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上过半年私塾的他，是怎样成为哲学大师的？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十力”者，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用来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熊十力把这两个字取来做自己的名字，在著作中直接署名为“熊十力菩萨”，足见其豪情。

多年后，他的弟子牟宗三回忆初次得见恩师时的场景：“我去到时，他们全在座，只有我一个青年人，我当时穿了一套新衣服，很整齐。当时我只坐在一旁吃瓜子，他们在谈，谈的是儒释道，上天下地的，当时以李证刚先生及熊先生谈得最多，他们所谈的我并不十分懂，也没留心，在这时忽然听见熊先生发狮子吼，叫起来了，他把桌子一拍，说：「讲先秦诸子，当今只有我熊某能讲，其它的都是胡说！」这忽然一叫，很易惊人，真是振聋发瞶，熊先生便有这本事。”

熊十力有狂傲的资本，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摄道释、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学说影响深远，后来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高足。

从革命到革心

01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向上三代家景惨淡，田无一陇，地无一方，不是出卖苦力，就是在蒙馆教书。他的父亲通晓经史，却不肯参加科举考试，以在外教书授徒为业。

熊十力天分极高，从小不仅过目成诵，表现出惊人的记忆能力，且对答如流，好学好问。十岁时，父亲教他读《三字经》，他一天就能倒背如流。学四书时，他的领悟比同龄人明显要深刻得多。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父亲发现这点后，便嘱咐他“含蓄为佳”。

十二岁时，父亲生了重病，临终前留下遗言：“穷于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与意志。”这一番沉甸甸的嘱托，让年幼的熊十力记在了心里，因而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

不久母亲也郁郁而终，熊十力只能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后来，长兄担起家务重任，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的私塾就读。从小博览群书的熊十力，向往狂狷之士的洒脱自由，喜欢日光浴，经常裸体而行，因难耐约束只读了半年就离开了。

在此期间，熊十力看到关于维新变法的论文，心中陡然升起关怀国政的冲动。随后加入了日知会、同盟会，还在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宣讲工作，想通过发表集会演说来拯救世道人心。他认识到救国之根本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

武昌起义胜利，光复故乡时，他写下“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八个大字，口气之狂傲让人咂舌。

后来，护法运动的失败，目睹时局维艰，社会动荡，党人竞权争力，结党营私，熊十力失望至极，决心一心从事学术。在《十力语要》中他讲到：“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02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学生眼中，熊十力是非常热情、非常健谈、非常直率的。他不仅鼓励学生发表新见，不必与教师雷同，而且处处为学生的实际生活考虑。

任继愈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中回忆说：“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

熊十力致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信札

牟宗三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回忆道：“北大的学生都嚣张得很，根本不常去上课，先生讲什么，学生都不听。而且不上课已经是很客气的了，那时北大的学生会权威性很大，每学年开始，要聘先生，须预先征求学生会的意见，问学生要些什么先生来教课，然后去请回来，十分开明......没有一个先生敢对学生说你不对，没有敢教训学生的......我有一次去看熊先生，他并不是跟我谈这些，亦不批评这些，但每当一个青年人来，他都马上给你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你懂，你其实不懂！为什么说我不懂呢？我觉得我懂得很多呀！平常哪有一个先生说学生不懂呢？熊先生便敢说你不懂，你现在懂的不算数。”

熊先生曾告诫弟子：“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多年后，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回忆初次见面请教时，向熊问学，熊让徐先读王夫之的著作。嗣后，徐拜访熊，熊问其心得，徐言王夫之的不妥当处。熊骂道，你个不成器的东西，读书怎能只看别人短处，倘只看短处，又如何吸收他人之精华呢？这一骂，骂得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让他最终在学术上立了起来。

熊十力亦非随便骂人的，在与牟宗三的信中，他自道：“吾好骂人，只可骂其能受骂者。如其非器，虽不忍，又何可遽骂耶？”

人不可无孤往精神

03

熊十力一生敢于坚持真理，不论对方身份高低，也不计较自身利害。

《新唯识论》出版后，他遭到佛学界人士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临终前师兄弟也不许他前往探望。

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常与同乡废名论辩佛学问题，一次吵成一团，动手掐架，直至在地上打滚，众人劝解后才得以罢休。再相聚时，两人又可以相谈甚欢，宛若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同事吴雅晖、李石曾等人组织了一个“八不会”，入会者须遵守八条戒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吴、李认为熊十力安贫乐道，一心求学，是“八不会”的当然人选，要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八不’还要搞个组织，这是结党营私，我加个‘不要组织’，我要来个‘九不’。”因此没有参加这个“八不会”。

49年后，熊十力笔耕不辍，写下了《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等书，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在寓所，他自写了一副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孜孜以求的他不曾忘记心中的理想。

文革期间，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1968年，熊十力采取绝食的方式抗议，5月23日，最终因绝食导致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他的弟子徐复观评价说：“近百年来，反对中国文化的固然蚊声成雷，但口头赞成中国文化的也未尝完全绝响。姑不论各人的造诣如何，在基本态度上，有谁人能像熊先生投出其生命的全部以为中国文化尽其继绝存亡之责。许多人是把中国文化当作个人利禄名誉的工具。当中国文化与其个人的利禄名誉不相容时，便立刻歪曲中国文化，践踏中国文化。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上的一切，以阐发中国文化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所以，熊先生的生命，即是中国文化活生生的长城。他生命的终结，不能不使我感到这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另一个弟子牟宗三也感叹道：“我们这些人都有俗气，都未能免俗。免俗是不容易的，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有什么大名誉，大学问，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上看，从他们的生命格调上看，都是些俗人，更不必说一般人，一般人哪能免俗呢？什么叫“不俗”呢？把俗与不俗分辨开来也不容易。陆象山说韩退之就是俗，像程明道、程伊川那样，方为不俗。二程才做到一个“不俗”，而这在陆象山看起来，已算是不容易的了。

你们可在这点上看。什么叫俗，再粗浅的说，就是任何人都有无聊的时候，无聊便是俗。人见面时都有无聊的话，敷衍的话；诸位有些是见过熊先生的，你看熊先生有无聊的地方没有呢？没有！这就不容易。不管你什么人来，他就照他那一套来讲学。就是居觉老，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他来，熊先生也照样讲这一套，不管你听不听。不管你是将军、总司令、商人，乃至任何人，只要来，熊先生便讲他那一套。这是绝对忠于形而上学，绝对忠于道体。任何人来都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

依我们看，对一个做生意的人讲这一套有什么用呢？不可与言而言谓之失言，但熊先生没有所谓失言，他都讲。小孩子来，便教训他要好好念书；党国元老来，也一样教训他。他没有敷衍，没有无聊。“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无聊敷衍。这个一般人谁能免呢？我所认识、接近的人，不论前辈、平辈、后辈，能免于无聊的人很少，几乎没有，就只有熊先生。这就是真实，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熊十力自谓：“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