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需两岸共同努力—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今日中国）

1914年，孙中山先生（前排右五）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图为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

　　2025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从北京、江苏、上海、广东、福建到台湾、香港，并延伸至海外各地，都在以不同形式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

　　在台湾，纪念孙中山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以及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早在2024年底就开始筹划。自2025年3月起，它们陆续推出纪念特展、座谈会、纪念会、音乐会、植树及健行等活动，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之意。而在大陆，各地开展的研讨会、纪念活动，也纷纷聚焦于孙中山先生精神的当代价值。这充分说明，传承、研究、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是我们值得长期坚持的学术志业。

天下为公：孙中山的革命人生与精神遗产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胡适称之为实行家，钱玄同称大家公认他是国民导师。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我们尊崇他是因为他有天下为公精神的伟大人格、领先于时代的国际观、还有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做了长远的擘画。

　　清朝末年，国家深陷内忧外患：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国家主权尽失、民众苦难加深；列强趁机瓜分中国，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夺取铁路修筑权……清朝统治已摇摇欲坠，革命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孙中山先生因为家中兄长早年到夏威夷发展，进而有此因缘出国留学，而后又在香港接受专业的医学训练。这段幼年与青年阶段的成长过程，对他孕育革命救国的宏愿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生活让他直观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先进—他曾在给英国学者翟理斯的信中回忆：“留学途中，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慕西学之心更甚”。这让他开始思考：为何西方能如此进步，而中国却深陷贫穷落后？革命救国的宏愿，就此在他心中萌芽。

　　投身革命后，孙中山先生长期辗转于中国、美国、欧洲、南洋之间，为宣传革命奔走。他反复思考两个核心问题：如何推翻清朝？清朝垮台后又该如何治理国家？早在1894年，他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这是他对国家发展的早期思考。后来提出的三民主义，更是兼顾中国传统与西方先进理念的创举—既承“天下为公”的儒家思想，又吸收西方民主、法治、经济理论，成为指导革命与治国的核心思想。进入21世纪，当美国发起关税战时，人们蓦然发现，孙中山先生早已对国际贸易、国与国平等及主权独立提出清晰主张，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高瞻远瞩令人佩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正于美国丹佛募款。他没有选择立即回国参与实战，反而决定先开展外交努力。他认为，此时外交斡旋比军事行动更能决定革命的成败。于是，他从丹佛出发，前往纽约、伦敦、巴黎等地，要求欧美国家在革命党与清朝政府间保持中立，甚至说服外国银行团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清朝政府财政陷入绝境，宣统退位已成必然。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唯有他认识到国际力量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彰显了独具慧眼的国际视野与外交智慧。

　　武昌起义后，中国情势复杂：湖北、湖南新军各有领导，北平的袁世凯首鼠两端、心思叵测。孙中山先生的心腹得力助手如胡汉民等人建议他留在广州，以军队为后盾，但他坚持前往上海、南京号召全国人心，而非偏安南方。他早已做好准备，必要时让位袁世凯，利用其北洋军队逼迫宣统退位。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这种权衡大局的取舍，正是革命领袖的战略眼光。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众望所归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4月1日他就下野，以大公无私的情操让位给袁世凯，让满清顺利走入历史，这不就是他天下为公的伟大情操吗？至于后来袁世凯野心不改，竟然又当起皇帝来，孙中山先生也立即发起护法运动，推翻袁世凯，这也彰显他大是大非的一面。

　　后人对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精神实践的景仰以及他有远见的国际观，也奠定了他成为时代伟人的基石。

以建设继革命：孙中山的理想与民族复兴愿景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许多人都以革命党领袖称呼他，殊不知他认为革命只是一个过程，革命破坏后还是要推动建设。他坚信，三民主义之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也就是建设才是推动革命的基础与动力。

　　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后，便接任全国铁路督办，埋首于铁路网络规划中；他走遍各地演讲，强调“民生主义是建设的核心”，勉励青年“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带领国民党在野人士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将国民党打造成以“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宗旨的“建设党”，念念不忘为国家培育“建设人才”—他深知，没有人才，建设只是空谈。

　　1924年是孙中山先生建设理想的集中爆发年，也是他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点：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重新诠释三民主义，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纳入纲领，将“建设”提升为革命的核心任务；6月，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一批又一批抱着“视死如归”豪气的国共青年进入军校，他们后来经历东征、北伐、抗日等战役，打倒军阀、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用鲜血捍卫了国家主权，中山先生若泉下有知，当为军校的成就感到宽慰；11月，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后于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成立，百年间培育了无数工程、科技、教育人才，为国家建设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正是孙中山先生“建设为基”思想的具体实践—既要“捍卫国防的劲旅”，也要“建设国家的精英”，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最终导致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这显然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预期。他一生致力于“民族振兴”，期待的必是两岸放下分歧、加强合作，共同实现国家统一与发展。正如他在《建国方略》中所擘划的铁路、航运、电力等蓝图，如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早已将这些规划变为现实：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深水港（如上海洋山港）吞吐量全球领先、跨海大桥（如港珠澳大桥）技术领跑国际……这些成就，正是对他“重新改造中华”理想的最好回应。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经之路—唯有合作，才能让“建设”的火种跨越海峡，照亮民族复兴的未来。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从革命到建设”的一生。他用“天下为公”的初心，将革命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的理性；用“建设为革命”的智慧，为民族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今天，当我们看到大陆的建设成就，当我们期待两岸的融合发展，更能读懂他的未竟之志：革命不是终点，建设才是对革命最好的继承；民族复兴不是口号，而是对他“天下为公”理想的最好践行。

和平未竟：孙中山的百年遗愿与民族回响

　　1924年秋，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之邀，孙中山先生决定北上共商国是。他的腹案是先召开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各省反对曹吴（曹锟、吴佩孚）各军。九、政党。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处处混乱之际，这样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构想已经是兼顾理想与现实。孙中山先生设想周到的代表性，原寄望以此会议，让菁英政治共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可惜稍后不久孙中山先生即因病过世，国是会议也就束诸高阁。

　　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因沪津船票难求，曾取道日本神户，并于11月28日向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呼吁日本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惜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未听忠告，反而走上侵略之路—从强占朝鲜、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终致广岛长崎核爆之祸。这些惨烈的战争印证了孙中山先生的警示：霸权之路必酿双输惨剧，而“济弱扶倾”的精神，方为人类和平之基。

　　孙中山先生当年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结束连次殖民地地位都不如的屈辱。然而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他所期待的中国统一仍未实现。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发展的两岸甚至全球人士都应该共同来思考，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与途径。台海如果必经一战才能带来统一，那将注定又是一场民族悲剧，这是我们万万不愿看到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成功”不在战场胜负，而在民心归聚；这“努力”非为攻城略地，而为共筑家园，更为迎头赶上，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在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在追随他的理想之路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大声的说“振兴中华正在路上，两岸同胞一起努力”。

李建荣 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