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篆山石窟寺考古新发现：揭开佛会寺千年历史面纱出土300件文物

202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启动了对石篆山石窟寺区域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

作为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篆山石窟以其独特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闻名于世。

而此次对佛会寺遗址的发掘，则为解读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

考古现场：层层揭开的佛会寺遗迹

6月24日，当记者走进佛会寺考古现场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严谨有序的工作场景。

考古队员们正手持手铲、刷子等工具，在探方内小心翼翼地清理土层。

每一铲土的移出，都可能关乎重要遗迹的存留；每一处细微的痕迹，都可能隐藏着关键的历史信息。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员邓启兵向记者介绍："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佛会寺遗址600平方米的发掘工作。

最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清晰地揭露了寺院山门遗址的全貌。

据邓研究员描述，发掘出的山门遗址保存状况良好，包括石砌梯道、一对造型生动的石雕蹲狮、规整的铺石地面以及牌坊基址等重要遗迹。

这些发现与明清时期文献中记载的佛会寺山门形制高度吻合，为复原寺院历史格局提供了确凿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现有山门遗迹之下，还发现了更早期的建筑遗存。

"这些叠压关系明确的遗迹表明，佛会寺可能经历了多次重建或修缮，"邓启兵解释道，"我们正在对这些早期遗迹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这将帮助我们厘清佛会寺的历史沿革。"

重要发现：后殿台基与丰富出土文物

在寺院后殿区域，考古队揭露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

这座台基面阔约19.25米，进深约10.9米，残高1.1米，其规整的形制和保存完好的铺石地面，显示出当年建筑的恢弘气势。

台基四周散落着大量建筑构件，暗示这里可能曾是寺院的重要礼佛场所。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收获了300余件珍贵文物，这些出土物犹如一把把钥匙，正在逐步打开佛会寺的历史密码：

建筑构件：包括形制各异的板瓦、筒瓦，纹饰精美的瓦当和滴水，以及造型生动的脊兽、鸱吻等。

这些构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工艺水平，其纹饰演变还可能为判断建筑年代提供重要线索。

宗教造像：出土的坐像、立像、佛头像、菩萨头像及弟子头像等，雕刻技法娴熟，风格多样。特别是一些残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佛教艺术在川渝地区的本土化演变提供了新材料。

生活用具：青花瓷碗、瓷盏等日用器皿的出土，再现了僧侣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几件带有年款的瓷器，将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

其他遗物：铜镜、铜钱等金属器，以及刻有文字的碑石残块，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枚保存完好的"嘉靖通宝"，为判断遗址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

"这些出土文物就像散落的历史拼图，"邓启兵说，"我们需要通过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和年代测定，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

学术价值：重构石篆山的历史空间

此次发掘的意义，远不止于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

从学术层面来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对佛会寺平面布局和建筑序列的揭示，考古人员得以重构寺院的整体空间结构。

"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寺院的中轴线布局，"邓启兵指着发掘现场说，"从山门到后殿，这种严谨的空间规划反映了古代佛教建筑的典型特征。"

其次，发掘为研究佛会寺与石篆山石窟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考古发现表明，佛会寺很可能与石窟的开凿、供养和维护密切相关。

"寺院与石窟在空间上的紧密关联，暗示它们可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活动体系，"邓启兵解释道，"这种'前寺后窟'的布局模式，在川渝地区颇具代表性。"

再者，出土文物中儒、释、道三教元素的共存，为研究三教融合提供了实物证据。特别是一些造像风格显示出明显的民间信仰特征，反映了宗教艺术在地方上的创造性转化。

展望：考古工作持续推进

目前，考古队正对已揭露的遗迹进行三维扫描和精细测绘，同时将出土文物送往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

"我们计划对部分建筑构件进行成分检测，"邓启兵说，"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建材来源和工艺技术。"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还将对寺院周边的附属设施展开调查。

"根据文献记载，佛会寺周边应该还有僧房、斋堂等建筑遗迹，"邓启兵透露，"我们期待通过这些发现，还原出一个更加立体的寺院生活场景。"

此次发掘不仅填补了石篆山石窟寺考古的空白，也为川渝地区石窟寺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正如考古队领队所说："每一处遗迹的揭露，每一件文物的出土，都在帮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佛会寺的考古发现，必将为理解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和川渝地区宗教发展史写下新的篇章。"

对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次考古发掘最令人振奋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得以通过实物证据，直观地触摸到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文献记载中的历史场景。

当现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遇上千年文化遗产，一段被尘土掩埋的历史正逐渐变得清晰可见。