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连换5任总理，第四共和国政治危机为何在法国重演

“哪怕我的政府垮台，法国面临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在信任投票前，贝鲁在国会演讲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议会理解、支持政府。
但法国的反对党议员显然并不买账，这场贝鲁为推动预算法案主动发起的豪赌最终以194票支持，364票反对惨败收场，贝鲁随后按照宪法规定，向马克龙提交辞呈。
接受贝鲁的辞呈后，马克龙任命防长勒科尔尼接替贝鲁，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理。
这是自马克龙第二次上台以来，所任命的第5位总理，也是自2024年以来的第4次总理换人。
如此频繁的政府换届，看起来像极了被戴高乐严厉批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混乱四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面临重建政府的重大问题。
由于第三共和国在二战中的糟糕表现，法国民众一致反对重建第三共和国，但对于未来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却没有达成共识。
当时在法国最有名望的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力主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共和国，以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戴高乐在议会当中没有根基，而议会各党派显然不会乐见戴高乐大权独揽，以议会更能体系民意为由，坚持认为法国应当采用议会制。
由于法国刚刚经历过维希法国的法西斯统治，民众对加强政府权力存在下意识的抵触，最终议会派占据了优势。

1946年10月，法国公民公投通过了主张两院制和议会制的新宪法草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此成立。
早在第四共和国成立之前，戴高乐将军就指出，第四共和国的制度必然会导致政治动荡，这会使得政府在应对内政外交问题时缺乏应有的强硬和决断。
事情的发展也果如戴高乐将军所料，在议会政治的模式下，各党派在议会中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政府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因此垮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四共和国政府为了免遭议会攻击，往往选择尽可能地回避问题。
别说是基础建设、社会福利这些需要长期见效的问题被挤压，就连在面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这些亟待处理的问题时，也有得是政府选择鸵鸟政策。

然而，问题不会因为政府的回避而消失，反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发酵，引发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最终政府还是会因处置不力遭到攻击垮台。
就这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平均半年一届的速度，不断地更换政府，可以说政府还没来得及梳理清楚国家情况，就该下台了。
更加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内有国家被二战摧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外有旧殖民体系濒临崩溃，欧洲沦为美苏冷战前线。
法国政府在如此关键时刻的不作为，让法国迅速丧失了大国地位，沦为“美国的二流伙伴”。
法国民众对第四共和国的无能十分不满，开始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戴高乐重回政坛，开始按自己的想法来改造法国政府。

戴高乐本就主张集权，又有第四共和国失败的教训，在设计第五共和国制度时，想了不少办法维持政府稳定。
为了防止议会的掣肘，新宪法不仅规定，总统可以将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全民公决，更是赋予了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
如此一来，虽然政府依旧要面对议会党派冲突的诘难，但是有了实权总统在背后撑腰，底气较之前充足了不少，总算能够开始干活了。
并且，哪怕是“多做多错”，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平均任期也达到了2.5年，不像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频繁更替。

法国衰落
有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撑，法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迅速重回正轨，在1959年到1974年间平均增长率高度5.7%，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日本。
在殖民地问题上，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顺应民族独立浪潮，以同意殖民地独立为条件，换取法国能够尽可能维持其在殖民地的影响力。
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戴高乐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与社会主义缓和关系，并审时度势地在反共反苏关键议题上配合美国，换取美国对法国脱离控制的宽容。
鉴于法国自身的国力远不仅美苏，戴高乐为了在面对美苏时有发声的底气，选择团结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积极推动由法德共同主导的欧洲一体化。

为此，戴高乐不惜放下法德世仇，于1963年与德国签署了全面和解合作的《爱丽舍条约》，奠定了西欧“法德轴心”的基石。
凭借这一系列极限操作，法国成功在美苏的防范打压之下，重建了自身的大国地位。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法国的平衡术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
另一边，美国在苏联这个最大的对手倒下之后，怎么看有一体化趋势的欧洲怎么不顺眼，万分警惕欧洲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偏偏欧洲也不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积极地推出欧元对抗美元霸权。
这自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为了打击欧洲，美国抛开联合国的决议，强行带领北约下场科索沃战争。

欧洲满心以为美国是为了反共和压缩俄罗斯势力范围，还积极地陪着美国一起下场，殊不知自己才是美国这场战争最主要的针对对象。
战争开打后，欧洲的地缘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不出意外的出现了大规模资本跑路现象，欧元的价格迅速跳水。
刚一出炉就遭遇这般剧烈的汇率波动，令欧元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彻底丧失了挑战美元的能力。
更加可笑的是，欧洲付出这样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却也没能达成将俄罗斯挤出南欧的政治目标。
导致这一政治失败的原因，也相当耐人寻味：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抢先北约一步，占领了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迫使北约接受了俄罗斯在科索沃地区的存在。

俄罗斯部队的规模仅为200人，却能顺利突破波黑边境美军的防线，抢在北约之前抵达机场，还能在机场守卫战中挡住兵力数十倍于自身的英军，成功迫使北约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这显然不太符合正常的军事逻辑，更像是美国和英国在暗中配合。
就这样，欧洲在这场战争中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却付出了欧元和欧洲经济的代价，还要面临因战争导致的难民冲击。
更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就此停手，在这之后，有事没事就要坑一坑欧洲。
美国军工复合体急着找地方捞钱，首选在中东挑起战争，给欧洲送去难民危机；美国华尔街玩金融玩崩，要将转嫁其他国家，给欧洲造成债务危机；美国因中美竞争意识到去工业化危害，主导工业回流，也是先吸收欧洲的工业……

危机重演
在美国的不断坑害下，欧洲经济自2008年以来便停滞不前，考虑到通胀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在衰退，法国作为欧陆核心国家，自然也不例外。
面对美国的坑害，法国政府口头上不满，却没能做出任何有效的应对。
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政治氛围的分化和极化。
传统上占据政治主流的中间派因应对危机不利招致了民众的不满，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使得民众期望改变，极左翼和极右翼的声音越来越受到欢迎。
2022年法国大选，总统所在的中间派首次丧失了绝对多数地位，仅获得了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的245席，政府重新开始受到议会反对派的掣肘。
马克龙想要摆脱困境，重回绝对多数时的畅快，于是，在2024年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大胜之后，马克龙动用总统权力，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马克龙以为，以欧洲对极右翼的警惕，在看到极右翼崛起之后，会有极右选民转投中间派，让中间派重新获得绝对多数地位。
然而，第一轮选举的结果狠狠打了马克龙的脸：极右翼获得了33%的选票，远超极左翼的28.5%和中间派的22%。
为了狙击极右，马克龙不得不与极左联合，约定同选区中排名靠后的候选人主动退选，无论如何不能让极右登台。
靠着这样的方式，法国总算压下了极右翼的势头，在第二轮选举过后，极右翼仅获得了143个议会席位，低于左翼联盟的182席和中间派联盟的163席。
但如此一来，总统所在的中间派连相对多数都不是了，法国政府的政策推行也因此变得愈发困难。

尤其是此时法国的财政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已经容不得任何拖延，法国政府不得不去尝试开源节流。
这种涉及到钱的议题，必然会引发利益相关方的不满，无论政府如何决策，都会遭到左右翼的联合攻击。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法国接连“报废”了2任总理。
算上在2024年1月同样因为养老金改革而辞职的博尔内，和在2024年7月为议会选举负责引咎下台的阿尔塔，法国在短短2年之内，已经换上第5位新总理。
这种政府换届速度，比之第四共和国时期也是不遑多让，戴高乐极力想要避免的政治动荡危机，还是不幸在第五共和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