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巨富盛宣怀：家里两名女佣，一个生了赵一荻，一个生了宋美龄

1844年的常州龙溪，盛家老宅的桂树开得正盛，香味顺着窗棂飘进屋里，落在刚出生的盛宣怀襁褓上。

同一时间，他爹盛康正对着一本“淮盐运销总账”算账，朱砂笔在数字上勾来勾去。

说实话，这场景搁现在看挺有意思——别人家孩子出生都是听摇篮曲，盛宣怀从小闻的是桂花香，看的是账本，这“财商启蒙”也太早了点，比咱们小时候背《唐诗三百首》实用多了。

盛康不是普通人，跟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来还当到了湖北盐法道，最会算盐课里的盈余，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等盛宣怀长到七岁，他爹常把他抱在腿上，指着账本上的数字教他认“利权”。

那时候的盛宣怀可能还不懂这俩字到底啥意思，但这些数字肯定比《论语》里的“之乎者也”更让他有印象。

到了十五岁，盛宣怀第一次跟着父亲下太湖收租。

清晨的雾还没散，佃户划着乌篷船过来，船上堆的不是稻谷，是一筒筒缫好的生丝。

他爹指着那些丝筒说，洋人拿一斤生丝就能换咱们三斗米。

老实讲，换谁听见这话都会心里发紧，更别说盛宣怀这从小看账本、知道“利权”分量的少年。

他当时攥着船帮，指甲都掐进杉木里，我猜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没有实业，家里的米斗都保不住；没有利权，连院子里的桂树都可能枯死。

这可不是小孩子的随口感慨，是实实在在的家国焦虑。

盛宣怀把实业干成了“晚清顶流”

盛宣怀后来考科举总考不上，这放现在就是“考公失利”，换别人可能就消沉了，但他爹给了他条新路子——引荐给李鸿章当幕僚。

这一步走得太关键了，直接让他从“落榜书生”变成了“实业操盘手”，进了轮船招商局。

那时候长江航线被英美公司垄断，人家的船又大又先进，想把他们挤走太难了。

但盛宣怀没怕，从船坞、码头、漕粮、保险四个方向一起发力，一点点抢市场。

1872年冬天，招商局第一艘国产火轮“伊敦”号开出去了，从吴淞口出发，汽笛声听着粗粗哑哑的，一点不洋气。

可黄浦江的潮水都倒灌过来，说实话，这潮水倒像是给26岁的盛宣怀鼓掌，毕竟这是咱们自己的火轮，不容易。

本来想他搞完航运就歇会儿，后来发现人家精力是真旺盛，跟上了发条似的。

接下来二十年，中国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京汉铁路、北洋大学堂，这些现在听着都厉害的事儿，全是他一手操办的。

最忙的时候，他桌子都摆了六张，左手批铁路债券，右手签大学章程，换我早乱套了。

1900年的时候，盛家资产到了两千万两白银，当时人都叫他“晚清马斯克”，私下里更多人喊他“财神”。

不过说实话，“财神”这称呼也不是白来的。

就说北洋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他当时设了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还请了美国传教士当总教习，这可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综合性大学，比很多现在的“985”历史都久。

还有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是咱们自己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之前金融这块全被外国银行垄断，他算打破了这个局。

并非说他做实业全是为了国家，毕竟自己也赚了不少，但不可否认，他确实踩着时代的鼓点，干成了很多别人干不成的事。

两个女佣的命运从这拐了弯

盛宣怀把实业做得风生水起，家里的佣人也多，最多的时候超过两百人。

但他家选女佣特别严，得貌美、识文、能算，跟现在公司招高级助理似的，几乎是一支“丫鬟近卫军”。

搞不清为啥要求这么高，可能是因为盛宣怀自己管的事多，需要女佣能搭把手做些文书、记账的活。

不过也正因如此，有两个女佣的名字后来被人反复提起，就是吕葆贞和倪桂珍。

吕葆贞是江苏金坛的农家女，十三岁就被卖到盛府。

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把落在地上的桂花扫起来做成香袋，白天伺候主母，晚上还不闲着，偷偷学记账。

有一次盛宣怀偶然看见她在灯下用毛笔抄《轮船出入库表》，字写得娟秀，数字也没出错，当时就觉得“这姑娘有主母的样子”。

那时候盛宣怀的老部下赵庆华，也就是后来的交通部次长，刚丧妻。

盛宣怀一句话，就把十八岁的吕葆贞送去做了如夫人。

赵家已经有正室了，吕葆贞也没挑，甘居侧席，七年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叫赵一荻，意思是“一树荻花，随风不折”。

说实话，吕葆贞这股韧劲挺让人佩服的，从农家女到官太太，没点本事和忍劲根本不行。

搁现在看，“做侧室”这事儿可能不太能接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也算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了好的生活，总比在佣人居里一辈子强。

倪桂珍就跟吕葆贞，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了。

她出身上海的牧师家庭，妈妈还是徐光启的后代，徐光启可是明末搞西学的大人物，这家庭背景就不一般。

倪桂珍五岁就读《天路历程》，十四岁进了培文女中，钢琴、英文、天文、地理都会。

盛宣怀的夫人庄氏听说后，专门把她请来看教家里的小姐们西学，给的月俸是八块鹰洋，比当时普通男老师的工资还高。

盛家后厨的佣人后来回忆，倪先生总穿素色长裙，衣角扫过桂树的时候，连风都带着书卷味。

很显然，倪桂珍能进盛府当老师，靠的不是“伺候人”的本事，是实打实的西学知识，这在当时的女性里可太少见了。

三代人的故事咋就缠上了

1927年是个关键年份，这一年里，吕葆贞和倪桂珍的女儿们，都走上了改变自己一生的路。

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公馆里，倪桂珍从箱子底翻出一块褪色的湖绉手帕，上面绣着“桂馥兰馨”四个字，是她当年离开盛府时，盛宣怀的长女盛爱颐送的。

那天她女儿宋美龄正在试嫁衣，要嫁的是蒋介石。

倪桂珍把帕子按在胸口，轻声说“盛家桂树香，要陪你走到更远的地方”。

说实话，这场景挺让人感慨的，一块手帕连着两家人的情分，也连着宋美龄未来的路。

差不多同一时间，天津的赵府里，吕葆贞把一枚生锈的铜钥匙塞进女儿赵一荻手里，说“实在过不下去，就去上海找盛家五小姐，她记得后花园的秋千”。

当时赵一荻才十六岁，抬头看见妈妈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皱的太湖水面。

她那时候肯定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跟着张学良，走过七十二年的悲欢离合。

无奈之下，妈妈给的铜钥匙，成了她最后的退路，这大概就是天下母亲的心思吧——不管孩子走多远，都要留个能回头的地方。

后来抗战爆发，这两个女人的命运又跟国家绑在了一起。

宋美龄用盛宣怀当年发行的“铁路债券”，换来了美国航空队的五百架霍克机，这些飞机在抗战里帮了大忙。

而赵一荻呢，在贵州阳明洞的软禁屋里，用妈妈教她的苏绣，一针一线绣出“少帅”两个字，丝线咬断的声音，跟当年吕葆贞深夜扫桂花的沙沙声特别像。

说实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却都带着盛府的影子，一个用实业留下的资源救国，一个用从盛府学来的手艺度日，挺奇妙的。

1949年5月，解放军进了上海。

盛宣怀的儿子盛恩颐在盛公馆门口贴了“此屋出售”的纸条，曾经的实业帝国，到这一步也算走到头了。

斜对面宋子文的别墅里，宋美龄正通过美国领事馆订去台湾的机票。

而天津海河边，赵一荻把妈妈留下的铜钥匙挂在脖子上，登上了开往香港的“盛京轮”。

如此看来，三家人的路在这时候分岔了，盛家衰落，宋家去了台湾，赵家跟着张学良辗转，这就是时代变了的无奈，谁也躲不开。

再后来，1964年的时候，台北士林官邸里，宋美龄在日记里写“今日整理旧箱，见母亲手帕，桂馥兰馨四字仍香，盛府桂花若还在，应已亭亭如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