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从古今不同的教育方式说起

从古人来说，接受教育的目的首在谋求出仕。此举可以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还可以解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问题，因此无不把“学而优则仕”作为切实可行的准则。

从汉代起，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之外的其他学派逐渐衰歇，儒家学派的几部重要典籍则被尊称为“经”，于是“经明行修”者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通经者即可取得入仕的资格。

“经”学的内容甚为复杂。即以《诗三百》而言，内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然而不管各个流派的《诗经》学者如何使用不同方式诠释其中的篇章，由于《诗经》内容包罗万象，经师讲授时，弟子学习时，都要涉及与此有关的许多知识，如在《大雅》与《颂》中会接触到商、周创业者的早期历史，读到《七月》等诗时，就会接触到月令与农业上的问题。因此，学习经典时也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专门知识，大至天文地理，小至虫鱼鸟兽，不管是抽象的道理，具体的事物，林林总总，都会在经典中遇到。换句话说，学子可以通过学习经典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按照今人的学科分类，《诗经》已被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孔子看来，此书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读物，然又并不囿于此道。学人不但可以从中学到“事父”“事君”的道理，而且可以学到有关动植物的好多具体知识。可想而知，不管是今文学派的《鲁诗》《齐诗》《韩诗》，抑或古文学派的《毛诗》，他们的经师都要掌握与《诗》有关的各种知识，以之传授给学生。

这种学习方式，也就成了以各种经典为核心的综合教育。汉代经生凡通一经者即可谋求入仕。可以想见，汉代学子从入学始，主要精力即放在专治某一经典上，他们尽毕生精力，最多精通一两种经典，只有像郑玄那样极为个别的学者，才能博通群经，而且兼习今文与古文。

唐代实行科举考试，程序更规范，但士子的学习对象，考试的科目，仍以经典的训练为重。士子都得精习法定读物《五经正义》，他们都得经过严格的“帖经”考试，这就要求他们熟谙从中出题的经典中任何一条经文，且须对之有透彻的了解。

科举考试中除进士、明经与制科外，还有明法、明学、明算、史科、道举、《开元礼》、童子等科目，应这些科试的士子，当然着重各科专门知识的学习，但因仕途的关系，专业考试者显得极为冷落，形成不了什么气候。后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科举考试一直延续下来。尽管方式方法有所变化，主要经典也有不同。自宋代起，历朝历代都把朱熹注的“四书”与“五经”并列，作为应试的经典。因为这是朝廷功令所在，学子接受的教育，仍是一系相承的综合教育，通过学习几种经典而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

中国的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千年，因为没有什么可资比较的另外方式，也就不易形成促其改变的动力。直到清末，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步步侵入，国人始从西人船坚炮利的实效上认识到了西方学术的先进。随着清政府对外交涉的节节失败，国难的日益深重，危亡迫在且夕，终于使日薄西山的清政府痛下决心，废除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而代之以近代的学校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以上谕的方式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分科仿日本例，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后为顾及中国国情，又增加经学一科。这就说明，清政府内的要员权衡再三，还是要保留“经学”一科，只是事与愿违，“经学”的地位与以前已有根本不同。“经学”只是与“文学”等并列的一科，不再具有统率一切的特殊地位。

“文学”科内还分“历史”等七目。可知这一“文学”还是一个大概念，颇与前代的“文史”一词为近，若与后世所分化出来的文学相比较，范围大为宽泛；反过来说，后世的文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正是在不断“澄清”的过程中形成的。

后人将融入了西方教育模式的新教育方式称为新制，若与前此科举制度下培养士子的教育方式相比较，不同之处甚多。就以二者所形成的观念而言，就有很大的差异。兹略举数端如下：

（一）古人推重博学，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人崇尚专精，强调“学有专长”。

（二）古人学习时抓住几部经典不放，反复钻研，故而说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今人受自然科学领域中学人的影响，强调读书要有速效。例如美国考试时，每取选择法，考卷上列出的选择题甚多，应试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一勾出正解，目的在于测试应试者的思维敏捷程度。这样教育界也就更为注重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了。

（三）由于近代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影响，下笔千言的人更能适应快速发展中的社会现状。因此人们不再看重精雕细凿，这又与古人观念有异。中国学界早就注意到文士的思维有快慢之异，但其结论往往强调慢工出细活。例如司马相如与枚皋均善賦，枚皋下笔神速，但其地位显然要远低于精心结撰的司马相如。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仍然着力于以欧美的学术体系为重要参照，制定种种方针政策。因为中国目下正急于发展科技，提升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从世界上的大势来看，也有偏重科技而忽视人文精神的趋向。中国的各级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学自然科学出身，这就给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涂抹上了一层注重实效的色彩。上至教育部的指令，下至各高校自行制定的各种评估体系，考核老师与学生的业绩时，无不采取所谓“量化”的方法，要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提出种种高指标、硬任务，迫使老师与学生拼命向前。于是大家无不追求速效，十年磨一剑的情况难以再现。这种做法引起了人文学科领域内师生的很多不满，这里就有旧传统与新情况的矛盾存在。

再从中国的现状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施计划经济，教育领域内专业的学习更趋细密。即以中文系而言，学习文学史时，就要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块，有的还要加上当代文学一块。古代文学中，有的以时代分，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等；有的以文体分，如赋、诗、词、曲等等；有的则又分为散文与韵文。为了更趋专精，有的老师毕生只读一本书，如《文心雕龙》；有的只研究一个人，如李白、杜甫。这样做，也就是所谓单科独进。然而快则快矣，效果却未必好。一些教师对研究对象的情况确能迅速掌握，却未必很深入。因为就其所钻研的一本书或一个人而言，实际上牵涉至广，就以《文心雕龙》而言，阅读此书，不能不对先秦至梁代的典籍与众多人物，乃至时代思潮社会动向都得有所了解。阅读一部书，不是只认识这部书中的一个个字，他对这些字中的含义都得有足够的了解。

中国的专业教育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利弊得失，初步呈现。大家把当下的学者与前相比，发现目前活跃于学坛的大都是一个个小专家，已经少见堂庑博大的学者。

用苏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也包括某些采纳欧美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最常见的是一些博士论文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们在做博士论文时下过一番功夫，等到取得学位，参加工作后，一方面已很少有精力再去进行开拓，一方面前此积累的资源全部花在论文中，已无多余的资源可用，也无能力再行积累，于是就吃老本，躺在博士论文上吃用一辈子。处在这种情况下，势难涌现出什么杰出的大学者。

因此有人悲观地说，目下已是不见大师的时代。

二

我们再以文学为例加以考察。阅读中国文学史时，接触到的人，不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还是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他们都是读儒家经典与个别其他家数的典籍成长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典籍缺乏基本的认识，又如何了解研究对象的成长？

从清末林传甲等人编《中国文学史》始，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所编的教科书中，仍是包罗万象，包括经、史、子、集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而受清代学术的影响，他们还要首先介绍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方面的知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学术确实应该走上分科教育的道路，但在学习古代文学时，还是应该重视中国的传统，否则就谈不到对中国文学有真正的了解。

只是学术的分科教育毕竟是大势所趋。废科举，兴学校，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必然要走的道路。以往那种综合式的教育，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人们还得努力把文学与学术相区分，将古代文学清理出一条线索来。

五四时期，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关于文学是感情的产物的观点，从而将散文中的政论文等切割了出去。周作人等人提倡晚明小品，林语堂等人提倡闲情小品，也是在对散文做清理。中国向来散文、韵文并重，西方文学界，自亚里士多德起，则是将散文另作处理的。中国学人在散文上作区分，保留某些重情的部分，也是重视西学又尊重传统的一种体现。

有关赋体的评判，分歧更大。一些全盘接受西方文学观的人，坚决拒绝将赋体纳入文学的范畴，一些尊重中国文学传统的学者，则为之辩护，以为汉代文坛主要流行这种文体，可作一代文学之标志，因而坚决主张纳入。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还是以骚、赋、南北朝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主线。从中也可看到中国传统力量之强大，因为传统毕竟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

不过人们在阅读汉赋以下文体时，不论是研究其作者，或是阅读其作品，还是要接触儒家的几部经典。由于现代的学人已经不是首先从学习“四书五经”开始，他们缺乏这方面的深厚基础，因此进行阅读或研究时，不免产生隔膜。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还得不时补课，遇到疑难问题时，还得再去查书，借以求得较好的了解。

从文学史的编写来说，从清末到民国十年（1921）左右，即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到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阶段，撰述者总是先从一些重要经典讲起，因此只能求其“大”而难以求得其“纯”。其后历经努力，文学史的内容总算慢慢“纯”了起来，然而钻研纯文学时，又会遭遇很多传统方面的问题，必须想法补救。因此，即使是那些新派的学者，如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也要写上一本《经典常谈》，让年青学子掌握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庶几不致成为一知半解的学人。而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有关国学常识的书大量出现，其背景也出于同一目的、同一需要。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出现过一阵知名学者为年轻学生开国学基本书目的热潮。1932年，清华学校有四个学生将赴美留学，作为中国人，他们想读一些代表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于是写信给胡适，请他开一份书目，于是胡适开了一份容量很大的书单。梁启超就此提出评论，以为这一书目不能包括国学中的重要典籍，随之自己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拟了一份书单，最后还精减成一“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单，且云：“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并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梁启超像

中国学人应该读哪些基本书，可谓见仁见智，人言言殊，很难达成共识。但其实际意义则是，大家认为若想了解中国文化，仅重个人专业，那是远远不够的。

后人在科学观念的激发下，又向工具书方面寻找解决办法。胡适开出的书单中首先列出的就是工具之部。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至今还有“工具书使用法”这一课程，大家希望通过工具的使用，迅速掌握需要的知识。从20世纪30年代始，洪业等人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编制了很多索引，如《论语索引》《庄子索引》等，帮助学者查找需要的文字，借以弥补人们记忆之不足。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工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使用电脑后，查找资料容易多了。我们阅读清儒的著作，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博闻强记，但若细加查核，则还是会发现问题，如引文错误等等。有的学者每凭自小就记下的东西，就加引用，只是记忆很难全然凭信，总是会有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出现。

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解释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咸秦”这一地名时，想当然地认为就是“碎叶”的异写。这种问题，当然与郭氏浪漫成性有关，但也与当时电脑未被采用有关。假如当时电脑已经用得很普遍，那他只要让秘书点一下查询系统，就可发现唐人大量运用过“威秦”一词，并不难看出，这里指的就是长安地区。由此可见，科技的运用确实可以解決学习方面的不少闲难，让后人弥补早年不从经典下手之不足。

但过分依靠电脑等手段，忽视熟读深思，则又往往陷于罗列材料，不能深入。

目下常见这样的论文，作者想出一点新见后，大量铺排材料，平铺直叙，以为行文的能事已毕。这样的论文，常是缺乏深度，更谈不到新的开拓。

这样看来，目前的教学方式还得考虑改进。过分偏重专业的训练，忽视与之相关的学术。而从观察源流演变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显然也会产生不少局限。事实也已证明，过分强调专业，过分依赖科技，忽视大脑思维的融会贯通，同样无法取得满意的成绩。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沟通与结合，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仍有很多问题要探讨。

学问之道，贵在根底深厚，博学多能，才能纵横驰骋，触类旁通。试问，基础单薄、见解狭隘的学者如何能有大的开拓、大的收获？

这里可以引用一下胡适的话：“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又能高。”这是有道理的。假如某人只在自己的几分自留地上耕耘，尽管利用新的科技手段，网罗材料，精细编排，还只能是在平面上爬梳，而不能做到立体的、纵深的开拓与提高。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通讯》第3期（2007年春季号），后收入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凤凰出版社2023年版。如有引用，请据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