨小慎微的人群，越是像刺猬一样将自己蜷缩起来，这些刺猬也随时可能变作伤人的自大者，去挤压更弱小的群体。

“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是羊。”扎赫拉作了这样的比喻。在男尊女卑的伊朗社会中，性别问题是除族群、身份之外困扰她的另一难题。那时，她的内心充斥着灰色的世界观，就如同笼罩着这座城市的尘雾一样。

在伊朗，限制像沉重的枷锁，束缚无处不在。男女朋友的关系被严格禁止，男人和男人牵手可以，但男人和女人则不行，连一同上街也会受到管束。扎赫拉和弟弟曾在街上被警察拘捕，警察将他俩关押在不同的房间，盘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姐弟？怎么证明！”而后警察做了一项愚笨的调查，分别询问他们父母的名字，看是否对得上号。五年过去，扎赫拉谈起此事时仍心有余悸，更对警察事后未曾道歉而感到耿耿于怀。

我时常会因为拍到街上的妇女而遭到喝止，细问其原因，竟然是她的丈夫不允许。扎赫拉有一位已婚的大学室友，由于恪守着丈夫的命令，从未和男同学说过一句话。上学与生育也须经丈夫的同意，许多女人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试图逃离这个国度，法律甚至允许丈夫因此而拘留自己的发妻。

在德黑兰的街头，穿卡多尔（Chador）的已婚女性双目中掺杂着说不出的复杂讯息，不像友善和慈祥的眼神，也不是嫉恨与恐惧，更多的是躲避你不礼貌的、好奇的注视，让我觉得德黑兰的冬天格外寒冷。

德黑兰街头的女性

在伊朗法律里绝对禁止的婚外情，现实生活中却对男性网开一面。当法的解释权偏向男人，自然会设置更多的自我免责条款，为自己的过失开脱。再者，在冲动面前，没有戒律可言。

在扎赫拉做秘书工作时，一个周末，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提出与她发生关系，在她严词拒绝后，也因此丢掉了工作。更令人忿忿不平的是，第二天早上，竟然是老板夫人打来电话，用责备的口吻说道：“你是像蛇一样勾引我丈夫的女人。”

那次对话的两年前，扎赫拉为了获得伊朗留学签证，曾去往阿富汗边境城市赫拉特，这是她第一次踏入她的祖国。在她的印象中，阿富汗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城镇，是比伊朗更保守的国度，享有更少的自由，宗教冲突也屡屡发生。

她在一位女性朋友家寄住了五天，朋友和她的丈夫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同学，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十分美满，让扎赫拉非常羡慕。丈夫是个名义上的女性主义者，曾写过几篇关于阿富汗女性地位的论文，但这并不代表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么想。五天后扎赫拉回到伊朗，这个美丽的谎言便被揭穿了。

扎赫拉接到朋友丈夫悄悄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她求婚，让她做他的第二任妻子。后来，她的朋友对丈夫手机上的陌生号码产生了怀疑，打来电话反复追问。扎赫拉却选择了对自己的朋友缄口，她不想伤害任何人。但她明白，这样的婚姻就像稻草，有一天随时可能引火自焚。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的丈夫提出想和她一夜情，她生气地拒绝了，并质问他，既然你爱着你的结发妻子，为何还能有非分之想？男人却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可以对妻子不忠，但反过来则不行——这在逻辑上似乎并不能成立，若天下女人都为自己的丈夫守身如玉，那又从哪里能找到偷腥的“猫”呢？这样便存在一个偷情的世界，同性之间、邻里之间相互隐瞒，彼此心照不宣地，活在真实的谎言中。

当我问扎赫拉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的时候，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前扎赫拉和同学前往伊斯法罕旅行，只有匆匆两日，离开德黑兰仅 414 公里，但这却是她一生中唯一可以谓之“旅行”的经历。

当她看到伊斯法罕郁郁葱葱的树木、漂亮的绿色屋顶，特别是见到那些“笨拙、势利”的本地人将她们当作外宾、在她面前手足无措地说英语的时候，她一刻也无法停止欢笑。她仿佛忘掉了烙印在她身上的民族印记，她的长相、肤色、口音，一些本不该被附加的身份。一个与我同龄的、经历并不简单的女人，幸福感竟然来自于一种错觉。

“我喜欢你，就像喜欢茶。”（注：“茶”在波斯语中，是一种对中国的隐喻。）扎赫拉微笑着对我说，她的脸贴近出租车的椅背，轮廓随着街灯的光线晃动，深棕色的眼睛里透露着迷惑与渴望的讯息。我想，这是来自另一个陌生星球的信号，但它并不陌生，因为在夜空下抬起头便可见到它的星芒，不过那好似来自几万光年以外。（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我仍无法理解那句无意的话的确切涵义，也从未向她求证。）

“那天第一次见你，虽然只有匆匆的半日，但后来我回到宿舍，突然止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那让我清醒了一阵，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说我真的爱旅行，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深呼了一口气，窗外又恢复到无边界的黑暗背景，沉默了良久，大脑里一片盲白。我们都是流浪在异乡的游牧者。而对她而言，旅行或许只是为了离开吧。

（未完待续）

编辑：王泓鑫、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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