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公布，这所美国公立大学大丰收！九位获奖者5人与UC系有关

2025年诺贝尔奖名单公布的那一刻，全球学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同一个名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在今年已揭晓的九位科学类奖项得主中，有五人与加州大学系统有直接渊源：从伯克利到圣塔芭芭拉，从物理学到化学，这个公立大学联盟以一种低调而笃定的姿态，成为今年诺奖的最大赢家。

这并不是加州大学第一次登上诺奖舞台。

自1939年伯克利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凭“回旋加速器”夺得物理学奖以来，UC体系已孕育出超过7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所有公立大学中遥遥领先。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集中爆发发生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当哈佛、MIT、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依旧在学术排名和社会声望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加州大学用一场跨越物理与化学的“集体登场”，让人重新看见公共教育的力量——那份来自制度与时间的耐心。

如果要为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画一张“关系网”，那张图的中心一定写着同一个名字：加州大学。

三位得主——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德沃雷（Michel Devoret）、约翰·马蒂尼斯（John Martinis）——其实是一条科研传承链上的三代人。

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让量子力学从微观走进宏观世界，让“薛定谔的猫”第一次出现在工程化电路里。

六十多年前，克拉克从剑桥来到伯克利任教，在一间老旧实验室里研究超导体的量子行为。那时，“量子隧穿”还只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电子能穿过不该穿过的能量壁垒，但没人真正见过。

约翰·克拉克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照片

他不信命运。经过数十年改进实验，他终于在约瑟夫森结电路中捕捉到了电子“穿墙而过”的瞬间——证明了即使在宏观电路里，也能观察到量子力学效应。

这项成果，为后来的超导量子比特（qubit）奠定了物理基础。可以说，现代量子计算的起点，就在伯克利的一间地下实验室里。

当时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两位年轻人——德沃雷与马蒂尼斯——后来都延续了他的研究。

德沃雷是法国人，博士后时期在伯克利参与实验，之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耶鲁大学完善了超导量子电路的测量体系，并提出“量子放大器”概念。2024年，他受邀加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继续推动量子计算硬件发展。

马蒂尼斯则是“纯粹的UC系出身”：在伯克利读博、在UCSB执教，带领团队制造出全球首台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处理器——让量子计算机第一次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

三人跨越四十年，却延续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量子世界被人类掌控？

他们的科研旅程从伯克利出发，经UCSB延伸到产业界，完整诠释了加州大学体系的科研特质——开放、协作、长期投入。

生理与医学奖的故事，同样延续着这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伯克利气质。

202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玛丽·布伦考、弗雷德·拉姆斯德尔与坂口志文，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免疫系统维持“自我耐受”的关键机制。

三人中，拉姆斯德尔与加州大学渊源最深——他 1987 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学位，是典型的“加州体系科学家”：低调、执着，却改变了世界。

上世纪 90 年代末，拉姆斯德尔在一家生物公司研究一种奇怪的“scurfy”小鼠：小鼠出生后免疫系统失控、攻击自身器官。他坚信，这种“自毁”背后一定有关键基因。经过数年比对，他终于找到答案——FOXP3。这个基因是调节性 T 细胞的“总开关”，负责让免疫系统懂得“克制”。突变后，人体将陷入免疫风暴。

这一成果与日本学者坂口志文的发现相呼应，首次揭示了人体免疫系统如何区分“自我”与“敌人”，奠定了现代免疫耐受理论的基础。今天，器官移植、自身免疫病乃至癌症治疗，都建立在这条路径之上。

离开校园多年，拉姆斯德尔依然保留着 UCLA 的精神气质——自由、开放、相信长期投入。他说：“我在 UCLA 学到的最大东西，是不要被定义。”正是这种不被定义的勇气，让他在实验边缘找到了人类免疫的钥匙，也让“加州大学”这个名字，再一次与诺贝尔奖并列在一起。

化学奖的故事，则延续了这条线索。

奥马尔·亚吉（Omar Yaghi）因开创“网架化学”获奖，他发明的金属有机框架（MOF）材料能像海绵一样捕捉空气中的水、储存氢气，被认为是可持续能源与清洁技术的重要突破。

Yaghi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展示他的 MOF 结构模型

亚吉早年在UCLA任教，2012年转至伯克利继续深耕材料科学——他的两段UC经历串起了一条跨越学科的创新路径：从基础化学到应用材料，从分子结构到现实世界。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诺贝尔奖有一种“接地气”的纪念方式——不是雕像、不是仪式，而是一个车位。

校园里那些写着 “Reserved for NL” 的亮蓝色牌子，看起来普通，却是科研圈最稀缺的奢侈品：诺贝尔奖专属停车位。

这一传统起源于1980年。那一年，伯克利教授、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拿下诺贝尔文学奖。

领奖回来，他淡定地对学校说：“我能不能有个停车位？”

校方一拍大腿：这要求合理。于是，第一个“诺奖车位”诞生了。从此，这便成了伯克利一个有趣的传统——每当一位教授获得诺奖，校园里就会多出一个“Reserved for NL”的车位。几十年过去，“NL Parking” 已成校园独特风景，也成为学者间流传的笑谈。

有人打趣说，“在伯克利，拿诺奖的最大好处不是奖金，而是终于不用抢车位。”

但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更深的象征：这所大学的荣耀，不在奖杯陈列室，而在那些还在堵车、仍然坚持来实验室的科学家身上。

在伯克利，诺贝尔奖从来不是奇迹，而是耐心、自由与制度共同酝酿的日常。

克拉克、德沃雷、马蒂尼斯、亚吉的共同点，不只是都来自加州大学，更在于他们代表着同一种科研土壤——一种依托公共资金、开放协作与长期投入的科研体系。

与高度依赖校友捐赠和企业基金的私立名校相比，加州大学的科研资金主要来自公共财政与联邦科研项目。这种结构让它更接近“社会耐心型”科研：不追求短期产出，不围绕商业回报，而是为科学家留出足够的“试错时间”。

放眼全球，从德国TU9的工程传统，到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整合模式，再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跨领域创新，公立大学体系共同指向一个趋势——科研越来越显示出从资本逻辑向公共逻辑、从短期项目向长期积累的回归。

加州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兼具“地方使命”和“全球格局”。它既要回应加州纳税人关于教育公平的期待，又要在科研上与哈佛、MIT竞争。十个校区、七十多位诺奖得主、横跨物理、化学、生医与工程——这不仅是规模，更是一种制度协同的成果。

某种程度上，它可被视为“自下而上生长的美国版巴黎萨克雷”：同样以协同、开放、长期投入为核心。

如果说私立大学往往体现资本与效率的优势，那么公立体系则依托制度与耐心——而2025年的加州大学，正是这份耐心最好的注脚。

截至2024/25学年，UC系统共有约4.1万名国际学生，占总人数13%；其中中国学生约占43%，印度学生约20%。伯克利、UCLA、UC圣地亚哥三校各自拥有超过一万名国际生，是全美最具吸引力的公立校园之一。

但UC也面临典型的“公立困境”：既要保持全球竞争力，又要兑现“服务加州”的承诺。

自2017年起，UC被要求将本科非本州生比例控制在18%以内，并在五年内扩招加州生1万人。由于国际生与外州生的学费约为本地生的三倍，这项政策在加州预算紧缩的背景下，让校方陷入进退维谷——招多了被批评“逐利”，招少了又会失去关键收入。

UC的回应，是以创新换平衡。

伯克利创设计算、数据科学与社会学院（CDSS），UCSB推进量子与AI研究，UCLA强化跨学科政策项目；多校还推出本硕连读与双学位计划，吸引优秀国际生继续深造。同时，UC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与巴黎政治学院、香港大学等联合办学，以开放姿态应对签证与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在加州大学身上，公立教育的“长期主义”有了现实注脚：

无论资本潮流如何起伏，那些仍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的人，才是大学精神最持久的注脚——而2025年的加州大学，正好提醒我们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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