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艳绝伦的纸上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学” ——读《三星堆现场》

文 | 刘火，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刘火，本名刘大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有当代文学评论集《破壳的声音》、散文集《缅怀清苦》、《独自行走》，文史随笔集《风月原本两无功》、《叙州旧迹》，“金学专著”《瓶内片言——刘火说〈金瓶梅〉》、唐诗研究《唐诗琐议：地域辨识与鉴赏流变》、中西比较文化集《茶的力量》等多种出版。当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曾获“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巴蜀文艺奖”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书价238.00元

在读《三星堆现场》前，我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如果要做一本三星堆的文物集图谱，那将如何做？一个持续五十年热度的三星堆遗赴、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三星堆发掘的宝物，一个已经发掘出20000多件、修复已多达4000多件的三星堆宝物，将如何集于一本图书上？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翻开并一页又一页（共348页）仔细阅读《三星堆现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下简称《现场》）时，所有的疑惑被解开。全书共分七编：一、古蜀雄风—青铜雕像群，二、陷入天堂—青铜面具系列，三、至尊至贵—其他青铜器，四、吹影镂尘--金器系列，五、温润而泽—玉器系列，六、含山吞海—象牙海贝与陶器，七、再惊天下—新出土的青铜器。七编的设制，既照顾了三星堆发掘出土的时间表，又照顾了三星堆出土器物的类别；既着重了三星堆出土最多也最具三星堆文明的青铜器，又以相当的编章突出了三星堆另一重器金器。七编的设制，就其编目名看，《现场》还隐含了三星堆的作为中华文明的早熟文明之一的生产、经济、流通、社会、伦理和宗教等的大致线索和这一文明的开始、发展和当时（即这些物件的存留当时）的历史叙事和文明探源叙事。《现场》的七编编目和400多幅图谱，一如《现场》封面的诸多介绍中的一条“一座纸上的三星堆博物馆”。确实如此，我曾到过三星堆博物馆，事实上，《现场》比在实地亲观博物馆更美更实在。因为，如你在博物馆里，由于玻璃橱窗的遮隔、由于灯光的反射、由于角度、由于人流等，都不无法与读这部23个印张全彩色无的400多件三星堆宝物相比。

三星堆的意义和价值，无论从中华文明探源、还是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玉器等物件的上古断代，抑或三星堆与黄河文明（如二里头）和长江下游文明（如良渚）的关系，还是三星堆与外来文明的交际可能，作任何的估量都不会为过。正如，本书主编之一的屈小强先生在序《大都气象、古蜀风采》里所说，中华文明起源时的“满天星斗”是，三星堆是“西南最亮之星”。即便按今考古界的流行说法，“三星堆”有可能晚于二里头遗址和良渚遗址；但在我看来，即便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玉器、陶器在黄河文明和长江下游文明里找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物件，但是，三星堆，无论在1986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还是2020年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有些物件只有三星堆才有的（如1986年出土的“青铜立人像”、2020年出土的“青铜神坛与组合体”等），这表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满天星斗的星斗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正是这样的个性，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才会发出如此耀眼而绚烂的光芒！

三星堆的出世几近甲骨文出世一样，“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张爱萍将军语），从1986年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研究到2020年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和研究，硕果累累（这部图谱就是明证），但却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迷。诸如，一些坑的文化堆积土的碳14测得4700年左右，但青铜器最早的不足4000年；又如，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一些与黄河文明的商中后期（约距今3200-3500年）器型相似相近，但一些器型则是三星堆独有的；三星堆发现大量的海贝，它们从哪里来，是古地中海的残留（这不可能）？还是因贸易从盆地之外进来，如果是后者，那表明三星堆时期（至少在3000-4000前之间），巴蜀文明的开放和包容以及贸易，已经很是发达。像1986年发掘的青铜立人、2020年发掘的“青铜神坛与组合像”，这在国内是独一的，即便在国际，这样的可能属于祭祀的的大型青铜器器型也是十分罕见的。再像只有三星堆才有的青铜人像的金面具，也是三星堆极具震撼的器物和器型，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功用是什么，一样是一个没有充分解读的课题。近3米通高的青铜立人，是王还是巫（祭司），如何判定？他双手所握的是权杖还是法器，至今也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但同时出土的另一些持璋的青铜残像看，它既可能是王也可能是巫，或是王与巫的合二为一）。再从2020年所发现的“青铜神坛与组合像”，除了它极为复杂的构造（包括它的各个部分的铸造、焊接、后期打磨等），仅底座就高达近一米。“青铜神坛与组合像”，是神坛还是王坛，抑或或两者合而为一的喻体？今似乎也未见定论的判断。至于说，2020年新发现的“青铜龟背网格状器”，它是我们臆测的“河图洛书”，还是当时的最顶级计算器？即便这些有一个大致说法，这件器物上留有的金箔、丝绸、玉器，它们集于一体又说明了什么？青铜立人的华美服饰及胸前的“衽”（即特别的衣襟），完全是早熟文明的写照，难道3000年前的巴蜀，服饰已经是“礼”（无论是王权的礼，还是神权的礼）的重要标识？三星堆里的青铜造型，包括人物、神怪、人神/人怪合体、鸟兽、祭器（如青铜神树），有多件与《山海经》里所描述的相似、相近。那么，三星堆与《山海经》以及中国第一部大西南的方志《华阳国志》里提及到的蜀地神祗（如蚕丛、鱼凫等）的关系是什么？三星堆那么多的器物、器物上有那么多的文饰和还有不能肯定的符号，但文字呢，至今没有发现。……。

《现场》是一部“纸上的三星堆博馆”，就得用三星堆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图谱示人。这是这部图谱光彩夺目的部分。但，这部书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而且是前沿性质的学术性）于我，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图谱的震撼性感受。其主要原国是，这部书的编辑团队是一批在巴蜀文明研究和三星堆考古研究著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现场》一书两主编之一屈小强（资深的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在此前出版了《三星堆—先落的古蜀文明》等，另一主编黄剑华（资深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在此之出版了《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等。因此，我们在阅读这部以图谱为主的《现场》，不要漏掉了阅读这部书的文字部分。二十世纪始到四十年代，因为安阳、因为敦煌，“甲骨学”、“敦煌学”成为最顶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两大“显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四川三星堆、湖南湖北汉墓楚简、浙江良渚、河南二里头等遗址的新发现、二次发现和研究，逐渐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华文明探源学”。在这史诗般的中华文明探源中，三星堆的陆续发掘和研究及成果，格外的耀眼。因此，屈小强先生提出的“三星堆学”，其意义不言而喻。屈小强特别强调：一方面要构建具有世界前沿学术水平的“三星堆学”，一方面则要将三星堆文明通俗地介绍给大众。前者的方向是世界性，后者的方向是大众性。前者是雄心，后者一样也是雄心。即通过三星堆文明的前沿性研究和三星堆文明的大众推广，以此向世界展示其中华文明的悠久和灿烂；同时对筑牢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自信大有裨益。

（写于2025年9月26于叙府田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