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广西争省会城市，一把手提议定在柳州，毛主席：你要听我的

1949年11月19日凌晨，梧州码头灯火昏黄。押运缴获物资的解放军连夜装船，风急浪涌，桂江水面不断撞击舷侧。船舱里塞满了刚刚收编的旧军票和民生公司留下的文件夹，一位随队干部嘀咕：“广西这么大，省会总得先有个落脚点吧？”这一句无心的抱怨，预示了接下来整整两年的拉锯。

12月14日，全境宣告解放。省级机关临时驻桂林，旧省府大楼外墙弹痕犹在。会议桌上三张地图展开：桂林、柳州、南宁三个名字被红圈标注，旁边插着蓝色回形针。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定都战”从此打响，纸上的红蓝箭头越来越密集，背后却是各自分量不同的筹码与考量。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广西省委一把手张云逸多次南下北上，先看完铁路线又看港口码头。1月下旬的一次内部碰头会上，他指着柳州说：“工业底子就在那儿，又是湘桂、黔桂铁路交汇口，调兵调粮都方便。”有人附和，也有人提醒：“广西南端两万多平方公里边境区亟须稳住，南宁不能忽视。”

1950年2月中旬，张云逸带着厚厚一摞数据赶赴北京。中南海会客室里炉火正旺，窗纸偶有噼啪声。茶刚泡好，他还没来得及翻开材料，毛泽东抬手示意先坐下：“云逸同志，柳州的账已看过，但边境局势更得细算。”一句话点到要害，气氛瞬间凝住。张云逸轻声回应：“主席，柳州的工机厂三个月内就能恢复三条生产线。”毛泽东微微一笑：“先把匪患剿净，再谈生产线。”对话不过十几秒，却让旁听人员心里凉了半截。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之前，越北局势突然生变。1950年3月初，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秘密到京，递交紧急情报：法军拟加强红河—高平空运线。毛泽东在夜半批示：“广西门户须锁紧，南宁不可再延。”据档案记载，就在同一份批示里，首次出现“以南宁为治所”七个字。

四月，柳州代表不死心，专程到武汉参加中南局会议。一位铁路科长在走廊里拍着胸脯说：“柳州港机修复完毕，车皮七天可直达衡阳。”然而周恩来听完汇报，只留下一句“军事优先”，便转入下一个议题。此后柳州方案虽未被立即否决，却已基本退出核心讨论圈。

同年深秋，剿匪大军挥师融水、罗城一线，十万大山再无大股匪患。铁路、航路、兵站、粮站一口气排开。南宁郊外，一排排工棚里灯火通明，铁道兵工锤日夜不歇。有人半开玩笑：“这阵仗，把省会定在天边也能建起来。”话虽夸张，却凸显中央对南宁的决心。

1951年春节前夕，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迁邕。韦国清赶到南宁主持第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他摊开新编《南宁市区总体规划图》，旁批一行小字：“十年后建成华南重要交通枢纽。”会场外，木棉含苞未放；屋檐下，大雨如线，打在薄瓦上沙沙作响。有人凑到韦国清耳边，低声笑道：“如果柳州真成省会，可就没我们啥事了。”韦国清摆手：“上面定了，咱们就干。”

1953年，通往河内的公路修复完成；1954年，空军某师落户隆安；1955年，黔桂铁路复线铺轨成功，货运列车首度直抵邕江北岸货场。短短五年，一座面向东南亚的门户城市初具雏形。遗憾的是，柳州机械厂最先进的一条车床生产线被整体搬到南宁，厂门口寥落的脚印让不少老工人心中发酸。

1958年8月，毛泽东检阅南宁新火车站。站台上机器轰鸣，却不见仪仗队铺张，只用几盆三角梅简单布景。毛泽东摘下草帽，回身对韦国清说：“当年梁思成不愿拆北京城墙，我说发展需往前看。广西也是如此，南宁要看全局，柳州依旧要兴工业，这棋盘才走得开。”

十年建设，事实已给出答案：南宁借外向通道完成跃迁，柳州则因机械工业根基而迅速壮大为全区第二极。两座城市彼此拉扯又互补，客观上成就了广西“一南一北”格局。省会之争就此落幕，但其间折射出的战略考量、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战后重建与长远布局，至今仍是研究新中国区域发展史绕不过去的话题。

木棉红了又落，邕江水依旧南流。十万大山深处，1950年留下的剿匪标语已模糊不清，却见证了那场静悄悄却决定广西走向的抉择——柳州奔工业，南宁立门户，几十年后回头看，一切都在1950年那个早春定下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