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丨余泽民：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中文译者和好友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等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旅居匈牙利的翻译家、作家余泽民是其主要译者。2017年4月20日，余泽民还曾被匈牙利政府授予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

余泽民（中）获“匈牙利文化贡献奖”。 余泽民供图

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持人介绍了余泽民坎坷而多彩的经历，以及他与匈牙利文学结下的特殊缘分。多年来，余泽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马洛伊·山多尔、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马利亚什·贝拉、缪勒·彼得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约20部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余泽民在发表获奖感言中说：“翻译家是孤狼，很少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事实上，很少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不管怎么说，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此奖，因为我确实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这么说，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乡，匈牙利文学于我，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我在那里不仅有安全感，而且感到自己是个有用之人。我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这个美丽小国的伟大文学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余泽民获奖奖状

2016年底，记者曾与余泽民有一场长谈。余泽民从他初到举目无亲的匈牙利时说起，说起他为谋生而从事过的一个又一个的职业，说起他玻璃鸟一般透彻而无所遮掩的生活，说起曾施恩于他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在他生命中有着绝对地位的文学翻译。

“其实我去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

1991年，我坐了十天火车，终于抵达布达佩斯。当时介绍我过去的那位同学其实早去了维也纳，他知道我已经破釜沉舟了，所以没敢告诉我。我在火车站等到人群散尽，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过来说，“你朋友让我来接你”，我就跟着这个陌生人去到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的小城，塞格德。

“当时是非走不可了。我们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国了。其实我走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匈牙利不要签证。”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泽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私人诊所里当医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余泽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着被遣送的危险。“后来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坐在那儿就哭了，于是从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叫《玻璃鸟》，在匈牙利最开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状态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鸟，五脏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简单又单纯。”

1992年，余泽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幸好我人缘不错，有一大群朋友愿意帮我。有的朋友怕我抑郁，给了我很多书让我看。我在匈牙利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第二本是《鸟人》，第三本是《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科波菲尔》对我做人的影响特别大：一个善良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他的善良。”

除了精神上施以援手，余泽民的朋友也在生活上给他很多照顾。“好些朋友都给我一把钥匙，说你要是没地儿去了就来我家。所以我有一大串钥匙，得有20来把。几乎每天都有朋友问你干嘛呢，你有地儿吃饭吗，没地儿吃饭就跟我走吧。”余泽民说，那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是他彼时最大的宽慰。

持续到1999年，余泽民在布达佩斯一个华人报纸那儿找到一个工作：翻译一些当地新闻，然后进行编辑，这样做了三年多。

“到2002年时，我开始翻译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时候，基本上就专门做翻译了。但是仍然挣不到钱。期间我还教过太极拳，假期的时候跟着朋友去他家乡做果农、蒜农，每天能挣几美元，我们干一个月，攒一点钱就一帮人拿着钱去旅游。”

余泽民在正式做翻译以后，开始渐渐接触到匈牙利的导演和一些编剧，只要涉及中国的题材，他们就会找到余泽民。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中关于神父那个角色的对白基本都是余泽民写的。“有好几场戏，都是我写的。后来我也帮张艺谋弄《归来》的一个角色，因为我学过医，搞过心理学，前几年我还写过一个关于精神病院的报告文学，他们也觉得我可能会懂。就等于说这些方面其实我没几个是专精的，但我都有涉猎。这就是我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宝贵的财富。”

年轻时余泽民

余泽民翻译的第一本凯尔泰斯的作品是《英国旗》，从2003年到2006年，余泽民译、冒福寿审校了四本凯尔泰斯作品——《另一个人》《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和《英国旗》陆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7年，余泽民前往柏林，拜晤长居于此的大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随行带着自己翻译的四本凯尔泰斯作品。作家先请他喝咖啡，后来开了一瓶酒，又留他吃午饭，聊了四个小时。临走时，将近八十岁的凯尔泰斯拥抱他三次，对他说：‘所有翻译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康慨在《余泽民——疯狂的翻译家》中如是写到。

【对话余泽民】“翻译必须做原作家的代言人”

澎湃新闻：你在27岁左右到匈牙利，在那里生活了26年，其实你主要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的志业都是在匈牙利完成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是立足于中国的写作还是匈牙利风格更明显的写作？

余泽民：就我个人而言，从1991年到现在的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匈牙利对我的影响绝对超过中国的影响，但是我对中国的情结远远重于匈牙利，因为毕竟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匈牙利文化在情感方式、交流方式甚至语言的特色方面都对我有很深影响，有时候我写小说时的对话，最开始是用匈牙利语在脑子里组织的，然后用中文写出来。

我也非常努力地想让自己有一种语言风格，如果我在国外生活25年，写的东西还是跟中国本土作家的写作风格一样，那太没意义了。我想在语言上、文体上有自己的特色，我是故意保留别人所认为的翻译小说的特色。我不喜欢那种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却还是用中国本土作家的语言、视角、结构、叙事形式，去写一堆中国人钩心斗角的事情，甚至连题材都跟国外没有任何关系的写作。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其实他并没有跨文化。我写小说时，我的语言和题材一定不是本土作家可以写出来的，所以别人说我的东西一看像个外国小说，这很正常。

余泽民与翻译同行

澎湃新闻：你在进行翻译的时候有什么是特别注意的？

余泽民：翻译必须做原作家的代言人。你要理解他的本意，然后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我在翻译凯尔泰斯的语言时，我就尽量保持他的语序，因为他是故意那样结构的。比如他写“迄今为止谎言一直是真理，但是到了近些年谎言都不真实”，一定不要按照你的逻辑给他倒过来。

还有匈语中不分男他女她，我曾经翻译过一段讲男女关系的，他就故意玩了一个幽默，他写两个人相爱，但是未描述性别，看到最后你才知道是男同性恋。但是你在翻译的时候一定不能“剧透”，不然就会索然无味。

我觉得一本翻译文学作品读上去像一个中国人写的书，那翻译肯定是失败的。人家原来的语言特色你要表现出来，虽然可能读者不懂匈牙利语，但你要让他读到匈语的表达。

澎湃新闻：你在匈牙利的阅读是怎样的？

余泽民：我出国之后基本不看本土作家的书，原因之一是我觉得题材上离我很远，比方说写改革之后反贪啊留守啊下岗等题材，或者谍战题材，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勾起我任何阅读欲望。所以我最厉害的本事是挑外国人会喜欢的中文小说，可惜没有人问过我，很多中国人自以为外国人会喜欢的小说实际上是不会受到欢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语言，我读了和翻译了那么多书之后，我发现欧洲文学非常注意语言的质感，但中国的大多数作品都不在意，这是事实。

澎湃新闻：匈牙利的作家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余泽民：从思想性上讲我最喜欢的是凯尔泰斯。在读他的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作家，他有种使命感。凯尔泰斯曾说他觉得他应该写奥斯维辛，他说他是奥斯维辛的代言人，他说如果奥斯维辛没有被大家记住，等于上帝就失败了。他有那么一个使命感，尽管很少有人听他说。在他得诺奖之前好些匈牙利人不知道他，他其实很孤独。我上回也问过他，他说他获奖之前一共有9本书，9本书总共印了不到7000册。他拿到诺奖是因为德国人的推荐，他所有的书都翻译成了德语，在德语界影响很大。

现在小说家我最喜欢的是纳道诗·彼得（Nádas Péter），我翻译了他的《平行故事》的两卷，他的作品更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他不讲那种线性故事，他小说的结构很复杂，像侦探小说一样；他喜欢通过人与人的身体关系，来讲述人与人的关系，这可能是他非常原创性的内容，就是说他写了好些关系，你觉得既不是真正的爱情也不是纯粹的情色，有同性的暧昧但又不是同性恋，而是这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互控制。艾斯特哈兹我也很喜欢，我喜欢他那种幽默的贵族范儿，他从骨子里头有贵族气质。

澎湃新闻：你翻译最多的还是凯尔泰斯的作品，他执着于写奥斯维辛和他犹太人的身份有必然联系吗？

余泽民：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血缘是犹太裔，但是他本人既不会希伯来语，家族也不信犹太教，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文化是持保守与隔绝的态度的。但是纳粹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血缘把他给抓走了。所以他一生充满了各种的误解和错位。

他获得诺奖以后，匈牙利人不喜欢他，说他是犹太作家，因为他在小说里总在讲奥斯维辛，总在剖析犹太大屠杀，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事件，而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甚至在《另一个人》里写过，他对很多犹太人崇奉的以色列首都是没有归属感的。

别人给他的标签和他自己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跨越种族的作家，但是别人按照那些标签会因为他的血缘去抓他，因为他的血缘去抨击他，甚至有匈牙利人会拒绝他。直到现在还有好些匈牙利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批评匈牙利政府对二战大屠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